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社会物化女性的历史有多长，女性的反抗就有多强。它所造成的影响是正面的，即使还不能带来全面的改变（尤其在某些父权文化极强的政治与信仰体系中，改变更加艰难），巨轮开始滚动，局势已经不同。
最近地铁偷拍事件与政治圈的性骚扰事件连番被揭发，一阵狂暴而愤怒的风潮席卷而来，也终于迫使大众注意并且正视这个在国内社会长久以来一直被忽略、被隐忍、被压抑、被羞辱、被嘲笑，最终被“搓掉”的议题。
加害人“看似道歉，实则脱罪”之词
这些性骚扰事件被揭发的过程大多相似：受害人提出控诉，巨细靡遗地描述事发的时间地点与经过，甚至提出白纸黑字的证据；加害人眼见无可否认，为求减低对自身的伤害，只好塑造“勇于”道歉的形象。
然而道歉的内容可想而知，千篇一律的都是“事发已久导致记忆模糊／酒后判断失当意外越界／以为对方也有意愿／友好肢体动作造成误会”等，这些看似道歉，实则脱罪之词，背后真实的讯息不外乎“事情发生那么久谁记得？（当然也有可能下手对象那么多，过了这么久我哪记得你？）／酒后乱性情有可原，下手的是酒精不是我／是你误导我，害我以为你也想要／不小心碰到你是无心之过，干嘛小题大做？”看了让人觉得他们不只吃相丑陋，行为恶劣，连道歉都毫无诚意，千错万错都不是他们的错！
更可怕的是，在大部分人谴责加害人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人“照例”检讨受害人， 这些人的恶意嘲讽与厌女心态，虽然对于在父权社会中成长的女性们不是什么新鲜事，仍然让我感到恶心与愤怒。从我母亲成长的年代、我成长的年代，到我成为母亲的年代，世界改变了这么多，人们的知识水平进步了这么多，女权与人权发展了这么多，为什么这样的思维仍然存在？为什么两性的不平等待遇仍然被允许，甚至被鼓励？为什么这些人宁愿指责受害人，而非制裁加害人？是不是只要能够证明受害人行为不端或别有居心，所有的恶意侵犯就可以被合理化，甚至一笔勾销？
性骚扰，甚至更过分的性侵害，很不幸的几乎是每个女性多少都经历过的可怕经验，如果有人说她没有遇过，那很有可能是她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性骚扰”。当然性骚扰与性侵害经验不限性别，但本文将聚焦讨论女性经验。
性骚扰的发生，经常都是在无预警的、当事人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当下反应不过来，或是限于当下情境无法及时反抗，事后只能困惑又羞辱地归咎于自己让人有机可乘，甚至无奈接受“这就是身为女性的宿命”。
社会告诫年轻女性“小心”，却没处理问题
我最早的性骚扰经验发生在高中时期。学校位于还很空旷、前身是工厂的郊区，老师在课堂上说我们是市里的“地王”，我却只看到一片荒凉。刚入学时，我就听说学校附近有暴露狂出没，但是从没看到或听说学校有任何应对措施。
高一某天下午，我和同学走过学校旁的公园，远远看见一个男人用不自然的姿势僵直地站在人行道旁，走近一些我才赫然发现，他的裤挡大开，某个奇怪形状的东西挂在外面，正是传说中的暴露狂。我和同学吓得拔腿就跑，事后我们没有跟父母提起，也不敢向学校反映，因为我们觉得遇到暴露狂这件事可能是我们的错，因为太晚离开学校、没有跟一群同学一起走，总之当时大人的告诫只是警告我们小心，而不是积极处理问题的根源。
然而这不是单一事件，高二又遇到了一次，虽然害怕，但是我故作镇定，假装没有注意到站在一旁的暴露狂，和他希望我看到的东西（因为听说女生没有看到而尖叫，他们会很失望）。第三次是高三时，一个男人（不知是否为同一人）坐在人行道旁的车里，车门敞开，下半身 裸着，等着路过的高中生。这一次，我已经不觉得害怕，而是觉得很可笑──这个人到底能从这样的行为得到什么乐趣？如果只能从少女（或更广义的“女性”）的恐惧中得到满足，那他的人生有多失败？我一边这样想，一边勇敢地往前走，头也不回。
但是生活中的性骚扰，并没有从此停止。
大学时期，我坐火车通勤。某天傍晚，我坐在北上火车靠窗的位置，一个穿着西装、大约 30 岁左右的上班族，拿着报纸在靠走道的位置坐下。不久后，我读着手中的书，突然感觉到身边奇怪的律动和声音，眼角斜瞄过去，他左手拿报纸做掩护，右手正在裤档里不停摩挲。我立刻起身，男人措手不及（因为两只手都很忙），紧张地停止报纸下的动作，非常错愕地让我从他前面走出去，大概是他没有预料到我会有这样的反应，而且面无惧色。
后来想起来，我其实应该报警，同时大声让车里的乘客知道这个人在做什么恶心的事，以免他食髓知味，继续骚扰其他女性，但是我只是换到了离他很远的座位，眼不见为净。因为年轻的我不知道，除了逃，自己还能做什么。年轻女孩总被告诫外界的险恶，被要求远离危险和诱惑，但是没有人告诉她们，这些险恶、危险和诱惑，既不是她们造成的，也不该是生活的常态──她们是可以大声说不，站起来反抗的。
英国留学生宿舍里，至今忘不掉的那张脸
刚来伦敦唸书的时候，我住在一间国际研究生宿舍里，门口有保安24 小时值班，收信收包裹维修等等杂项事件都要跟保安接洽，出门时也可以像旅馆那样把钥匙留在柜台后的格子里，回来再拿。因为这样，大部分学生都跟几个轮班的保安混得很熟，早晚打招呼聊天是寻常的友善表现。
某天我和朋友去聚会，深夜才一个人回到宿舍，我从常值晚班的保安手中接过钥匙，他突然问我为什么不走离我房间比较近的楼梯，我的房间就在门房室的楼上，平常走的楼梯已经很近，我回答我不知道还有更近的楼梯。这个年约 50 岁、看似好好先生的保安露出笑容，示意我走进保安室旁的走道，走道尽头果然还有一个楼梯间，但却是位在我房间走廊的另一头，我心想这并没有比较近，礼貌的谢过带路的保安，准备上楼。此时保安的笑容由友善转为淫秽，他指指自己的嘴，要我给他一个吻作为答谢。我对这样的转变惊吓不已，勉强挤出 “ Sorry, I can’t. “，立即转身冲回房间，非常害怕他会跟上来，整晚都睡不安稳。
事发之后，我想或许是我常常穿着性感的衣服和宿舍朋友去酒吧 和 Party、常常和不同男性友人同进同出（在大厅遇到了一起出门、回宿舍路上碰到一起走回去）、常常笑着和保安聊天，才会让他误会我是个男女关系开放，是谁都可以吃豆腐的对象。我不知道能不能举报，毕竟楼梯间没有监视器，我没有证据可以做出有力的指控，万一他矢口否认，我不但会把事情闹大，也可能置自己于险境，于是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每天从那个令人作呕的人手中接过钥匙和信件。
几个星期后，我和在宿舍当学生会长的希腊朋友聊天，把这件事当笑谈对她说。朋友听完脸色大变，收起原来聊八卦的语调，严肃而激动的说：“你应该要举报他！这样的行为完全不可容忍！”
“可是他其实没有碰到我，只是那样说而已。”我试着淡化发生的事。
“幸好他没有碰你！但是他连这样的话都不应该说，这已经是性骚扰了！”
在她的要求下，我把事发经过写下来，她帮我转给宿舍的行政人员，指控保安性骚扰。不久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当年的我不敢问希腊朋友，宿舍怎么处理这个事件、我的指控是不是让这个人丢了工作，我没有勇气，也不想知道，我只想忘记那张猥琐的脸，和他嘟起嘴的样子。但是事隔十几年，那张脸还是清楚的在记忆中，像个丑陋而可恨的疤痕。
以上这些，不过是我被性骚扰的众多案例当中的几个。
风潮才刚开始，但局势已和过去不同
人生历练教了我是非，成为母亲给了我勇气，后来我终于知道那些强加在我身上的骚扰，和我穿的衣服、我的社交活动、我的人际关系、我的笑容言谈⋯⋯等等都无关，那些骚扰女性的男人，只不过把我们看成行走的物品，穿着什么都不重要，在他们的欲望里，我们没有个性、没有思想、没有感受也没有说不的权力。
这必须停止。我们不该再忍受那些轻挑、剥削、意淫的眼神与言语，与有意（却伪装成无意）的肢体骚扰，还有男性至上主义中，对于女性的压制与羞辱，要我们承受，要我们自省，要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负起责任。现在反抗性骚扰的运动，是一股很庞大的力量，父权社会物化女性的历史有多长，女性的反抗就有多强。它所造成的影响是正面的，即使还不能带来全面的改变（尤其在某些父权文化极强的政治与信仰体系中，改变更加艰难），巨轮开始滚动，局势已经不同。
最近爆发的案例里，男性都是知名人物，利用权势与工作满足一己私欲，因为他们的知名度，让他们容易被指认、被炎上，受到立即的舆论与商业处分。然而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一群利用身份、年纪、职位、体能等优势侵犯女性的无名男性，在这个社会里横行霸道，并且传承他们的父权思想给下一代，希望“男性荣光”永不熄灭。当然，我相信这只是一部分的男人，但光是几位知名人士在娱乐圈、网络与政治圈为所欲为多年，到现在才被揭发，就说明了这个社会对父权文化有多么习以为常，需要深入的检讨与彻底的改变。
反抗性骚扰运动在国内才刚开始，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是我们必须告诉每个女性“没有人能够以言语、肢体或其他方式让你觉得不舒服，如果有，那不是你的错，你可以勇敢说出来，我们会站在你这边，帮你做出必要的反击”。有这样的认知与支持，她们才能勇敢反抗加诸在她们身上的越界举动与舆论压力。同样的，每个男性都应该被告知“你不能在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下，以言语、肢体或其他方式，让别人觉得不舒服，如果有，你必须正视这样的举动反映了什么样的心态，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深切的反省并且不再重蹈覆辙”。
年少的我不知道该逃的、该检讨的不是我，我应该对骚扰的人做出指控，不需要顾虑会对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无论是对个人名誉、经济收益还是家庭子女造成的伤害，当他们在开黄腔、亲一下、摸一把以满足欲望的同时，就已经亲手摧毁了这些人事物的价值。心态正常、尊重异性、爱家爱妻的男人，不会因为酒精、意外、开玩笑或其他什么情境，就轻易跨越人与人的界限，这样的理由永远只是借口、卸责，只是张牙舞爪的男性雄风下，不敢面对自己的粗鄙和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