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广国｜第一位在历史文献中留下姓名的采煤工人

我们常说天道无常，造化弄人，对有些人来说，真的是命运难测，人生无常。

西汉时期，有个名叫窦广国的穷困潦倒的采煤工人，他便经历了一场人生命运的大起大落，演绎了一出千古传奇的人间悲喜剧，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桩争议不断的学术公案。

据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班固《汉书·外戚传》记载，窦广国，西汉观津（治所在今河北武邑县）人，家境贫穷，四五岁的时候，被人掠去卖掉，他家中一直不知他被卖在何处。几年当中，窦广国先后被转卖了十来家，最后被卖到河南宜阳一户人家，为主人进山烧炭。他白天干活，晚上就跟其他一百余名矿工一起在煤洞里睡觉。一天，煤洞坍塌了，除窦广国侥幸逃脱外，其余一百多人均被压死。命大，此为一奇。

惊魂未定的窦广国为自己算了一卦，卦辞说他几天之内要被封侯。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居然信了，于是就跟着主人家去了长安，以求“马上封侯”。心大，此为二奇。

到了长安后，听说刚被封立的皇后，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离家时年龄虽小，也还知道县名和自家的姓，就把这些连同曾跟姐姐一起采桑，还从树上掉下来等事实作为证据，上书自陈，说当朝皇后是他的姐姐，要前去相认。胆大，此为三奇。

窦皇后把这件事告诉文帝，广国即被召见。文帝对窦广国进行了询问，窦广国详细说明了幼时家中的各种情况，与窦皇后所言分毫不差。文帝又问他，还能用什么事情用来进一步验证自己的身份，广国回答说：“姐姐离开我西去的时候，和我在驿站宿舍里诀别，姐姐讨来米汁给我洗头，又要来食物给我吃，然后才离去。”窦后听罢，就拉住弟弟痛哭起来，涕泪纵横四下。左右侍从也都趴伏在地上哭泣，一起为皇后助哀。“头大”——聪明透顶，脑袋里面能装下三两岁时的记忆，经久不忘，此为四奇。

文帝非常宠爱窦皇后，对这个从小就被不断拐卖，且大难不死的内弟深表同情，于是便赏赐他很多田地、房屋和金钱，又分封与皇后同祖的窦氏兄弟，让他们迁居到长安，从此过起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昔日采煤奴，今朝国舅爷。福大，此为五奇。

窦广国当上国舅爷之后，并没有因此而飞扬跋扈、骄奢淫逸，史称其“不敢以富贵骄人”，并且听从周勃、灌婴等重臣建议，与学高德厚之人比邻而居，借以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和品行修养。经过多年的熏陶，窦广国成了一个谦谦君子。他身为外戚，却从不参与政事，对于财富和权力也没有非分之想，受到了朝野上下普遍赞誉，对“文景之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后被汉景帝封为章武侯。造化大，此为六奇。

更令人称奇的是，窦广国死后，他的后代人才辈出，两汉期间一共出了二位皇后，一位大将军以及不计其数的高级官员，形成了扶风窦氏这样一个强大的贵族世家。汉朝灭亡后，窦氏家族依然长盛不衰。从南北朝到隋唐，窦氏家族连着出了好几个皇后，以及许多朝野重臣。都说富不过三代，但窦氏家族，竟富贵了800年。

《史记•外戚世家》关于窦广国“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这一事件，长期以来，学界基于对“作”“岸”与“炭”的不同考释与理解，对“入山作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即“入山烧炭”与“入山采煤”，也就是说，窦广国到山上到底是干什么去了？是烧木炭？还是挖煤炭？

由于太史公司马迁惜字如金，到了也没能说明白此“炭”到底是木炭，还是煤炭，给后人留下了一桩争议不断的学术公案。

“入山采煤说”之首倡者，为清人顾炎武，其在《日知录》中云：《史记》所载“作炭”“岸崩”二词为开采石炭（即煤炭）之描写，并由此得出石炭开采首出西汉之说。近代许多人亦复踵其说，并引东汉王充《论衡（卷十）•吉验篇》：“暮寒，卧炭下百余人，炭崩尽压死，广国独得脱”、《论衡（卷二）•刺孟篇》：“窦广国与百人俱卧积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广国独济”为证，认为《史记•外戚世家》之“岸”实为“炭”之讹文，“岸崩”就是采煤的窑洞突遭坍塌，住在窑洞里的百余人同时遇难。

另一方反驳：如果说司马迁把字写错了，难道班固也跟着往错里写？所以说“岸”非“炭”之误；“岸崩”也好，“炭崩”也罢，都是指木炭堆坍塌。他们认为，木炭烧好后，为了避免木炭吸湿影响质量，并方便测算炭堆体积，通常要码放堆高。炭堆一般呈正方体或长方体形，当码放的木炭堆得过高时，便会因炭堆重心不稳，或个别木炭断裂而致整个炭堆倒塌。人若正好处在倒塌的木炭堆下，死人的事就会发生。

关于“作”的考释，坚持“入山采煤说”的一方认为，“作”，即作坊，汉唐时指手工业工场，“作炭”即为“开煤矿”。另一方则反驳说，入山烧炭，难道不是手工作坊吗？更重要的是，“作”之意，是将此物变成彼物。作炭，就是把“木柴”这一物，做成“木炭”那一物的过程。

关于“炭”的争辩，双方都比较激烈。早在西汉年间，人们就把煤炭称为石炭，古书中常简称为“炭”，正是这个语焉不详的简称，让后人对窦广国“入山作炭”的真相争议不断。

史书所述宜阳，即今天的河南省宜阳县，窦广国所入之山，就在今天河南义煤集团义络煤业公司（原名宜洛煤矿）矿区内。

河南地区的煤矿开采历史悠久，素有“千载煤州”之称。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西汉时期的宜阳，不仅煤炭蕴藏丰富，且“三山六陵一分川”的地理条件，更是其丰富的林木资源的极佳赋存地。也就是说，汉代宜阳，无论是入山烧炭，还是进山采煤，天赋的资源条件都完全具备。

同时，据相关文献及考古证据，西汉时期，无论木炭，还煤炭，其社会需求也都同时存在。

早在商周时期，木炭就广泛应用于金属冶炼，《周礼•月令》云：“季秋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当时的窖烧炭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作炭、烧炭是一种专门的职业，有专人从事，并专设掌管烧炭的官职，《周礼•地官》即云：“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征令，以时入之。”此后历朝历代，无论是家常日用，还是生产所需，木炭一直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唐朝白居易脍炙人口的《卖炭翁》便是很好的例证。

就目前考古证据来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煤冶炼金属的国家。河南巩县冶铁遗址、郑州古荥镇遗址、南阳瓦房庄遗址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河南地区在西汉时期以煤冶铁的事实。从历史文献看，南朝人宋范晔所撰《后汉书·党锢传》记载有：东汉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河南陈留圉人夏馥被诬为党魁遭到通缉，剪须变形，逃入林虑山中（在今河南林县），为冶家佣，亲突烟炭。”据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考证，这里所说的“炭”即是“煤炭”。

西汉时期的宜阳，无论是入山烧炭，还是入山采煤，其资源条件和社会需求都是存在的。因此，要弄清楚窦广国到底是入山烧炭，还是进山采煤，不能仅仅拘泥于对史料文字的考据，还应该从当时的生产实际出发，来分析烧炭和采煤，哪种行为更容易造成“尽压杀卧者百余人”这个严重后果。

我们先来分析烧炭。西汉时期，一百余人规模的炭场，应该使用窖烧法，即将木柴在窖内点燃，隔绝空气冷却以取得木炭。显然，这种炭窑多数情况下，都是塞满了木头或木炭的，根本无法供人睡觉。因此，炭工房舍须另行建造，为安全起见，房舍多建于地势相对较高处，且应靠近炭窑、水源，以方便生活。

依传统烧炭方法，一窑通常需 4～5人，百余人的炭场，至少可筑造10个以上炭窑。一般情况下，300～600斤木材可烧制出100斤木炭，这就需要有非常宽敞平坦的场地来布置炭窑、存放木柴原料和成品木炭。

如果说，窦广国的百余名工友是被木炭堆压死的，那他们必须于木炭堆的下方就寝。问题是，既然能预见木炭堆有坍塌的安全隐患，这些有着丰富野外工作经验的烧炭工，为什么还会冒如此之大的风险，百余人全部集中在一起“卧炭下”？

事实上，为了便于烧制、运输、销售和使用，单块木炭的体积一般不会太大。同时，为避免受重致木炭压断裂损坏而影响质量，木炭出窑后通常不会堆得太高。即便堆得较高，炭堆的体积也非常有限，加之单块木炭重量相对较轻，倒塌之后压在人身上也容易脱险。因此，一个或若干个木炭堆一次性倒塌，造成瞬间“尽压杀百余人”的情况，不符合现实生活逻辑。

而入山挖煤则不同，自古以来，煤矿工人的地位非常低下，常被人蔑称“掏炭的黑狗”“没尾巴的老鼠”。在河南宜阳地区，直到解放前，矿工夜晚在煤洞里睡觉，一直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据考古发掘证明，在河南巩义铁生沟汉代采矿场遗迹中，发现有当时采矿者寄居的窑洞。窑洞开挖在矿井旁边，洞顶呈弧形，周壁垂直，洞内还发现有铁锤等采矿工具。

据左思《魏都赋》记载，魏晋时已有深达八丈的煤井（立井）和可容纳一百多人的煤洞（平硐），这些煤井采掘一段时间后，往往因排水、通风、顶板支护等安全问题，导致无法继续开采。这些废弃的煤洞，常常被采煤者作为临时的避风休息场所。这些煤洞一旦出现冒顶或井壁坍塌事故，人基本上很难逃生，短时间内一次压死百余人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基本可以判断：《史记》所载“岸崩”，当为煤窑坍塌事故

窦广国入山挖煤的事情，发生在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这说明了至迟在这个时候，宜阳地区就已经开采煤炭了。这是我国历史文献中关于采煤及煤矿坍塌事故的最早记载，窦广国也成了第一位在史册中留下姓名的采煤工人，这个非常有意义。

自古以来，煤矿工人命如草芥，人如蝼蚁，地位十分低下，历朝历代的修史者根本不会把矿工的死活放在心上，更遑论载入史册。事实上，此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等长达1500余年间，鲜有关于矿难事故的明确文字记载。

窦广国之所以能在载入史册，不是因他是采煤工人，而是因其汉文帝的内弟、汉景帝的舅舅这样高贵显赫的身份。而那百余不幸遇难的矿工，只不过是皇亲国戚窦广国之人生传奇史上的一个陪衬、一个数字罢了。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用一百多个人进山采煤，一个煤洞可容百余人睡觉，说明当时的煤炭生产规模一定可观。晋陆云在《与兄平原君书》中记载，曹操在邺都（今河北省临漳县）冰井台“藏石墨数十万斤”，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史记》所载“百余人进山作炭”的开采规模，与“藏石墨数十万斤”之开采能力是相符的。这样，基本可以肯定，汉代的煤炭开采已经初步实现了专业化、规模化。

如此大规模的开采量，显然自家炊爨是用不完的，而窦广国等人是“为其主入山作炭”，非官方行为。私人组织如此大规模的采煤活动，必然有与之相应规模的社会生产活动。

在古代，除了日常生活炊爨取暖之外，煤炭多用于冶铁制陶、煮盐烧砖。在汉代“盐铁官营”的情况下，窦广国的主人即便拥有一定规模的自营手工业作坊，也用不了这么多煤炭。由此可见，窦广国等百余人入山作炭，无疑是为了商业利益，“其主”应是大的煤炭商人。

据史料记载，汉代时期，煤炭确已商品化。《计然万物录》载：“墨出三辅，上价石百六十，中三十，下十。”此处的“石”就是煤炭。

随着木炭、煤炭等能源的逐步商品化，汉代已出现了专门从事能源生产及销售的专业人户，以“采薪为业”“仰石炭为生”的大有人在。孔灵符《会稽记》载：“汉太尉郑弘，少贫贱，以采薪为业。”《汉书·朱买臣传》载：“（朱买臣）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

窦广国入山作炭的记载告诉我们：至此，中国古代的煤炭利用，由自采自用的原始阶段，进入了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汉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煤炭利用的第一个高峰。（张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