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很推崇孔子，说其“圣之时者也”，认为孔子是圣人里面最重视时机的。的确，大凡成事者，一则懂得判断大体形势是否有利，其次则清楚所处位置、是否具备成事的条件。
这对于明末时期，尚未深度汉化的褚英而言，显然是“超纲”的。因为正是其不了解形势以及所处的位置，使得堂堂的未来储君落得囚禁被杀的下场。故事呢，缘起于一场误杀。
明初，有鉴于历史上女真人曾经建立的大金国，数次南侵，给中原王朝造成了很大的杀伤，故明朝统治者对女真人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即在女真人生活的区域，保持各部落势力平衡的局面；只要平衡不打破，明朝就能掌控局面。
只是到了嘉靖晚期，建州女真出了个搞事的王杲（gǎo），屡次进犯明边，劫掠辽东多地，引来了明总兵李成梁于1574年的围剿，王杲抵抗不住被杀。
九年后，李成梁为绝后患，再次率兵追剿王杲之子阿台。属于姻亲关系的觉昌安、塔克世父子早已投靠明朝，为立新功，父子俩作为向导加入明军，却在混战中遭到明军误杀。
事后，理亏的明朝给了塔克世之子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封龙虎将军，复给都督敕书”，作为抚恤，恰好给了努尔哈赤名正言顺起兵的理由。当然了，反对的不是明朝，而是对觉昌安父子之死负有很大责任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
理由充分，实力却很“尴尬”。努尔哈赤追忆1583年起兵时，那是“含恨，以父祖十三副遗甲起兵”的光景：
·含恨倒未必，因为塔克世“御妻”无术，原配死后，不仅任凭继室虐待努尔哈赤兄弟（原配所生），还听信谗言分家单过，导致努尔哈赤兄弟只得靠采集“东北三宝”，艰难度日；
·“十三副遗甲”倒可能真实，一方面有分家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觉昌安家族没落，一切都得靠着白手起家。
基于此，努尔哈赤“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恩威并济，历时12年，苏克素浒部、董鄂部、哲陈部、完颜部等或来投或兼并，基本完成了建州女真的统一。
除了弟弟舒尔哈齐之外，诸子尚年幼，唯有依靠上述部落的费英东、何和礼、额亦都、扈尔汉、安费扬古劈荆斩刺，建立功勋，由此成为了努尔哈赤的股肱之“五大臣”，又称古出集团。
即便再怎么称兄道弟，也只是外人。随着做大做强，努尔哈赤有意识培养逐渐年长的儿子，提供建功立业的机会，以逐步取代“五大臣”的地位，为接管越来越大的“摊子”做准备，其中最先脱颖而出的是嫡长子褚英。
彼时，努尔哈赤实力上薄弱，政治上被孤立，让兼并之路显得格外艰难，童年的褚英不得不面对险象环生。如面对族人的刺杀，努尔哈赤不得不先将年幼的褚英姐弟藏于床柜下面，再率众迎敌，久而久之养成了褚英勇猛、果敢的性格，迅速适应战场：
1、1598年，19岁的褚英第一次随叔父巴雅喇（努尔哈赤异母弟）讨伐瓦尔喀诸部，便大放异彩。此战褚英亲自披甲上阵，奋勇作战，先后攻下二十多座城寨，俘获人畜无数，为此，战后被努尔哈赤授予“洪巴图鲁”称号；
2、1607年，东海女真蜚悠城主因不堪乌拉部布占泰的欺压，决定转投努尔哈赤，只因路途遥远，加之中间隔着乌拉部，便请求建州派兵接应；努尔哈赤派出弟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以及“五大臣”率部三千前往。不料计划败露，遭到了布占泰一万大军拦截，双方在乌碣岩大战。面对舒尔哈齐懈怠的不利情况下（舒尔哈齐与布占泰有姻亲关系，选择了观望），褚英接过指挥权，与弟弟代善各带一队势如破竹杀入敌阵，力斩乌拉主将，使得建州大获全胜，事后被努尔哈赤授予了广略（多谋的意思）贝勒。
这个可以做横向对比，努尔哈赤对美称的赐予还是比较审慎的，费英东、扈尔汉等“万人敌”都没有被授予“巴图鲁”的称号，而两次“代表作”表明了遗传了父亲DNA的褚英，战场不仅异常勇猛，而且战场的“态势感知”敏锐，行动果决，才能获此殊荣。
1612年，已过天命之年的努尔哈赤深思熟虑后，为将来计，将褚英立为储君，参与建州的军政大事决策，由此褚英的人生到达了巅峰，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建州二号人物。然而此后褚英却呈现“断崖式”发展，直至幽禁被杀。“浓缩”一下过程：
首先，立为储君后的褚英开始变得独断专行，不仅虐待五大臣，而且还与四位弟弟极度紧张，久而久之，矛盾激化，弟弟们与五大臣合伙控告褚英；
接着努尔哈赤调查后，以褚英“心胸狭窄，不可置信”为由，不准其出征，勒令在居家反省；
最后，哪里晓得褚英反而变本加厉，努尔哈赤1612年、1613年两次远征乌拉期间，却干起了魇镇的勾当，诅咒努尔哈赤远征失败，好让自己取而代之；事情败露，大为光火的努尔哈赤将褚英幽禁在高墙之内，1615年死于幽所。
诚然，建州女真的快速崛起，带来了财富与权力，也唤醒了褚英人性中的贪欲，野心开始逐渐膨胀，不断蚕食建州上层的利益，引来了众人的反击。
即便如此，哪怕后来的诅咒，十分恶劣，也不足以让努尔哈赤处死嫡长子，毕竟“虎毒不食子”，努尔哈赤完全有能力可将褚英控制起来，不再造成对建州的损害。如果将努尔哈赤于1611年处死弟弟舒尔哈齐的事件联系起来看，那么褚英真正的死因就明了了。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作为努尔哈赤起兵之时核心成员的舒尔哈齐，可以说是进取与保守的统一体。一方面是努尔哈赤复仇之路上的同路人，为统一建州女真立下了不世之功，由此也成为了仅次于努尔哈赤的建州“二号人物”。
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的与日俱增，舒尔哈齐身上的保守性逐渐显现。上述提及奉明朝为“天下共主”在女真人中已经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在公元1595年、1597年两次进京朝贡，受到明朝高规格接待的“分化”下，舒尔哈齐开始动摇，转向寻求和保护既得政治、经济权益的稳定，不愿再与兄长铤而走险。
久而久之，哥俩的分歧越来越大，如此出现了公元1599年远征哈达部、1607年乌褐岩之战中，舒尔哈齐两次“磨洋工”，致使努尔哈赤陷入被动挨打，态度与其说是消极，还不说是无声的抗议。
于是，努尔哈赤解除了弟弟的兵权，也导致了舒尔哈齐在明朝的支持下出走，重建建州右卫，走上了分裂的不归路，从而导致了被努尔哈赤囚禁被杀的下场。
好不容易完成统一的努尔哈赤决不允许任何分裂建州的行径，一起出生入死、同甘同苦的亲弟弟不行，亲生儿子也不行。有褚英的分裂证据吗？有。
据明末清初人谈迁在褚英死后三年，即1618年在《国榷》提及：
初，奴儿哈赤子红把兔（褚英）尝饮承胤所，曰：“父志不小，屡谏不入。万一南向，大将军计将安出？”承胤盛称汉威德，笑而去。亡何难作。
所谓“初”并不是1618年，而是说以前。具体什么时候呢？《明神宗实录》记载：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调延绥总兵张承胤挂印镇守辽东，还特别强调“上紧到任，不必候待”。
也正是这年，褚英被立为储君，有权外出与明边官交往。按照惯例，辽东军政长官履新之时，女真各部首领理应前往道贺，或许便是此时，有了此番对话。显然很自大，也很草率的张承胤“有负圣恩”，这是后话。那为何褚英要这么做呢？
据《清史稿•广略贝勒褚英》记载：
明人以为谏上毋背明，忤旨被谴。
可见，同为建州上层的褚英很可能受到叔叔舒尔哈齐的影响，拥有相同的政治倾向，即拥护明朝。此前，褚英就在因努尔哈赤原打算杀了舒尔哈齐的两员大将一事，声援舒尔哈齐，向父亲求情，当然，也站在了努尔哈赤的对立面。
如果说舒尔哈齐的所为还属于民族内部矛盾，那么，褚英泄露建州的动向就属于“卖国行径”了，也是褚英的真正死因，同为分裂建州，但性质更为恶劣。正值兼并海西女真的关键时刻，作为坚定的反明派，努尔哈赤快刀砍乱麻，处死了自己的嫡长子褚英。
综上，与舒尔哈齐人生轨迹相似，褚英为统一建州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被立为储君。不过随后与努尔哈赤发生政治上的很大分歧，并试图使得整个建州转向明朝。没错，理论上，褚英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建州仍在努尔哈赤的掌握之中，其次褚英的“小集团”力量尚显不足，毕竟底子还是努尔哈赤打下的，父子俩力量悬殊。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褚英的公然“唱反调”，也让自己走上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