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瓦格纳的“兵谏”与全球的形势
瓦格纳此次事变，明显是一次“兵谏”行为。这种行为在大一统的王朝难得一见，但是在我们的近代史上就有现成的例子。
当年西安事变，张学良在自己军队战斗之后得不到补充，反而被撤销了编制之后，就有感于民族大义，举兵向蒋介石“兵谏”要求枪口对外一致抗日。而后在各方协商达成目的后，就释放了蒋介石并且离开了政治舞台。在这之后中国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本的妥协之路自此断绝。张学良与蒋介石有着良好的私交，并且曾经是政治上的盟友。但是在被“削藩”的过程中，还是激发了兵变，但是由于强敌在旁最终事件和平解决，并且让各方在此次事变中统一了共识，那就是对外妥协死路一条。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瓦格纳与普里戈金此次“武装旅行团”冲击莫斯科，其实也起到了封死俄罗斯对西方妥协之路的效果。
这次兵变的起因就是俄罗斯国防部对瓦格纳的“削藩”之举。但是为什么俄罗斯国防部会选择此刻对雇佣兵进行打压呢？这是因为在国际的大环境上局势趋于缓和所致。
在美元的加息周期，需要全球的资金向美国流动，以此缓解美国的流动性紧张，所以希望在世界各地都出现动荡，此时地缘冲突爆发的概率变大；但是在美元的降息周期，需要美国的资金杀到各地区抢钱抢人抢地盘，所以希望国际局势和平。而美国在本国的银行业出现缺钱的流动性危机之后，其加息政策已然是难以为继，必然会转向。在这个大的经济背景之下一系列外交事件就展开了。
布林肯访华，中美关系有所回升，这对于世界有了一个缓和的预期，而这种预期投射到俄罗斯就体现国防部在俄乌战争中斗争性的减弱。如果俄罗斯打算继续扩大战果，是不会在此时贸然地对瓦格纳这支战斗力强且战果颇丰的部队进行削弱和打压的。战时“削藩”不是一个正常的选项，更可能是俄罗斯的国防部认为战争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所以才会有吞并瓦格纳的组织调整，这也才引得瓦格纳的首领普里戈金愤而带兵起事。
这种没卸磨就杀驴的操作，其本质上是俄罗斯对西方妥协性上升的表现，这与俄罗斯国内的权力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两个沙皇”对战略制定权的争夺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实际上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其内部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包含了普京的希拉维克集团和亲西方贸易势力的建制派，另一派就是广泛存在于社会大众和基层军队组织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极端派——皇俄派。普京作为共主，实际上也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派系的“投资人”，所以普京对于皇俄派的态度是复杂的——且用之且防之，其希望维持各派的平衡。
但是权力场也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全球化发展顺利，俄罗斯油气资源出口获利颇丰的时代，自然是俄罗斯的建制派稳坐龙庭。而在长期高烈度相持的俄乌战争中，军方自然就成为了焦点，其势力也必然水涨船高。因为此时前线浴血拼杀的将士很容易与其直属的指挥官建立强联系，而前线军事集团与后方军事集团的矛盾也会加深。战争不会遵循上级的意志，所以权力自然会向前线军事集团转移，这也是自然之理。
战争越持续，前线军事集团的内部纽带越强；战争越扩大，前线军事集团所集中的资源就越多。
所以在俄乌战争之初，普京就寄希望于以雷霆一击而与泽连斯基达成城下之盟，但是没想到俄军拉胯加之泽连斯基使诈，这使得普京的“闪电战”失败。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23年6月17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曾在去年3月签署过一项“乌克兰中立和安全保障条约”草案，但基辅方面“出尔反尔”，在签署文件草案后拒绝承认协议。）
而后俄罗斯就学起了中国的“两山轮战”，开始在乌东打壕堑战。但是俄军怎么能与解放军相比，乌东平原又怎么能与越北山区相比，一场哈尔科夫惨败让俄军颜面扫地。
在这之后，俄罗斯才下达了部分动员令。为什么早点不进行动员，为什么不进行总动员？这是因为动员令意味着军事系统大规模渗透入社会体制，人、财、物会随着总动员而集中到军方体系，这意味着盘踞在低阶军官群体上的民族主义皇俄派的做大，而这正是俄罗斯建制派所深为忌惮的。
国防部长绍伊古与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是普京用来制约军方基层势力的建制派，他们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预想的是一场时间短烈度大的“闪电战”，这是用时间来限制皇俄派的生长。而在“闪电战”破灭之后，则是收着打的“壕堑战”，希望以有限的资源拖住战线，是以防御工事来节约进攻性军事力量——以“物”来节约“人”，限制住了人的规模，就是限制住了军队基层势力的规模。这样就避免了战争的总动员，以此防止前线的军事集团与后方的总体协调部门之间的“冠履倒置”。所以对于俄军的建制派来说，这场俄乌战争既要针对乌克兰，也要防范自己军中皇俄势力的做大，这种既要打仗又要限制自己人的管理模式，自然就与前线军事集团形成了矛盾。
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延续之下，此次俄军中的建制派才会做出战时“削藩”的举动，而且是针对具备较强进攻性力量且刚刚在巴赫穆特战役中立过大功的瓦格纳。
瓦格纳与绍伊古的梁子，不光是这次结下的。当年绍伊古军改，就是淘汰了大量的俄军战士，这部分人构成了瓦格纳雇佣兵集团的主要成分。所以此次绍伊古再次逼迫瓦格纳与国防部签约，就使得瓦格纳内部的愤恨情绪到达了一个顶点，所以对于瓦格纳的首领普里戈金来说，此时如果不顺应瓦格纳的这种情绪，就将会彻底失去这支武装。所以普里戈金选择了发动兵变。
瓦格纳是皇俄思潮的团体，但是普里戈金本人并不是皇俄。普里戈金本人与就普京交情深厚，而且从属于普京的圣彼得堡帮，曾是普京身边的“御用大厨”。所以普里戈金实际上是俄国的“张学良”。他的举事代表了前线军事集团与后方建制派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他本人并不能成为皇俄派的代表。这也就是他在飞速推进到莫斯科附近却最终接受了调解原地解散了瓦格纳的原因。为此瓦格纳的宣传频道还传出他功败垂成、办大事而惜身的批评。
所以此次瓦格纳兵变，本质上是军方中皇俄派系与建制派的对决，只不过兵变的领导人物又不是皇俄派，所以这场兵变就不是针对普京的，而是两个派系针对战略制定权和物资分配权的一场斗争。
正是因为此次兵变的背景，所以瓦格纳才能够进展得如此顺利，兵不血刃占领了南部军区与后勤基地。而对瓦格纳的兵变，面临着后勤基地罗斯托夫被占领，前线的俄军镇定自若，丝毫不乱，这也就说得通了。在之后瓦格纳突击队向莫斯科狂飙突进的过程中，一路都没有阻拦，部队在高速公路上一字排开毫无防御姿态，这种轻松的状态也说明瓦格纳此举在军方的群众基础之深厚。在普京宣布瓦格纳为叛乱之后，各路人马都是一面表忠心一面看热闹，也是知道此次不会动摇普京的地位，但是也认为应该给国防部的建制派一点颜色看看，所以才是这么个举动。
这一点皇俄派的精神图腾——斯特列科夫，看得很明白。他说自此俄罗斯就有了“两个沙皇”。这两个沙皇并不是两个人，而是皇俄派与建制派。目前这两派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普京。
所以在此次事变当中，普京的统治地位反而得到了确认与巩固，很多前线将领和重量级人物都在此次事变当中表达了对普京的拥护。而这也是普京迅速接受了普里戈金条件的原因，因为这看起来是普里戈金一个人的权欲所致，但其实背后是俄罗斯两股力量的碰撞，这时候如果让激化矛盾必然导致俄乌战争前线局势的恶化，而兵变的一方又并不是针对自己，所以约束建制派做出适当妥协无疑是解决事变的最优解。
三、被堵死的妥协之路
这次瓦格纳兵变也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局势，简单来说就是堵死了俄罗斯建制派对西方妥协的“后路”。
瓦格纳此次事变的主张是：
（1）总动员，彻底击败乌克兰；
（2）撤掉国防部长绍伊古与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3）瓦格纳保持独立不被国防部吸收。
这前两个主张都是皇俄派的主张，基本与普里戈金关系不大。所以可以看出此次瓦格纳兵变意图是扩大前线军事集团的权限，解除建制派对皇俄派的约束与限制，这才是此次兵变的核心诉求。
而普京之所以能迅速地平息兵变，也与其愿意答应部分瓦格纳的诉求有关。因为瓦格纳事变一起，无论怎样平息，国防部的绍伊古与格拉西莫夫等建制派都会权威扫地。他们的“削藩”操作是这次事变的直接原因，搞出这么大篓子，权力肯定会受到削弱。
而且普里戈金曾经指出，绍伊古与西方有专门的沟通渠道。这一条无论真假，都是对西方妥协主张的否定。
所以早在此次瓦格纳兵变之前，基辛格就曾说过，如果普京结束俄乌战争，那么他的政权就会变得很脆弱。这其实说得就是当普京违逆皇俄派的意愿而与西方在乌克兰达成妥协时，就会埋下无数个此次兵变的风险，早晚有一个会造成恐怖的影响。
但是基辛格没有料到的是，普京的亲信普里戈金会带领瓦格纳以这种“武装旅行团”的方式来释放这种风险，也没有料到普京会转变得如此之快，使得事件得以快速和平解决。这在客观上使得俄罗斯国内“接种”了一针反妥协的“疫苗”，让普京知道了此时向西方妥协的后果，让其他建制派知道了皇俄派的力量，让国际上明白了普京才是现在俄国最温和的统治者，这就使得美国试图通过俄乌战争推翻普京政权的努力变得十分可笑——原来自己孜孜不倦试图消灭的，竟然是自己最大的潜在合作对象。
这一遭走过来，普京的角色得到了国内外各方势力的认可，反而变成了俄国的最大公约数。虽然普京的地位得以暂时稳定，但是妥协性强的俄国建制派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此次兵变告诉他们一个道理：要么针对乌克兰，要么针对妥协派，俄国的战斗一旦开始，就必须有一个结果。
而这一切让美国挑动俄乌冲突的战略努力变成了反作用。原本只要给俄罗斯一句“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的承诺就能搞定的事情，却在如今让美国骑虎难下。当俄罗斯难以搞定的时候，如果美国还想要给美元的降息周期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那么恐怕就要琢磨琢磨泽连斯基了。毕竟目前泽连斯基不但绑架了西方各国的民意，而且按照美国本来的剧本，是希望俄罗斯真的能够闪击乌克兰获得成功，然后顺势制裁俄罗斯做空欧盟，以欧盟的去工业化来完成美国经济的复活，但是如今这一切都跑偏了。
面对着一个一致对外，斗争性越来越强，妥协性越来越弱的俄罗斯，美国已经没法战俄乌战争中讨到什么便宜，此时恐怕五角大楼也该开始制定退身之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