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第一场换心手术 ─不在美国，不在英国，为什么发生在南非

1967 年，南非首都开普敦。

1960 年代是一个奇迹年代。在这个年代，人们征服了太空，后来更首次登陆月球。然而，那些奇迹似乎总是发生在美国、苏联，或是虽然光环逐渐消退却仍灿烂的英国。在世人眼中，南非就是一个世界边陲的小角落，还实施着恶名昭彰的种族隔离（apartheid）政策。
就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有一天，格罗特舒尔医院（Groote Schuur Hospital）的心脏外科医生克里斯・巴纳德（Chris Barnard）垂头丧气的回到家，此时他的病人路易．瓦什坎斯基（Louis Washkansky）已经命在旦夕，但却仍然找不到任何捐赠者。正当巴纳德试图摆脱那些痛苦与挫败感时，突然电话响了——是当晚的值班医生打来的，他告诉巴纳德医生：他们找到一位心脏的捐赠者了！
巴纳德医生立刻赶往医院。随着五个小时以后第一起成功换心手术的发生，南非也一举超越英美、苏联等超级大国，成为首例成功进行心脏移植的国家。然而此时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浮现：为什么是南非？南非有什么条件是英美没有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1922 年，巴纳德出生在距离开普敦五个小时车程的小镇西博福特，这里土地贫瘠，举目所见只有数千平方公里的灌木丛。 他父亲的工作是向本地人传福音，微薄的薪水全都用来养育克里斯和他的三个兄弟。就因为家境并不富裕，克里斯的兄弟们总是在花园里偷采一些水果、核桃和生菜充饥，而当他们年长一点后，则都会去村子里打零工，所赚的钱也得拿回家里。不过这样的贫困生活没有打败他们，巴纳德一家兄弟皆成功上了大学，而克里斯・巴纳德则考上医学院，毕业后在一个陌生小镇创业当起了医生。然而就在这里，开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某天，巴纳德的一名病人生下小孩，不幸的是，这名婴儿天生患有一种无法治愈的心脏缺陷，即使巴纳德使尽全力，仍然无法挽救这名婴儿。不过，这件事从此在巴纳德心中种下一颗种子，激励他专攻心脏外科。
29 岁时，巴纳德决定前往开普敦继续深造，后来也幸运获得一个机会，得以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研究。凭着勤奋苦读，巴纳德在两年内就把六年的医学博士课程全都修完了。两年期满后，外科部主任万格斯登（Owen Wangensteen）甚至去函请求美国政府，让巴纳德将一份极为珍贵的礼物带回南非：一台心肺机（Heart-Lung Machine）。

心肺机是一种体外循环机，医生在动手术前，需要将病人全身的血液引流至心肺机，由机器暂时取代人类心肺的功能。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心肺机就在美国，拥有这台机器，就等于开启了心脏手术的可能。
很快的，回到南非的巴纳德组织一个出色的心脏外科团队，完成许多先天性心脏病手术与瓣膜手术。然而这些都不是他的目标，他的目标一直都很明确：那就是要完成世界上第一起的“换心手术”。
在理论上，的确有可能成功。而技术上，心脏移植和其他器官移植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每个人都知道心脏移植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巴纳德曾说过：“为什么大家要把那么多浪漫的想象寄托在心脏上？那只是一个器官而已。”在第一次进行人体换心手术以前，巴纳德也已经动过数百起狗的换心手术，证明换心是可行的。但既然技术上可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碍了全世界的心脏外科医生呢？
其他国家有自己的问题，但就南非来说，问题的症结点很简单：就是钱。
当时南非的研究人员处境艰难，因为无论是政府或公司，皆无法理解投资昂贵但必要的研究设备是必要的，所以大多数科学家总是受困于拮据的经费、残破又简陋的实验室，以及低廉的薪资。许多人才也因而离开南非，去其他国家追寻更优渥的生活与研究环境，而大多数人的第一选择是美国，因为薪水甚至可能高达南非的三倍之多。
不过，南非的心脏外科也有一项美国没有的优势，那就是：法律。直到 1960 年代以前，美国法律对死亡的定义只有一种，就是“心跳停止”。所以即便已经脑死，只要心脏仍在跳动，都还不算死亡，摘取心脏的行为会直接被认定为“活摘器官”，美国一名心脏外科权威医师迪克·洛尔 （Dick Lower）就曾因为移植一颗还在跳动的心脏，被家属求偿数百万美元。
但南非不同，南非法律判定死亡的依据，不是任何一个重要器官停止运作，而是要由两名医师判定患者死亡。也就因为这样一个差异，让南非一举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成功换心的国家。

这是一个寻常的周六下午。病人路易．瓦什坎斯基的妻子安（Ann Washkansky）神色哀伤，驾车离开了格罗特舒尔医院停车场，她刚刚探望完自己的丈夫：53岁的瓦什坎斯基出生在立陶宛，9岁时举家移民到了南非。根据别人对他的记叙，路易是一个爱玩、健壮，而且烟酒不离手的人，同时还是马卡比摔跤俱乐部的成员。在二战期间，年轻的瓦什坎斯基加入了南非工程兵团，据说有次在意大利战场上，瓦什坎斯基突然失踪了，但几天之后突然回来，还带了一头活牛回让战友加菜。
战争结束后，瓦什坎斯基在开普敦开起了自己的杂货店，并且与安结婚。然而，在这看似平顺的生活里，不幸却降临在他们一家：瓦什坎斯基 46 岁时，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而等到 1967 年底时，沃什坎斯基的病情已经恶化到濒临死亡，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获得另一颗心脏。但找到合适的捐献者谈何容易？这是她记忆中，自己的丈夫最低落的时刻。他说，在自己的最后时刻里，希望能离开医院，回到自己的家中。
面对丈夫的请求，安擦了擦眼泪，并在离开前轻轻吻了一下他：“我今晚还会来的。”
而此时，就在不远的地方，一名叫做丹妮丝的 25 岁女性正驾着一辆绿色福特汽车，载着自己的弟弟与父母准备前往朋友家喝下午茶。半路上，丹妮丝的母亲突然想到要为朋友带去一份好吃的焦糖蛋糕，因此丹妮丝就先将车子停下来，自己和母亲走进面包店。但当她们抱着焦糖蛋糕走出店外时，一名喝醉的驾驶直接撞飞了母女两人。
强烈的撞击力道让母亲当场死亡，丹妮丝则是被撞飞后倒地不起，鲜血从她的鼻子、嘴巴和耳朵流了出来。这一切都被她 14 岁的弟弟目睹，他大声尖叫：“是妈妈和丹妮丝！”虽然丹妮丝很快被送到医院，但经历好几个小时的急救后，医生告诉她60多岁的老父亲：他们救不回丹妮丝。

正当父亲悲痛欲绝时，另一名医生走了过来，向他说：虽然丹妮丝再也无法醒来了，但她的心脏还在继续跳动。父亲一刚开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接着医生将心脏病患者瓦什坎斯基的事告诉了他。现在唯一能救他的，就是他女儿的心脏。
“所以要把我女儿的心脏给别人？”
这是老父亲最天人交战的时刻，那一瞬间，许多画面浮在他的眼前。他想到了丹妮丝，想到她曾为自己做的生日蛋糕，上面用糖霜画了一颗大大的爱心、上面写着“爸爸，我们爱你”。他想到自己的女儿用她的第一份薪水为自己买了一件浴袍……那是丹妮丝，那是他的女儿，她总是这样乐于给予……短短的四分钟里，老父亲做了一个决定。
“如果你们不能救回我的女儿”，他对医生说：“那就救那个人吧。”
就在确认有捐献者以后，却还是发生一件让人有点心寒的事，就是医生必须先确认身亡的丹妮丝的确是一名白人。虽然在现在的认知里，生命都是平等的，但在1960年代的南非，种族是进行医疗行为前不得不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在之后的访问里，医生也提及动手术前，医生的同事也说：无论是捐赠者还是受赠者都必须是白人，因为如果是有色人种，万一这起世界上的首个换心手术又不幸失败了，世人就会永远指责他们利用有色人种进行人体实验。

1967 年 12 月 3 日，医院深处的 2B 手术室中，医务人员关掉丹妮丝的氧气供给。等丹妮丝失去所有生命征兆以后，医生看了看墙上的时钟，“时间凌晨 2 点 20 分，手术开始。”
旁边的 2A 手术室，巴纳德医生在 14 名医师和助理的注视下，缓缓切开瓦什坎斯基的胸口，终于看见了病恹恹的心脏。医生回忆那颗心脏：“无力的跳动、起伏，就好像一个即将倒下的拳击手一样。”
下一步就是将心肺机连接上病人的身体，接着摘除病人的心脏。但不知道是不是太过紧张，巴纳德医生突然下错一个指示，导致血液喷溅到地上，空气则开始透过机器流向病人的大脑，医生顿时大喊：“关掉机器！”
这个意外非同小可，一旦空气进入病人的大脑，就可能造成俗称“泵头”的状况，症状包括记忆降低、注意力缺损以及语言问题。更严重的是，搞不好换心手术都还没成功，病人就已经脑死了。庞大的压力让医生对着护士长劈头就是一顿骂：“该死！你傻了吗？”
护理长辩驳：“可是医生，您刚刚指示……”
“我才没有这样说！”医生大吼，但他也知道，刚才手术室里的 14 个人其实都听见他的指示了。
所幸他很快就恢复冷静。医生取出捐赠者的心脏，全神贯注的捧着它走了 31 步，来到病人身边，再小心翼翼的将健康的心脏放进病人空空如也的胸腔之中。等到全部缝合完毕以后，所有人只有一件事能做了：等待。
日后，巴纳德写道：“我们象是等了好几个小时似的。接着就像一道闪电，突然间心房收缩了一下，接着心室也开始反应，然后是心房，然后是心室......”就在手术开始之后的 3 个半小时，巴纳德兴奋的大喊：“我的老天，它跳动了！我们做到了！”
虽然病人只活了 18 天，之后就因为免疫抑制的问题过世，但在那一瞬间，巴纳德的团队仍立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不过，在巴纳德收获各种赞誉的同时，人们也开始激烈辩论起“死亡”的定义：当大脑活动停止时，即使心脏还在跳动，人就是死亡了吗？如果没有，在什么情况下，医生可以摘取器官，并将器官转交给其他人呢？终于在 1981 年，美国通过了《统一死亡判定法》（Uniform Determination of Death Act），只要符合一、整个大脑包括脑干或二、呼吸与脉搏其一不可逆转的停止运作，就算是法律意义上的死亡。
文章写到这，我也突然浮起另一个哲学问题：比起死的定义，我更感兴趣的也许是“活”的定义。也就是说，只要有呼吸心跳就算是“活着”吗？那在临终之时，怎样才算是“活过”呢？
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慢慢思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