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马王堆汉墓，人们立马联想到那具千年不腐的女尸，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这些极具文物价值的稀世珍宝。除此之外，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的《驻军图》，为现存最早的三色彩绘军事地图，描绘了当时长沙国南部的军事驻防情况。
学者研究后认为，《驻军图》同时又是编制最准确的军事地图，很可能都经过了实地勘探，意味着长沙国为绘制《驻军图》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为的正是防御岭南的南越国。那么，长沙国与南越国有着怎么样的渊源？
汉初，汉高祖刘邦分封的异姓诸侯王中，唯有长沙王幸免。因实力弱？因忠于西汉？细细想来，也不尽然。
首先，说实力。论疆域，长沙国跟燕国半斤八两；论军队，原在韩信帐下任职的张耳连一支独立的武装都没有，封赵王之后才匆忙拉了支队伍，否则不会发生赵相贯高意图谋杀刘邦的恶性事件，累及张耳之子张敖被贬为侯。
其次，说忠诚。刘邦平叛英布之时，因姻亲关系，长沙国起初并没有出兵，在英布败相已露的情况下，长沙王吴臣才诱杀姐夫，挽回一点局面。
那么，刘邦看中了长沙王的什么呢？在诛杀梁王彭越时，吕后给出了答案，其言：
彭越壮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
将素有威望的彭越流放蜀地，一旦其振臂高呼，后果不堪设想.....一个彭越，头都够大了，还有其他异姓诸侯王，更别提“南强北劲”的南越国与匈奴。
同理，刘邦想到了吴芮，这跟忠诚无关，更多是让异姓诸侯王、匈奴弄得满头包的无奈之举。吴芮有两点是其他异姓诸侯王所无法比拟的：
1、在越人中颇有威望。吴芮为鄱阳令时，治理有方，深得民心，才能在除暴秦时，在越人中一呼百应，此外身为勾践后裔的无诸、摇甚至甘心率众归附；
2、拥有一支“特种”部队。北方人南征岭南时，最担心的一是水战，二是天气。吕后时派遣攻打南越的军队便因水土不服，无功而返，而吴芮恰恰拥有一支适应南方气候，以及擅长水战的军队。
用吴芮对付前秦“余孽”赵佗，以夷制夷，一旦成功了，将大力缓解来自南越方面的军事压力，再说了这也只是B计划，此后戎马半生的刘邦派出使者陆贾成功游说南越王赵佗归附。
双方的“和谐”持续了十余年，吕后七年（公元前181年），吕后一反常态，对南越国进行经济制裁，禁止输出铁器以及只能出售雄性的牲畜。
直接关系国计民生，赵佗急了，数次派出使臣，不仅沟通无果，而且还遭到扣押，这还不算，吕后还干了一件符合其“人设”的事情，派人掘了赵佗祖坟、杀了赵佗族人。
《史记·南越列传》 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
赵佗将账都算在了长沙王头上，认为长沙王从中作祟，吕后听信其谗言，才导致了西汉政策的急转直下。
是可忍，孰不可忍，吕后七年9月，赵佗出兵攻打长沙，攻占了桂阳等几个县，掠夺完财物后，便班师回国。
由此引来了西汉的征讨，战争持续了11个月，因为吕后立马派出的隆虑侯周灶所部因水土不服，压根没有跨过岭南，次年8月吕后去世后便无功而返。
据此推测，《驻军图》所反映出的长沙国驻军，应该不是刘邦时期留下的，一则刘邦忙着处置异姓诸侯王、匈奴，根本无暇顾及，其次一边游说赵佗归附，一边调兵遣将，能成吗？
所以应当是周灶撤出后，继吕后的汉文帝看出了单靠长沙一国之力，根本无法抵御南越国的进攻，为此调集了西汉中央军驻守长沙国，具体布防如下：
- 东面的两道防线为长沙国的地方部队，第一道防线是桂阳郡“桂阳军”，第二道防线两支“司马得军”作为策应；
- 南面、西面驻防的都是西汉中央军，其中南面第一道防线为三支自西向东布防的“徐都尉军”，第二道防线是两支“周都尉别军”；西面还有一支“徐都尉军”。
很显然长沙国防御的重心正是南越国的西北部、南部，何故？
所谓岭南指的是五岭以南，由越城岭（湘桂间）、都庞岭（湘桂间）、萌渚岭（湘桂间）、骑田岭（湘南）、大庾岭（赣粤间）组成的天然屏障，隔绝了中原与岭南地区。
当然了，天然屏障绝不是一点“漏洞”也没有。秦国统一岭南、汉武帝消灭南越国的军事行动，表明了都庞岭与萌渚岭之间存在一条“捷径”，通过天然通道“临贺道”，再顺贺江直下，可以相对便捷、快速进入南越地区。
赵佗作为秦军南征岭南的将领，或许依葫芦画瓢，“闪击”长沙国而又迅速撤出也是通过该通道，同时也早已认识到这是一把双刃剑，既容易进攻，也容易受伤。
早在建立南越国之初，赵佗效仿西汉“郡国并存”的制度，在“漓江—桂江”和“富川江—贺江”区域建立了苍梧国，由同宗的赵光（苍梧秦王）统帅南越国精锐镇守。
上个世纪70年代的田野考古工作，对该区域的一大批秦汉时期古城址、古墓葬进行了系统调查、科学发掘，证实了：
一是贺县金钟 1 号汉墓出土了一枚玉质的“左夫人印”，表明了此地为苍梧国所在地；其次长沙国、南越国围绕灵渠为中心，分别在湘水和漓水间建构防御工事，互相对峙，由此形成了今天看到了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的《驻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