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芝,字佑璋,江西婺源洙坦人,1928 年9 月1 日(农历七月十八日)出生于乐平众埠街,成长于弋阳漆工镇,后定居于上饶。自幼家贫,13 岁失恃,14 岁即自谋生计,艰苦备尝,坎坷历尽,后偶得吴昌硕刻“茀堂”二字印,盖“茀”者野草塞路之谓也,与自己身世甚为相似。我是在塞满野草的路上艰难地走过来而又继续艰难地走下去,因又自号“茀堂”。幼年天性喜爱绘画,横涂竖抹,刻苦练习,然苦无师承,不得门径,直至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结识程十发、钱君匋、胡献雅诸先生,尤其是得到国画大师程十发的指点,受益匪浅而步正道,艺事日进。中国画当立足于人类精神文明领域,欲在世界艺苑中光大其风范,则须善珍惜传统而又不为传统所囿。国画尚气韵、重意境,非具象,亦非抽象,乃意象也,一直是沿着似与不似这条主线蜿蜒发展的,国画是以笔染墨在宣纸上完成的,因为是软碰软,则须练就笔墨运用自如的本领,粗犷而不霸悍,纤细而不柔弱,既要干裂秋风,又要润含春雨。否定传统则是否定历史,死守传统则是割断历史。深明“法而无法”之理,悟性加勤奋,缺一不可,力戒矫饰和自满,不断探索,敢于变革而又善于变革,提高综合修养,眼高手高,方能创作出格调高雅、意境深远、超凡脱俗的作品来。人生的品格是为人作风正派,处事公道;人生的价值是有所追求,在人们心目中有为有位。我的生命是艺术,而艺术则是我的生命。这本画集得以面世,首先是熊良华先生的鼎力玉成,还有莫逆好友杨剑先生及诸好友的襄助,谨此衷心鸣谢。识家自有明鉴,幸有以教我。
胡润芝
岁次癸未仲夏于茀堂
摘于《胡润芝国画集》(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 年8月第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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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象世界的书写

——胡润芝先生的写意绘画

文/徐恩存

胡润芝先生是近现代中国画坛的一位大家,是近现代中国文化精神承前启后的丹青高手。早年,便深受传统文化薰陶,古典的“天人合一”精神,深植于他的生命之中,给了他热爱大自然的诗心和视野。

作为写意画家,胡润芝先生的艺术,给人的突出感觉是他数十年不变的天真心态、敏锐感觉、诗性胸怀;他的诸多作品,都表明他对大自然万物的感觉性理解与直觉式的把握,以及他对现象世界的物质与精神世界的情感合一的美感感受和认知。

显然,自然界的丰富与多样,万物生命的原生形态启示了画家的灵感,唤醒了他对艺术形式与笔墨表现的感觉;他的花鸟与山水作品,呈现的是一个充满生机的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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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芝的中国画,情绪激越、挥洒自如,始终在“不似之似”“无法之法”、“熟后生”中游刃有余的挥洒自如,在秉笔直抒中,书写心性。他的诚挚、专注与纯正的用心,使其笔墨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是一种少有的率意、拙朴与浑然,表现出一种纯粹美和由衷的诗心。

阅读作品,不难发现,在胡润芝笔下一切皆是精神想像与生活感受合成的凝聚,画家不把自然物象真实面貌的陈列作为目的,而是经过“心源”过滤后的心灵化的笔墨阐释;在历经坎坷磨难之后,他的笔墨语言显得苍桑老到,更多的是“干裂秋风”和枯笔破墨,特定时代的风雨冰霜,让他的心境自然是彷徨茫然的,笔墨则顺势而生,充满焦虑、苦涩与扭曲,当然,这也是心境的必然流露;约于八十年代以后,政治阴霾一扫殆尽,画家心情愉快,此时的笔墨在“心无挂碍”与“无羁绊”中,心手一致,用笔用墨如“润含春雨”,节奏、韵律与力度流畅舒展,尽显“小中见大”、“平中见奇”的奇趣与智慧,且画面气氛愈加平稳、祥和、温情;显而易见,画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笔墨意味与形态,无不是对自我心态、情怀的平衡与安慰。

在存世的数百幅遗作中,在作品心象表达、意象形态、整体意蕴中,我们看到画家在人生顺逆中的冷静与超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率性的笔墨挥洒与演绎中,墨色的元气淋漓与气韵的氤氲中,在笔线的茁壮与随性驱使中,分明暗含着很高的热忱和激情。创作中,他以豪迈的激情,把眼中看到的物象,经过呕心沥血的过滤和直觉的把握,使之展开为感性生动的生命形式,把激情化为阳刚与“郁勃”的力度,使笔下的大写意成为情绪的渲泄、艺术生命不衰的生命诗性图景展现。

胡润芝的写意绘画之路,深受海派近代大家程十发、钱君匋、陈大羽的影响与引领,但又与三位前辈有着不完全相同的情调和表现方式。胡润芝的写意艺术,有着明显地传统法度的古典约束,它们制约并调节着画面中的浪漫情绪,所以,我们看到画家笔下多是花鸟与山水意象中的局部或细节,此乃是做为画面整体的情感背景出现的。譬如,早期的《叶坪毛泽东故居》、《春光灿漫》、《古柏芝鹿图》、《苗》、《写石》、《梅妃赏梅图》、《玉兰》、《侧翅三秋杀气高》等,以及后期与晚期的《鹅黄向日新》、《鸡菊延年》、《鸡乐图》、《寿色》、《鱼戏荷影》、《白菜图》、《百草摧时始见花》、《和靖遗风》、《水墨山水》、《拟白石荷》、《秋趣》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同时期不同的心境跃然纸上,不同情感的外溢也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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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画家的情感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笔墨自然“当随时代”而变化和演绎,后期作品,愈至晚近,愈见出其胸襟开朗旷达、欣慰快乐的笔墨特性、气息氛围和流光溢彩的欣喜心境,使其审美取向与艺术情趣必然发生了变化,作品的笔墨愈发见出活力和沉稳,在书写中浸满生命的诗情。在某种意义上说,艺术作品同时也是语言的作品,甚至可以说,艺术品——尤其是中国画,不仅以笔墨语言为工具,同时还以笔墨语言为目的,这是近年中国画研究中以笔墨为重心的现象。清人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说“今以万物为师,以生机为运,见一花一萼,谛视而熟察之,以得其所以然,则韵致丰柔,自然生动,而造物在我矣;”胡润芝之所以作品显现非同寻常的精气神,并在“造化”之中体悟生命元气之生机气韵,在于他除人生阅历之外的长期艺术磨炼。由此,他的艺术在时间的流淌中渐渐形成“重拙大”的审美取向,注重笔墨涵养中的朴茂浑厚之气,偏爱野趣,用以触发自己心灵中诗情画境,用笔墨去书写一个浑然、蓬勃的心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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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的作品中,在花鸟意象中,在画家不经意的书写与挥洒中,确能看到“用墨极苍润,笔如金刚杵”的效果,而用笔用墨的适度、内敛、简逸和形式的变化、富赡上,既体现为个人的情绪化表现,又体现出艺术的修炼程度和炉火纯青的境界,在咫尺之内,气象如此纵横,且落笔生风,又透出古意狂趣,并以疏密跌宕、丑怪朴野、古拙奇肆的整体形态,去衬托花朵的娇艳、游渔的灵动、飞鸟的自由等等,画家以对比的手法,营造了脱俗之美和生命的诗性,尽显胸无尘埃的信笔直写之气;进而在点、线、墨、色的组合中,使之不拘物象,而生成重气局、走向、态势与蓬勃生命图景的多样与丰富。

古人云,“精神跃于纸上者为上乘”,“写其神而略其形”,润芝先生的作品乃是“离形得似”,神采飞扬,气韵生动的“意造”结果,而“意造本无法”,则为“元气”的笔墨表现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和多维的认知方法,使“城府在胸”,得以任意挥洒、烂熟于胸,在养气积累、气充意造,画面意象由此得以呈现出“峥嵘出笔底,五岳储心胸”的大气象。

应该说,海派画家程十发先生,是以线见长的,其用笔变化多端,线条演绎丰富;钱君匋先生以篆刻、书法见长,篆刻极富金石意味和形式感,书法亦高古而恣肆沉穆;陈大羽先生的大写意之浑古笔力、狂草气势,及其加快节奏和韵律的手法,都成为胡润芝先生的艺术资源和精神力量。

润芝先生用笔刚柔相济,圆劲严峻,融篆籒之法于内,用于章法上,颇具回绾之势,作品则体现为神完气足的浑然面貌;作品的气象、笔墨的书写神韵体现出画家作画真态,水痕墨气,跃然纸上,云烟自笔端出,胸中郁勃,笔底造化,尽在瞬间凝定。在作品《白菜图》、《田园清趣》、《鸡菊延年》、《延年益寿》、《芭蕉小鸟》、《墨梅古典图》中,画家墨与色的结合,打破传统格局,使之另拓新境,又富于现代感;其中,用墨爽快淋漓,重到极点,淡到极点,浑厚到极点,生机勃勃,以“直探造化根”的精神,去追寻花鸟意象和山水意象间的生命玄机与密码信息。

从某种角度看,胡润芝先生的艺术,是对中国画传统和前辈画家艺术经验的一种必然补充和深入继承;“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中国艺术从来重视“气”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和情感气质无可替代的关系的,并认为“气”是艺术内在本质的方面,即“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乃是由人本体上升为宇宙本体高度必然过程,所谓“气贯文风”,“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胡润芝先生的艺术,追求的是中国艺术的大气象和大美,他以开阔的胸襟、深广的学识、勤奋的求索与坦荡的情怀、磊落的胸襟,站在历史与逻辑的交汇点上,以自己的心血,创造出富有浩然之气与充实之美的艺术。

他的艺术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艺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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