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正在举行会议的人民大会堂，竟遭遇袭击。一颗子弹将玻璃当场击穿，然而开枪者却得到了周总理的特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袭击发生时，周恩来总理正在大会堂二楼接待外宾。要知道，当初大会堂二楼的会议室只有一层玻璃，是总理考虑到安全问题，这才加装了一层。没想到当初一时的决定，竟然在今天救下了所有与会外宾的生命安全，保住了新中国的名誉。
当他老人家得知，竟然有人能够越过层层安保，袭击人民大会堂时，一向好脾气的他也出奇的愤怒。当即下令成立专案组，严查此案，势要将袭击者当场拿下。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袭击者的身份也昭然若揭。可此时，所有人都大感意外，并且最终，他还逃过了责罚，得到总理特赦。
那么，此人究竟是何身份？他为何能逃脱制裁？
很快，一支由精干人员组成的专案组迅速成立。在专案组的领导下，北京市公安局组织全部警力，对长安街上的1000多辆汽车进行一一排查，其中不乏外国驻华使馆的车辆。
然而，如火如荼的排查工作很快就陷入了僵局。这1000多辆汽车，竟然没有一点可疑之处。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影响，专案组只能无奈放行。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一名年轻的警卫员意外地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他认为，调查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因为长安街上车多人多，袭击者断然不可能当街开枪，这样无异于自寻死路；其次，当日是个雾霾天，能见度不过数米之远，如果袭击者在远处射击，基本没有看见目标的可能。他为何又要强行开枪？
最后，根据现场勘察的结果可以判断出，袭击目标并非是处于二楼的周总理及与会外宾，而是二楼的一处普通休息室。并且，从两层玻璃的弹痕可以看出，外侧玻璃的弹孔明显比内侧玻璃上的弹痕要高的多，这说明子弹是呈抛射落下。
所以，唯一的可能是，这枚子弹绝不是从长安大街上击发，最有可能的地点就是距离人民大会堂约400米处的居民区。只要我们对居民区再次进行全面摸排，一定可以将袭击者拿下。
虽然警卫员讲解的头头是道，但是一想到在相隔400米的地方，远距离袭击大会堂，显然极为困难。再加上警卫员人微言轻，专案组最终没有采纳他的分析。
虽然很多人都对他的分析不以为然，但副部长于桑显然不这么认为。他仔细想了想，最终决定力排众议改变调查方向，派出一部分人手前往居民区，进行实弹测试。
为了保证测试精准，办案人员特意找来了与袭击者同款子弹和可能的枪械，以不同角度和高度分析测试。当统计结果展现大家面前时，所有人都惊喜的说不出话来。
实弹测试打出来的弹孔，竟然与袭击者留下的弹孔惊人的相似！这名袭击者果然是在这片与大会堂相距400米的居民区内，发动的袭击。
得到这一结论后，于桑赶紧派出便衣，在居民区内明察暗访。一番打探后，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一名居民表示，事发当天曾在附近听到好几声枪响，但他也不知道具体是在哪里，还当是自己听错了。
有了明确的线索，大伙儿愈发兴奋。为了排查出袭击者，专案组想到，或许可以从枪上下手？
于是，他们将整个北京内所有的枪支全部收缴上来，然后一一排查，最终在一万多支枪里发现了一支特殊的捷克产步枪。虽然它是国外产的，但装填的却是国产的5.6毫米步枪子弹，不仅如此，它还在几天前被击发过。
确认消息后，警方当即派人拘传这支枪的主人。当来人坐在于桑面前时，于桑疑惑了，这不是体委副主任李达吗？难道他就是袭击者，或者策划人？
可是细问之下却更加疑惑，李达口口声声强调自己当天并没有用过枪，并且当日他还在工作，根本没有机会。当调查再次陷入泥潭时，李达想到了自己的儿子李迪民。
当专案组找来他的儿子，并询问到为什么要开枪时，他表现的一脸茫然，嗫嚅的解释是在打鸟。
原来，事发当天李迪民刚写完作业，就看见邻居楼顶上飞来几只麻雀。于是，他主动提出和朋友比赛打鸟，而他使用的，正是父亲的那支捷克步枪。
然而，没有受过相关训练的他，并不能很好的掌握步枪。没打中不说，射飞了的子弹竟还飞越了400米，击穿了人民大会堂的一层玻璃。
这个结果也令专案组的众人哭笑不得。
无心射击总好过有意杀人，考虑到他还未成年，为了不影响他的未来，周总理还专门对他进行特赦。除了回去之后受到一顿严肃的批评，这个年轻人也没有再受到其他惩罚。
但这件事也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枪支留在老百姓手里是绝对不行的。于是周总理立刻召开会议，讨论枪支的处理方法，并在不久之后推出了枪支管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