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外甥女跷二郎腿给舅舅发红包”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视频中，外甥女一手攥着一把百元大钞，一手把舅舅拉到椅子旁并顺势坐下，然后翘着二郎腿一脸傲娇地说：“来，给我磕个头，我给你发红包。”
对此，虽然媒体叙事是“舅舅被吓得连连拒绝”，但是视频中的笑声却告诉我们，舅舅“被吓到”是真的，外甥女自带的喜剧效果也是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磕头我给你发红包”是大人对小孩说得再正常不过的一句话，可角色互换、反客为主后，却产生奇异的喜剧效果。
我们很清楚，这种喜剧效果在于“小大人”的既视感，也就是大人在看到孩子表现出成年人的气质和思维时，所发出的惊诧和欣慰的混合感叹。因为真要是稍大些的孩子表现出这种反差感，会被认为没有教养。
强调这一点，是想说“家人的笑声”和“外人的笑声”是不一样的，“家人的笑声”在于反差图景中呈现出的可爱感，“外人的笑声”在于对反差图景的调侃性。并且最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磕头拜年的形式存疑，起码不再那么笃定。
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质疑磕头拜年行为在传统层面的合理性，而是当越来越多的长辈对孩子说“你磕头我给你发红包”时，意味着磕头好像就是拜年的核心，获取压岁钱的方式就是磕头。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外甥女对舅舅说出这样一番话后，会瞬间触发群体性戏谑。
当然更为主要的是，这一幕还引发截然相反的两种声音地激辩，一种声音认为，孩子这样完全是拜大人所赐，一种声音认为，这就是孩子跟大人在耍宝，没必要上纲上线，过分喊打批判。
一定程度上，前者的理解是，孩子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大人们在给孩子压岁钱时并没有基于传统在实践，而是在基于取悦自己在实践。也就是说，激辩的立场是基于孩子的好笑批判大人的粗鄙。
而后者的理解，显然是相对开放的、包容的，也就是并没有把好笑和尴尬过分地往纲线上扣，而是更倾向于孩子和大人在平等互动。换句话说，后者的理解更偏重人对人的指向，而非是道德建构层面的判断。
掰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就在于各自所代表的立场、支持的观念其实也都有支撑的论据。就比如“孩子这样完全是拜大人所赐”的声音，它除却在批判孩子的家人，也在批判媒介传播的影响。要知道，推动“童年的消逝”的主要原因就是大众媒介的影响，尤其在多媒体并行的时代，这几乎成为一种必然。
而对于“这就是孩子跟大人在耍宝，没必要上纲上线”的声音，它虽然没有直接批判磕头拜年的行为，但是却间接的告诉人们，拜年的本质是人对人的关照，而非是人和人的交换。也就是说，相较礼法层面的尴尬，更在乎好笑层面的可爱。
说到底，“孩子的好笑”也好，“大人的尴尬”也罢，只是新旧观念立场转换上的优劣评判，而回到具体的外甥女和舅舅的世界里，不见得真会特别在意。甚至等外甥女长大，舅舅变老，这一幕非但不会成为尴尬，反倒会成为难忘的瞬间。
因此对于“反客为主，孩子有多好笑，大人就有多尴尬”的标注上，也只是基于瞬间图景给出的中性论断，而非是“孩子的好笑”真的跟“大人的尴尬”成正比。因为怎样理解不取决于事实是什么，而取决于认知和观念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