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和“小民幸福”向来是充满了对立统一的两个概念。古往今来，只注重其一、却罔顾其二的国家，大多没有什么好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以阵亡了2700万人、总伤亡5980万人的惨重代价，先灭德国、后伐日本，建立了空前强大的红色帝国，与美国分庭抗礼。在“冷战”的过程中，苏联利用自己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虽然经济总量远低于美国，却在军事上奋起直追，并一度占据上风。
可是美国人看得“门清”：你苏联一味为了所谓“超级大国”的尊严，靠牺牲百姓的生活水平为代价，靠牺牲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为代价，才能维持你的尖端科技与军事工业。那好啊，于是美国人杜撰出了一个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就靠着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构想，逼得“危机感”十足的苏联走极端、穷折腾，榨干国内的资源同美国展开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
另一方面，美国花了大价钱，以几十年的工夫对苏联大搞“和平演变”，在腐蚀了苏联的政治界、文化界、新闻界，培养了一大批铁杆“俄奸”后，当饿得咕咕叫、穷得叮当响的苏联人民看到畅通无阻进入苏联的西方宣传材料中琳琅满目的商品、富足安逸的生活、温暖舒适的住宅时，再想到自己从父辈到子孙一直处于的贫穷状态，自然会对本国的制度产生巨大的怀疑。
于是乎，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强大国家，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在一夕之间，不可思议地瓦解了！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
还有，有人说隋炀帝是骄奢淫逸、穷兵黩武的暴君；有人说他是聪明绝顶、雄才大略的君王，这两派一直在争辩不休、从无宁日。但有一点，他们却基本同意，那就是：一味想着建立“万世不拔之基”的隋炀帝，却忽略了“小民幸福”与“国家现实”，哪怕是他老子隋文帝“开皇之治”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儿都禁不住他的折腾，最终“天下反叛”。
可一味注重“小民幸福”，国家却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捍卫这种尊严与幸福也不行。就比如，在“苏联解体”后，前苏联的“老二”乌克兰为了获得西方的支持，消除他们的戒心，从而让自己加入“幸福的民主家庭”，享受经济的红利，它竟然自己把自己的军事工业肢解了！甚至连核武器都销毁了！可以说，彻底地“自废武功”，从人变狗。
可是“自废武功”之后呢？原本对它甜言蜜语、天天许诺，甚至“山盟海誓”的“友好国家”却立马变了脸，他们一拥而上，利用各种手段侵蚀乌克兰的经济、政治、文化，控制它的国家命脉，而另一边，逐渐恢复元气的“老大”俄罗斯也一个劲地入侵、打击乌克兰。如今，曾经实力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粮仓”乌克兰，不仅没有实现它的“富贵梦”，还沦为了遍地狼烟、民生凄苦、列强鏖战、娼妓夜行的“欧洲子宫”“中欧病夫”，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还有如今的日本，“美国爸爸”一旦手头紧了，就开始打“日本儿子”的秋风。要你日元升值就升值，要你购买美债就要购买，日本人连个屁都不敢放。前首相菅直人只是要美国的驻日基地滚蛋，结果美军基地没滚蛋，他自己反而下了台。究其原因，军事上被美国死死管控的日本，虽然可以集中力量搞经济，但很大程度上却是为他人作嫁衣，没有国家的地位和实力，白白给别人薅了羊毛。
因此，作为统治者，必须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处理“大国崛起”和“小民幸福”之间的关系，既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幻想“一步登天”。
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也就是“文景之治”，则是基于“黄老学说”中“无为而治”的思想，通过两代人的接续努力逐渐形成的。它的巨大影响，到了今天依旧存在，那就是：在一个国家积累实力、隐忍待变时，最重要的只有三个字——不折腾！
黄老之学，也叫“黄老学说”，为“黄帝之学”和“老子之学”的合称，是华夏道学之渊薮。战国中期到秦汉之际，黄老道家思想极为流行，其既有丰富的理论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感。它乍看之下是一门“无用”的哲学，但却隐隐包含着养生、方技、数术、兵法、谋略等，具有极强目的性、操作性。
从某方面来说，黄老之学是一门“以弱胜强”的学问，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净无为、万民自化、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这些理论内涵无不体现出一种“以柔克刚”的思想。当年，曾国藩受到排挤，中年失意，回到家乡，当他重读“黄老”，竟然意外找到了“东山再起”之法，自此否极泰来，成就了辉煌的功业。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这就是“道”，这就是“德”。
“文景之治”的开创者，是汉文帝刘恒。可以说，一位统治者笃信什么样的学问，和他所经历的人生密切相关。秦始皇成长于四面皆敌、千夫所指的赵国，回国后又经历了无数的阴谋诡谲、尔虞我诈，因此，他一生信奉以“性恶论”为基础的法家。而文帝刘恒，为什么要采取“黄老”的治国之术，与他和他母亲的经历息息相关。
刘恒的母亲薄姬是当年魏王豹的小妾。韩信伐魏，俘虏了魏豹（后来魏豹被荥阳守将周苛做掉），刘邦也“搂草打兔子”，把“通过质检”的魏豹的女人们收编进自己的后宫。薄姬虽然有些姿色，但毕竟不是风情万种的赵姬，也不是“原装未拆封”的大美女戚夫人，因此并不太受刘邦待见。
所以，刘恒小时候，也远远比不上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以及赵姬的儿子刘长受宠爱。
戚夫人我们都知道，那么赵姬是谁？
一般来说，“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却有恃无恐”，后一句话用在淮南王刘长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他母亲赵姬本是赵王张敖的美人，但张敖为了讨好刘邦，竟然直接拿赵姬做所谓的“红粉公关”。结果老刘也不含糊，睡了他的女人，照样夺他的王位，以“谋反罪”把他全家打入牢狱，肉包子打“狗渣男”——张敖赔得血本无归。赵姬生下刘长后，在狱中含恨自尽，此时的“渣男”刘邦才追悔莫及，因此，他对刘长的爱中，多了一份深深的愧疚。英布造反后，刘邦更是直接封刘长为淮南王，给了他足足四个郡的封地。
古往今来，用愧疚去爱子女，一般是没有好下场的。
长期的溺爱，让刘长变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混人”，不仅为了报当年审食其不力劝吕后救自己母亲之仇，用锤子当场砸死了吕后的“老姘”辟阳侯审食其（审食其：你他喵的！老子又不是没劝过，吕后不听我的，我能有什么办法?!），他在淮南国作威作福，自己的规格待遇比汉文帝刘恒都高，还不知道脑子哪根筋不对劲，联络闽越、匈奴想造四哥刘恒的反，最后被发配蜀地，路上赌气，绝食而死。
但是，刘恒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父爱，却从未愤懑与骚动，反而从小谦恭谨慎，从不惹是生非，虽然没有多少人关注他，却都对他有很好的印象。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带兵平定了代地陈豨的叛乱，就立8岁的刘恒为代王，定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当时的山西不像今天那样繁荣发达，而是妥妥的边境地区，穷山、恶水、很多人都是流放来的罪犯。身上没点案底的，都不好意思在这片地面上混。
在平定“诸吕之乱”后，右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对于那些打着“匡扶汉室”起兵“勤王”，实际上如意算盘打得叮当响的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等，看都不看，让他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趁早滚蛋。却共推一直镇守北方贫瘠的代地、默默无闻啃沙子的代王刘恒为新皇帝。根本原因，正是因为刘恒身上的这份仁义、朴实、稳健，以及“知其雄，守其雌”，少年老成的低调作风，是大汉、乃至久经战乱的中国，迫切需要的“领袖气质”。
这些见惯了生死和动乱的开国元勋们知道，倘若把大汉江山交给刘襄、刘长这些骄横跋扈的“二世祖”“三世祖”们，他们非得穷折腾、死折腾、天天折腾、想尽办法折腾，把帝国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家底儿全折腾光。只有把天下交给“不折腾”的刘恒，才能进一步休养生息、积蓄实力，等待一飞冲天之日！
俗话说：“理论指导实践。”就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解决了“真理标准”的问题，攻克了“发展”的核心理论环节，这才统一了全体思想，揭开了我国现代经济大发展的序幕。而在汉文帝登基之初，汉王朝也存在一个核心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大汉王朝，如何在继承秦帝国遗产的同时，避免秦帝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悲剧命运？对于这一点，大家众说纷纭，却莫衷一是，
直到有一天，一个叫贾谊的年轻人，写了一篇《过秦论》，分析秦帝国灭亡的原因，其中最核心的一句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刘恒看了，拍案而起，一切，豁然开朗。
其实，早在秦国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前夕，大秦相国吕不韦，就已经看出：秦国现行严酷的“战时法治”，这是争霸战争的产物，将来是无法适应“大一统”王朝的统治需要的。所以，他招揽、集合了许多博学的门客，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家、法家、墨家、农家、兵家、阴阳家思想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撰写了《吕氏春秋》。这部书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
曾经周游列国、四方经商，遍阅三教九流、庙堂朝野的吕不韦眼界极其开阔，并且观念极其实用，他以一个大政治家的眼光，第一次从“治国”的角度将百家所长去芜存菁、凝聚为一，形成了迥异于法家的独特治国之术。
但是，刚烈、霸气、务实的秦始皇对此显然并不“感冒”，自幼经历过无数丑恶人心的嬴政，与吕不韦的人生轨迹截然不同，他自信只有建立在“人性本恶”基础上的法家思想，才能真正控制“黔首”（老百姓），因此对所谓的“仁义”只有一个字的评价：呸！
就这一个字的评价，中国乱了十多年，无数本拥有大好青春的人们，成为荒草下的累累白骨。
吕不韦的学说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在陆贾、贾谊等一代代学者的坚持下，汉帝国的统治者终于接受了“仁政”的理念，实行“安民”的方针。
今天，当我们以旁观者的态度来看，其实，吕不韦的思想没有错，嬴政的思想也没有错，他们都是从自己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出发，以自己的方式触及到了真理的某个方面。但是，真理是否成立，需要一定的条件，条件变了，就要改变观念、改变思想、改弦更张。
所以，《老子》才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汉文帝在位时，在高祖、吕后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免租税，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0.33%的土地税，自此，“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同时，文帝不断减轻百姓徭役，成年男子每三年只需要服役一次。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此外，文帝还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不仅如此，文帝还废除过关用“传”的制度，百姓出入边关与要塞，不再需要凭证，大大促进了各地区的贸易和繁荣。因为汉文帝相信：国家强大、繁荣，自然能留得住人，反之，你就是架起铁丝网、端着机关枪，百姓也照样会往外面跑！这个道理，千古不变。
作为皇帝，文帝从未追求过奢侈靡费的生活，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等，没有一点增加。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召来工匠一计算，造价折合黄金上百斤。如果是嬴政、项羽或者刘邦，这点钱也就是打发下人用的，“洒洒水”而已。但文帝说：“百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我继承了先帝留下来的宫室，时常担心有辱于先帝，还建造露台干什么呢？”文帝平时穿的是质地粗厚的丝织衣服，哪怕是自己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她穿长得拖地的衣服，所用的帏帐不准绣彩色花纹，以此来表示俭朴，为天下人做出榜样。
温文、仁爱、朴素、不争。这就是汉文帝的一生。
继位前，中国的农民想有一头耕牛都难；辞世后，大汉王朝府库充盈、粮仓满溢。这就是汉文帝的一生。
但如果你认为，汉文帝仅仅只是仁爱，那你就错了。任何一项政策和制度的推行，都势必会触动许多人的利益，没有一颗钢铁般的内心，是无法做到的。
就比如说，汉文帝之前，随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列侯们都住在长安养老，明摆着嘛，长安是国际化大都市，医疗条件优越、娱乐设施齐全，老战友们彼此都熟悉，随便拉个群一叫，搓麻将、打掼蛋都方便。但这，可就苦了长安的百姓了。
因为列侯们的封邑在全国各地，列侯们要吃饭、消费、养小老婆，就必须让封邑运“生活费”来。古代不是现在，微信支付宝一秒到账，都是要靠船、靠马车拉着金银粮食往长安送的。结果，络绎不绝的车马不仅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务交通、百姓的日常出行，就连负责运送“生活费”的官吏也不堪其扰。
于是，汉文帝果断下诏：所有列侯一律回封地，任何人不许留居长安！
汉文帝不折腾，也决不允许其他人折腾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这一下，列侯们可就炸了锅，奶奶的，老子当年出生入死打天下，一身的刀疤枪眼，今天想在大城市享享清福都不行？一时间，上书的上书，闹事的闹事，可是汉文帝根本不为所动，下了一道更狠的诏令：除了还在政府担任职务的，或者诏令特许的，其他人必须限期滚蛋！不回去也可以，把你的爵位、土地交上来！
这一招太狠了，列侯的气焰一下子被压下来了，跟孙子一样，乖乖回封地去了。
除此以外，汉文帝还力排众议，基于良心与尊严，一步步废除了伤害人、侮辱人的肉刑。
汉文帝即位两个月后，看到官吏为了搜捕诸吕同党，牵连了太多人，就毅然下诏说：“法律，是治国的依据。但现在，明明犯人已经伏法，却还要株连到他无辜的父母、妻儿，我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从即日起废除这些株连的法令！”虽然说，整个封建时代都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甚至后来还有诛九族、诛十族的，但汉文帝提出来，足以见他宅心仁厚、有先见之明。
即位第二年，汉文帝再次下诏，废除了“诽谤朝廷罪”。汉文帝认为，这种诽谤罪让大臣们、百姓们噤若寒蝉、不敢说真话，做皇帝的也无从了解自己的过失，这样怎么能招揽人才、治理好国家呢？从今以后再有犯这类罪的，一律不予处置。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如果当权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连一句真话都听不到，全国都是空话、假话、屁话、奉承话，当权者又怎么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呢？害人终害己！
西汉名医淳于意，为使自己精研医术、救死扶伤，于是辞去官职、不置家产，他长期行医民间，帮助贫困百姓，对达官显贵却不肯趋炎附势。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曾召他做宫廷医生，他都一一谢绝了。因常拒绝对朱门高第出诊行医，被富豪权贵罗织罪名，送京都长安受肉刑。其幼女淳于缇萦毅然随父西去京师，上书汉文帝，痛切陈述父亲清白无罪，自己愿意身充官婢，代父受刑。文帝深受感动，于是在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废除“肉刑”，以鞭笞、服劳役替代。这不仅在中国历史，在司法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不过，由于当时历史环境和观念的限制，汉文帝的很多“仁政”其实在具体实施起来都是有局限的。比如说，有些“肉刑”固然被废除了，可代替的竟然是死刑！可能当时的人奉行的是“士可杀不可辱”的原则，可这样一来，刑罚反而加重了。再比如，汉文帝固然“轻徭薄赋”，而且当时的粮价的确非常便宜，可百姓的生活却依旧困苦，只能勉强保证温饱。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后文会专门谈到。
但是，无论如何，汉文帝“仁政”中包含的“民本”精神，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古往今来，每一个领袖都希望干出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有些人甚至不惜把人民摆上祭坛、一意孤行，直到燃起的烈火焚烧了自己。然而，正是因为有汉文帝这样的人，他有建功立业、彪炳青史的权力与地位，却把这种能力用来抚恤弱小、关怀人民。他以自己的方式一点一滴为“文景之治”筑基，以自己的方式以柔克刚、在关怀他人、守护国家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大业，得到后世的一致颂扬。哪怕在主张“君权神授”的两千多年里，这束“以民为本”的希望之火始终在缔造盛世、绽放光芒，并一直传承。
可是，完成鸿文《过秦论》，提出“仁义”概念，并协助汉文帝，为之出谋划策、提出许多战略构想的“智囊”贾谊的命运却非常凄惨。
究其原因，贾谊是一个宁折不弯的“直男”。
“直男”的直，是一种不掺假的直，是一种掰不弯的直，是一种一条道走到黑的直。一方面，“直男”们坚信自己的正义、审美，另一方面，他又不太在乎别人的感受，因为——哥就是很直。
自汉文帝即位后，中华大地开始蓬勃发展，四处都是欢声笑语，洋溢着盎然生机。然而，在多灾多难的大汉臣民逐渐富有的时候，推崇“仁义”、主张“安民”，深受汉武帝器重的贾谊，却黯然离开了长安，远谪为长沙王太傅。
因为，贾谊得罪的人太多了。
可以说，贾谊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对于社会上、政治上的任何现象，都能一针见血地看出症结、找到对策。比如，面对匈奴的威胁，贾谊创造性地提出“三表、五饵”之策，主张以汉王朝优越的生活方式、丰富的物质生活，逐渐对匈奴进行“和平演变”，腐蚀匈奴的年轻人，瓦解匈奴的进取心，最终争取匈奴的民众，进而让单于不战而降。看看，这和两千年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招数何其相似！结果，为了弹压国内“和平演变”的势力，匈奴在很长的时间都无力大规模南侵。
贾谊的主张，使汉帝国赢得了30多年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从文帝到景帝，利用这一宝贵的战略缓冲时期，培育良种战马、培养骑战官兵、储备粮草物资，为武帝最终战胜匈奴奠定了实力基础，可谓功不可没。
在江苏连云港附近出土汉代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中记录，东海郡当地的武库里，储存着数目惊人的装备：包括537707张弩和11458424支弩矢、77521把弓与1199316支箭矢。此外，还有142701套护甲、98226顶头盔、102551只盾牌、52555根长矛、451222根铍、6634支戟、99905把剑、30098把刀和24804把匕首……仅仅这一郡的武器储备，就足够装备几十万的军队。
一方面，汉文帝、汉景帝继续包羞忍耻，对匈奴进行“和亲”，另一方面，他们却在耐心地、不断地积蓄力量，等待着腾飞之日的到来。
但是，贾谊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性格特点：他是一个“直男”，看到了、想到了就要说，谁不让他说，他就跟谁急。
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针对当时社会上弃农经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穷的连花呗都还不起，富的却天天骄奢淫逸，晒豪车、晒名牌的现象，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汉文帝深以为然，开始恢复对商人的抑制与打击。这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当时中国地广人稀，所有人都跑去做生意了，势必影响到以小农经济为本的封建国家的根基。明摆着，都去赚钱了，人们吃什么？这，就把那些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们得罪了。要说这些老板们，哪个跟政府没点联系？哪个没给海关工商塞过红包？得罪了他们，实在够贾谊喝一壶的。
除此以外，汉文帝之所以下令让列侯回封地，不再在长安逗留，影响交通、运输和市容，也是因为贾谊通过调查，向文帝建议的。这样一来，这些功勋卓著的列侯老爷也被贾谊得罪了。因此，汉文帝几次想提拔贾谊进入“九卿”的行列，都遭到了以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的激烈反对，不得不作罢。
更重要的是，贾谊看到了一个汉王朝崛起必须解决的问题——诸侯王问题。
在《治安策》中，贾谊指出：刘氏诸侯王其实和异姓诸侯王一样靠不住，因此必须“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这样一来，连诸侯王都被贾谊得罪了，他们恨不得把贾谊大卸八块、挫骨扬灰，方泄心头之恨。
其实，对于贾谊的主张，汉文帝是非常赞同的。但是，他明白，至少现在，不是处理诸侯王问题的时候。虽然说，诸侯王问题是个大问题，甚至是最大的问题，但却不能急。
就像你因为一件大事出公差，驾车上了高速。你突然尿急！这个时候，“尿急”的重要性肯定比不上你到达目的地将要处理的大事，但所有人都会去收费站先去上个厕所，然后再上路办事，而绝不会憋着尿继续开车。
有些事重要，却不能急；有些相对不那么事重要，却必须先处理。
那么，汉文帝要先处理哪些事呢？目前，中央的权力尚不巩固、中央的势力尚不强大。基于现在的形势，他必须专注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故而不能与诸侯王公开对抗。因此，文帝只能昧着良心、狠下心肠，牺牲贾谊，来安抚这些气势汹汹、张牙舞爪的诸侯王、列侯、商人们，把贾谊调离权力中枢。虽然文帝知道，贾谊对自己忠心耿耿，对国家付出一切，但自己作为操纵这盘棋局的人，也只能把才华横溢的直男贾谊作为一枚棋子——时机到了放入棋盘，时机未到决然舍弃。
抑郁失落、影单影只的贾谊途经湘水，江水滔滔、风起云涌，贾谊想起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想到了因为变法失败、漂泊江湖，最终因为白起攻陷楚国首都郢都，万念俱灰自沉湘江的三闾大夫屈原，于是慨然提笔，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通过贾谊的文笔，千秋万代的人们了解了屈原的理想信念、感动于屈原的执着悲凉，而这一切，都源自贾谊的人生与共鸣。
后来，贾谊听说，曾经和列侯一道排挤自己的右丞相绛侯周勃因为有人举报在家常身披盔甲，被抓捕入狱，赶紧写了一篇《阶级》，建议文帝以礼对待大臣。后来，文帝在重新调查后，没有发现周勃谋反的事实，便释放了他。周勃无罪开释，得知了贾谊为自己辩护。才知道：这个年轻人的心中根本没有私欲，是一心为了大汉、一心为了国家。自己却把人家赶走、毁了人家大好的前程，这是何等狭隘！
其实，汉文帝也从来没有忘记贾谊。谪居长沙三年后，汉文帝征召贾谊入京，于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贾谊，一直问他关于鬼神的事情。贾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何许久不见，只问我星座、生肖、塔罗牌，一点国家大事都不问，老板您咋成了神棍呢？”但其实，兴许文帝是在暗示贾谊：你还年轻、路还长着，此时应该收敛锋芒、暂避风头，等到中央有了足够的实力，足以解决诸侯王问题时，一定有你大显身手的舞台。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随后，贾谊被任命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小儿子，极其聪明、很受宠爱，如果和怀王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对于贾谊日后的仕途是不可限量的，汉文帝的用心良苦可想而知。可惜，天不遂人愿，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深自责，经常哭泣。
梁怀王无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但一向主张削藩的贾谊却认为，这样做对整个局势不利。他建议，为梁王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果然，后来吴楚发动“七国之乱”，梁王刘武、梁相韩安国殊死抵御，梁国成为一道叛军不可逾越的鸿沟。可见，贾谊不仅预料到了将来诸侯王的叛乱、甚至连他们进军的路线都预料到了，的确是一个天才！
难怪编订《战国策》的西汉大儒刘向盛赞贾谊：“即使是商代名臣伊尹、齐国丞相管仲，都未必比得上贾谊的智谋。”
然而，这也是贾谊能为汉文帝，为大汉王朝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去，年仅33岁。
天才贾生的死，就连那位大人都为之动容、为之叹息，他说：“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英年早逝，可惜！可惜！
贾谊虽死，但他为汉帝国做出的贡献却是巨大的，后来的汉景帝、汉武帝基本遵循了他重农抑商、削弱王侯的思想，最终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让一个积极的、开拓的、强盛的大汉呈现在世界的面前。
从单纯做人的角度，我们当然要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长得好看、说话好听、不做“直男”。但从一个更大的角度讲，能否包容一根筋、言出无忌、甚至敢动别人“蛋糕”的“直男”，体现了一个社会、民族与国家的文明程度。希望能有一天，人情、是非、关系能够最大限度不再成为影响一个人发展的因素，决定一个人高度的只有两个标准：德行、才华。
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汉文帝刘恒本意并不想做帝王，当陈平和周勃派出使者去接他赴长安继承皇位时，刘恒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阴谋？犹豫了很久，才入主长安。但作为刘氏子孙，在登上皇位时，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治理天下的重任。
为了这副重担，刘恒背负了太多本不属于他的沉重命运。比如，朱虚侯刘章在平定“诸吕之乱”中立下大功，本来被允诺封为赵王。但由于刘章与齐王刘襄是亲兄弟，如果封他为赵王，那么他们两兄弟就会占据汉朝的半壁江山。为了大汉天下的长治久安，刘恒不得已自食其言，仅封刘章为城阳王。为此，刘章郁郁不乐，这位素以勇猛著称的宗室子弟最终英年早逝，年仅二十三岁。
还有刘恒的亲信与知己、天才加“直男”的贾谊，明明为了国家、为了刘恒能够掌握毋庸置疑的绝对权力，贾谊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刚直不阿、屡次进谏，得罪了所有的人。但刘恒为了国家的稳定、社会的稳定，却不能不把这样一位满怀热血、慷慨报国的青年才俊当成棋子一样去舍弃、牺牲。
承诺、情义，这些本来是生而为人最基本的东西，如今为了国家的利益，却不得不踩在脚下，做一个一国之君真的太难了！
如果说，刘恒没有当皇帝，在偏僻荒凉的代国，作为一个王爷，他会过着虽不热闹，却很富裕的生活，每天鼓瑟抚琴、读书喝茶、和朋友斗图时发发表情包。要做的只是照顾好自己的一方子民，防范匈奴的入侵。这样散淡悠闲、没有烦恼的日子，以刘恒温文敦厚、与世无争的性格，活个七十岁、八十岁应该不成问题。
然而，作为皇帝，长期的操劳与忧虑严重压垮了刘恒的身体，仅仅四十六岁，汉文帝刘恒就与世长辞。哪怕在死后，文帝也要求，为自己建造的霸陵，陪葬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金属做装饰，不修高大的墓冢，也不要过多惊扰百姓。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与《汉书》的作者班固，我们知道由于立场不同，在很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表述、观点都不一样。得亏班固比司马迁晚生了一百多年，不然这两位老先生碰在一起，估计肢体冲突是免不了的。但对于汉文帝，他们的评价却出奇地一致，司马迁说：“呜呼，岂不仁哉！”班固讲：“呜呼，仁哉！”
能征服两位观点、思想完全不同的人，靠的，只有人品。
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当继位的汉景帝刘启、皇太后窦氏，及大汉群臣走出文帝的灵堂，仰望一望无垠的苍穹，风虎云龙，万马奔腾，旌麾招展，烈阳射目。
风萧萧兮动长安，猛士一去兮不复还！
（文/甘旭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