文博时空 作者 王娟
福航天下展厅入口
福建博物院“福航天下——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印记”展览中有一件“镇馆之宝”，它是曾经登上《国家宝藏·展演季》的“孔雀蓝釉陶瓶”。
除福建博物院收藏的这件孔雀蓝釉陶瓶外，同时出土的还有两件分别藏于国家博物馆和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五代孔雀蓝釉陶瓶 来源：福建博物院
经权威专家推测，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源自波斯。它所具备的特殊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对中外陶瓷交流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与西亚地区人民通过海路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
此外，孔雀蓝釉陶瓶的珍贵之处在于它的工艺价值。在世界陶瓷发展历史上，有一段过渡期，是从乳浊釉向透明釉的发展，孔雀蓝釉就是这一过渡期的代表作品。陶瓷学界一度对这段过渡期存在争议。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的发现，为此提供了相关证明。
孔雀蓝釉陶瓶或出土自福建最早的帝陵
孔雀蓝釉陶瓶1965年出土于福州北郊莲花峰的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闽国王后刘华墓。
据文献及刘华墓志所录，刘华，字德秀，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南平王刘隐的次女，封清远公主。公元917年，时年22岁的刘华嫁给当时闽国国王王审知次子王延钧。公元925年，王审知长子王延翰继位。次年，王延钧发动兵变后继位闽王。公元930年，刘华过世。由此可知，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的年代应为公元930年前之物。
公元933年，王延钧称帝。从考古发掘现场来看，刘华墓很可能是刘华与王延钧夫妻合葬的王陵。而闽国前两代君主王审知、王延翰皆未称帝，因此，刘华墓很可能就是福建最早的帝陵。
这三个瓶子的体型都比较硕大，通体施孔雀蓝釉，厚而晶莹，总体上瓶敛口，矮颈，广腹，小底。口沿处附小耳，通高74.5-78厘米，状如橄榄。该类陶瓶器形产自古代西亚及中亚地区，古波斯地区较为干旱，此类器物在发展过程中多适应其长途取水或迁移的需要。一般用于盛装油、香水、饮品等液体类物质。
五代 孔雀蓝釉陶瓶（局部）
这种长瓶最早应是穿绳背运或是挂在动物身上驮运，刘华墓出土陶瓶肩部堆塑有环耳及绳纹，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实用功能的遗蜕。
据考古现场分析及专家推测，刘华墓中的孔雀蓝釉陶瓶很可能作“长明灯”盛油之用。为了能将孔雀蓝釉陶瓶立置于刘华墓的平地上，闽国的匠人们配置了固定它们的石覆莲座。
石覆莲座
古波斯孔雀蓝釉陶瓶如何进入中国？
从孔雀蓝釉陶瓶的器形、胎质和器表纹饰看，类似器物在伊朗、伊拉克等多地都有发现，且其与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伊斯兰式釉陶相一致（见下图）。因此，这三件陶瓶的产地应该是来自素以制陶著称的古代波斯地区。
伊斯兰式釉陶瓶 图片来源：《波斯陶釉：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者》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具有海外交通的天然优势。王审知据闽至王延钧称帝的四十年中，福建境内较为安定，与内地关系也较好，并能重视海外通商贸易，“招来海中蛮夷商贾”，发“蛮舶”到海外经商，大大推动了福州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与南亚、西亚等地区都有商业往来。
闽国王延曦永隆年间(939-941）在福州设立“市舶使”，专门管理海外贸易机构，标志着海外贸易已由官办的“朝贡贸易”转变为民间的“市舶贸易”，福州海外贸易规模空前发展。大量的海外商品经福州港转销中国内陆，福州港成为“波斯货”进入中国的转口贸易重要港口。
晚唐著名诗人薛能《送福建李大夫》一诗云，福州有“船到城添外国人”，也反映了福州与海外通商的盛况。福建博物院展示的这件孔雀蓝釉陶瓶，形体较大，且陶瓷较易碎，经不起多次辗转，极可能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从伊朗通过船载，沿着海路，从福州港进入闽国的。
这种孔雀蓝釉陶瓶并非西亚陶器流传到中国的孤例。福建博物院专家曾在五代十国之一闽国的奠基人王潮位于泉州惠安螺阳镇凤旗山出土墓穴调查时，也发现有孔雀蓝釉陶片数片，其釉色、陶质和器胎厚薄均与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相一致。
刘华墓发现孔雀蓝釉陶瓶之后，扬州、宁波、泉州、桂林和容县、广州等地都曾出土波斯陶器，皆以绿或蓝色为多。这些地区除了桂林和容县外，都是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海路贸易经济的繁荣昌盛。
唐 绿釉双耳波斯陶罐
此次在福建博物院与“孔雀蓝釉陶瓶”同时展出的，还有从江苏扬州汽车修配厂出土的一件唐中、晚期双耳绿釉陶壶，收藏于扬州博物馆。
唐风宋韵 五代承启
除孔雀蓝釉陶瓶外，刘华墓中还出土了48件陪葬陶俑，包括男俑、女俑、鬼神俑、人面兽身俑等。根据我国古代丧葬习俗，陶俑通常只出现在王公贵族的墓室里，反应了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理念。
这些陶俑无论在数量、大小、制作技巧上，都代表了当时陶俑制造者的最高水平，造型涉及唐末、五代时期的人物形态服饰，以及当时的宗教、艺术等多方面，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竖发执物鬼面俑
双角神兽俑（像不像憨豆先生？）
刘华墓出土的陶俑造型，承袭了唐代的写实风格。男女俑形体高大，精雕细作，造型美观，面容浑圆饱满，雍容丰腴，端正华贵，衣褶线条流畅娴熟。其比例准确、肌肉丰满实感，具有时代和地方的特点，特别是脸部的塑造，虽保持了唐代那种肥硕的风格，而塑工更精。又如扶杖老人俑，比例准确，脸部肌肉刻划细致，神态生动，为唐俑中所少见。
戴“王冠”执物俑（局部）
戴风帽扶杖老人俑（局部）
这些陶俑中有戴“王冠”、戴幞头状帽、戴风帽的拱立俑，应为宫中的文吏。幞头弯身俑可能是供奔走的仆人。
戴幞头帽执物男俑
戴幞头帽弯身俑
戴角状帽执物男俑
刘华墓人物俑中规格最大的仕女俑，高达103厘米，脸庞圆而丰满，体态端庄，穿交领广袖衣，抹胸微露，脚穿如意云头鞋。双手交拱，仪态娴雅，颇有盛唐崇尚肥美的遗风。从服装款式看，这件仕女俑穿的是唐代贵族妇女的“襦裙大袖”制礼服，衣服表面还有彩绘痕迹，表明衣服是相当的华丽。但其头上梳着的扇形高髻，在中原地区找不到原型，所以可以认为是五代时期福建地区独具特色的造型。
双髻执物女俑
高髻拱手女俑
戴风帽执物女俑（局部）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艺术设计系潘少芳副教授指出，不同朝代的服装，不会突然之间出现，也不会突然之间消失。朝代更迭之间，服装的流行具有延续性。服装的影响，可能会非常久远。
比如这尊扇形高髻仕女俑，她所着的襦裙，就是我们中国五千多年历史中流行最久的一个经典款式，从先秦到民国，短上衣加裙子，时至今日，我们也会这么穿，这其中就有“襦裙”的影响力。
又比如圆领，最早其实是从欧洲游牧民族传自中原，有地域、民族上的融合。因此，在中华民族传统服装上，也同样可以看见“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第一次在史书中记载的民族服装融合。魏晋南北朝之前，人们的服装还是以宽衣博带、大袖飘飘的魏晋之风为主。而胡汉融合之后，唐代服装中出现大量的坦领、束胸襦裙，亦有受到民族融合的影响。
五代闽国是福建地方历史的重要阶段，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动荡、分裂的年代，但又是走向统一安定的时期。刘华墓陶俑所呈现的五代服饰亦，随着时间的变化，在整个历史的发展与朝代更迭中融合、演化。
这个阶段人们的审美观趋于朴实和理性的、逐渐将大唐的恢宏绚丽淡淡为疏朗简雅的风尚。人们的服饰风格，也渐从唐代自由、开放、丰满、华丽，过渡至宋代“窄、瘦、长、奇”的风格。
服饰风格与功能上，虽然紧接唐代，却不再推崇奢侈华丽、而是变得更实际，注重功能性。比如，襦裙腰身的下移，相比高束胸腰线，更加便于穿着以及行动。男性幞头变得硬挺,从实用性上来说也强调朴实和理性。
另外,当时的着装也不再追求量感和繁多,转而追求紧凑和简洁，五代女子襦裙变窄、披帛变狭长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审美的特点。
观展攻略
福建博物院“福航天下——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印记”展联合国内35家博物馆，展出295件（套）文物。该展览位于福建博物院2、4号展厅，持续至8月18日。“远来物华”单元，讲述了海外舶来品在中国的传播，其中包括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扬州出土的波斯绿釉陶。若想一睹刘华墓出土陶俑的盛唐遗风，可前往福建省博物院“古代文明之光”常展厅。
若您对中华传统服装的演化感兴趣，推荐观看如下纪录片和书籍：
人文历史纪录片《中国》第一季第8集《融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服装史》，贾玺增，东华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 欧潭生，《从考古角度看福州历史及“海丝”遗存》，《福建史志》2018年
2) 程酩茜，《波斯陶釉：早起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者》，《大众考古》2016年
3) 曾凌颂，《闽国王后刘华墓的考古发现》，《大众考古》2016
4) 苏佳，《“五代闽国刘华墓陪葬陶俑”衣冠服饰小考》，《福建文博》，2015年
5) 陈梓生，《略谈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福建文博》2013年
6) 汪震，《从刘华墓出土蓝釉波斯陶瓶看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外交流》，《福建文博》2013年
7) 周长源《扬州出土古代波斯釉陶器》，《考古》1985年
8) 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9) 陈存洗，《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的来源问题》，《福建文博》1984
10) 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
图片 | 王娟、福建博物院
排版 | 小谢
设计 | 子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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