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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变化与创新，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盛世。作为东汉时期的珍贵遗产，东汉实物铭刻文字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这些文字是刻写或者铸造在器物上的，所以内容真实可信，保留了当时文字最原始的风貌。
从铜器文字、镜铭文字、玺印文字、封泥文字、石刻文字、陶文、砖文、瓦当文字、货币文字等多个方面考察。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文字表面，看到东汉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和社会风俗的各个侧面。
东汉时期的铜器文字、玺印文字等诸多实物铭刻文字，记录了当时的官职制度、皇帝制度等方面的信息。
这些文字载体不同，内容也各不相同，但都透露出东汉时期较为强大和集中的中央政权。
出土的货币文字也最能反映东汉时期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这些字样一般是刻在钱币上，例如“五铢”、“四折”等，记录了当时钱币的名称、重量和面值等信息。
历史揭晓：从铜镜铭文读懂东汉政治状况
铜镜在中国古代生活，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数量众多。
铜镜铭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而在西汉早中期就已开始广泛出现，直到西汉晚期至东汉末期，铭文变得空前盛行。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铜镜铭文内容贴近市民生活，并且对当时的政治事件也有所反应。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登基、更换年号、立皇后、立太子等特殊时刻，或者在社会混乱时期。
帝王或者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施恩的名义对一定范围内的罪犯进行赦免，以博得民心。东汉也不例外。
东汉永康元年兽首镜心铭文记录：
“永康元年六月八日庚申，天下大赦。”。
这里的“永康元年”指的是公元167年，“六月八日”干支为庚申。《后汉书，孝桓帝纪》记载：
在这一年的“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党锢，改元永康。”。
此次“天下大赦”和第一次“党锢之祸”有关。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为非作歹，士大夫、贵族等对此不满，与之斗争，宦官操纵皇权，对异己进行残酷迫害，事件因宦官以“党人”之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
这一次事件最终以公元167年桓帝改元永康，大赦党人而告终。虽然党人获得释放，但被发配到田间，终身不能担任官职，成了东汉历史上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东汉历史上两次“党锢之祸”使得政治环境更加黑暗，也加速了东汉走向灭亡。
类似于大赦的记录还可以在东汉元兴元年环状乳神人神兽镜铭文日中找到：
“元兴元年五月丙午日天大赦”。
又例如，在东汉延熹二年环状乳兽首镜铭文中，“延熹二年五月丙午日，天大赦”。
除了政治方面的变化，东汉在军事方面也有着许多建树。平定匈奴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壮举，最终使得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内附，稳固了西北边疆，维护了边郡的安宁。
二、铜镜铭文窥探东汉社会与市井百态的发展变迁
在新莽至东汉时期，出现了尚方镜和姓氏镜。镜上有“尚方”字样的则是由官方制作的镜子，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尚方属于少俯，负责制造皇家御用物品。
东汉镜铭中经常可以看到“尚方佳竞大毋惕”、“尚方作镜佳且好”等句子。
然而，到了东汉中期以后，私人姓氏镜的铭文开始频繁出现，这表明铜镜已经作为日常用品，不再是官府专营的商品。
东汉永平七年的八连弧云雷镜上刻有“公孙家作竟”，东汉延熹三年的半圆方形带神兽镜上刻有“汉西蜀刘氏作竞”，建安十年朱氏镜则刻有“建安十年朱氏造，大吉兮”。
此外，东汉镜铭中还经常出现私人的姓氏，如杜氏、李氏、蔡氏、赵氏、尹氏等。
通过对东汉铜镜铭文的研究，我们发现古代商人已经具备了较为明显的广告意识，一些铜镜铭文采用“尚方”这一有官方保证的标志来吸引顾客。
如“尚方作镜真大好”、“尚方作镜真大巧”、“尚方作镜佳且好”等；还有一些则注明自己的身份，以达到宣传自己的目的，如常见的“黄氏作镜”等。
有些商家会标注出铸造地点，以突出自己产品质量的优良，例如“广汉造作尚方明竞”、“广汉西蜀明竟”、“会稽所作”等等。
还有一些商家会注明铸造工艺的精良，以吸引顾客的眼球，常见例子如“幽涑三商”和“和合三阳，幽涑白黄”。
此外，商家们也利用市民阶层追求福禄寿喜的心理，通过铸造一些吉祥话语增加销量。
例如“置此竞者家富昌，五男四女为侯王后，置此竟居大市，家口掌佳名口里有八弟口戊子”。
“置者长命宜孙子”、“买者大富且昌，长宜子孙”、“买者大利家富昌，父妪相守爵命长，宜侯王，乐未央”。
从东汉碑刻可以看到当时土地买卖的情况，包括土地位置、价格、买地人以及对土地的使用管理等信息。
例如莒州宋伯望买田刻石、大吉山买地券摩崖刻石、侍廷里父老俾买田约束石券。
此外，一些起室立坟和建立石阙的价格也被记载出来，比如铜山大庙镇画像石题记、文叔阳食堂画像石题记、孙仲阳为父建石阙题记、徐州铜山元和三年画像石题记等。
而东汉簿书石碑更是详细记录了当时的田产、牲畜、奴婢和房舍等财产以及它们的价格，成为了研究东汉经济的珍贵实物资料。
他们通过铜镜铭文等方式宣传自己的产品，利用市民追求福禄寿喜的心理，增加销量。
同时，东汉碑刻也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记录了当时的土地买卖、起室立坟、建立石阙和财产等情况，对于我们了解东汉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都有重要价值。
民间文化元素：东汉铭刻文字的文化与历史价值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东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汉字的使用出现了广泛的变化和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以后中文的书写和语言发展。
通过对东汉时期铭刻文字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并且也可以从中看到汉字书写的变迁和发展。
东汉铭刻文字丰富的文字现象可以帮助我们探究文字的变化规律。例如在东汉时期，隶书逐渐演变成为行书，而草书和楷书的发展也开始出现。
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字体的变化，更说明了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对汉字使用的影响。
此外，砖文也出现了许多特殊的汉字形态，这些汉字的出现增加了我们理解汉字演变过程的难度，因此对于探究文字的变化规律具有极大的意义和价值。
李灿先生在《曹操宗族墓砖字体考》一文中，通过对砖铭内容的研究，将砖文的作者大致分为以下三种：首先是劳动工匠和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
其次是曾因犯法而被贬罚充劳役的刑徒；第三种是曹府派来监督营建墓室的小官吏。
这一研究极大程度上揭示了砖文书写者的分类。
由于砖文的刻写者主要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整体教育程度较低，文化水平不高，因此他们书写所采用的都是当时民间通行的字体，可以从中看到民间书体的样貌。
他们字体自由随意，往往追求简便易行，书写没有刻意雕琢和布局，呈现出自然朴实、张扬奔放的特点。
而刻字砖文的“第二种或第三种作者，无论是曾经是官吏后被贬为劳役还是监管建造墓室的小官吏，都或多或少受到主流文化、礼教的熏陶。
在书写上也多少会带有相应的审美认识或自觉。
结语
总的来说，东汉时期铭刻文字的文化底蕴与社会意义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
从文字学角度考察，这一时期铭刻文字的丰富多彩和特点变化，为我们研究文字演化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铭刻文字的社会意义更为深远，它不仅展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水平和人民生活面貌，而且记录了重大历史事件和文献珍品，为后世留下了瑰丽的文化宝库。
东汉时期铭刻文字的丰富多彩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和人民生活的普遍富裕。
各种形式的铭刻文字，既有为墓主立传、表达感恩之情的墓志铭，也有为纪念功绩、记录宝物的碑刻和器具铭文，还有用于法律定案、公告宣传的匾额和关於等公共设施文字。
其次，铭刻文字的社会意义还在于它记录了重要历史事件和文献珍品，为后世留下了瑰丽的文化宝库。例如，“汉书”、“三国志”等重要历史文献，都通过铭刻的形式得以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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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史记》
《后汉书》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