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解放战争接近尾声，贺龙奉命入川，解放军对胡宗南部队形成了包围圈。而那时，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已在等待时机，率部起义，少将副师长马士弘积极响应。
大势已去，胡宗南只身一人逃往海南岛。第二天，罗广文宣布起义，贺龙率大军进入成都，欢庆解放。
几天后，马士弘代表罗广文找贺龙报到，一到大厅，他惊喜地发现，贺龙身边，赫然站着分别多年的弟弟马识途。
“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从青年时代起，他们就走上了不同的救国路线，一个入黄埔，身经百战，成国军将领；一个弃学业，走上革命道路，是“职业革命家”。
20年后，兄弟俩终于殊途同归。
马士弘（左）与马识途
01
1915年1月，四川忠县长江边的马家大院里，家族中的第五个男孩出生，父亲马玉之为他取名马千木。他便是后来的著名作家、革命家马识途。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
马家是书香门第，只是那时已家道中落。马玉之曾跟着同盟会会员轰轰烈烈闹革命，后来同仁们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因囊中羞涩，他只能留在县里，每天穿个长衫，去乡下督学。
凭着过人才干，马玉之以督学身份通过竞选，当上了县议会议员，因工作勤勉，被推举为议长，“从此进入社会上层，成为有模有样的人物了”。
虽忙于政务，但马玉之对子女教育从不放松。在他督促下，马识途五岁学书法，临摹汉碑名帖，六岁入私塾，熟读孔孟之书。
同食同寝，一起读古籍、聆家训中，马识途与三哥马千毅感情最为要好。
三哥比他大四岁，经常给他讲书中故事，也有见到的奇闻怪事。
有一次，三哥告诉他：“来家里拜会父亲的那个新县长是假的！”
原来，新任县长赴忠县上任，快到县城时不慎落水溺亡，可是这边欢迎仪式已经开始，鞭炮都要点了，怎么办？县长秘书于是决定冒充县长，而县长夫人居然也同意了。
震惊之余，这个荒诞的故事在童年马识途脑海里挥之不去。几十年后，那些场景出现在小说《夜谭十记》中。
《夜谭十记》
父亲马玉之重视振兴教育，他联合几个开明乡绅创办了新学校，并请来教育家陶行知的学生任校长。
多年后，马识途回忆：“我们学校的教师中有老夫子，也有共产党员。从那时我开始学习到了新东西，还跟着去农民家宣传不给地主交地租。”
在自由、开放的氛围里，兄弟俩刻苦勤奋，接受了最初的爱国主义教育。
中学毕业后，三哥考入北平的中国大学经济系。那时，他已改名“马士弘”。
“士弘”，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1931年，16岁的马识途也初中毕业了，遵照父亲“本家子弟十六岁必须出峡，安身立命，一切靠自己”的家规，他决定走出三峡，到北平读高中、考大学。
带着对未来的希冀，马识途登上轮船。船过三峡夔门时，他意气风发，作《出峡》诗一首：
“辞亲负笈出夔门，
三峡长风涌巨澜。
此去燕京磨利剑，
不报国仇不回还。”
02
凭着优异的成绩，马识途顺利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立下志向：坚甲利兵，工业救国。
刻苦攻读之余，马识途走上街头参加抗日集会。日本人的飞机盘旋在北平上空时，他跟随逃难的人群，爬上火车顶，去上海读书。
火车开了，车顶上，人群晃作一团，慌乱中，插在上衣襟口上的派克钢笔掉下来，滚落开去。马识途下意识地俯身去抓，旁边的人一把拉住他，喝道：“不要命啦！”
到上海后，马识途转入浦东中学。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爱国浪潮从北平蔓延到全国，他也加入队伍，到南京请愿。
书写标语时，马识途第一次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的新名词，同时也知道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不幸的是，一次宣传抗日时，马识途被抓进了监狱。狱中“老大”逼他睡在马桶边，晚上有人起夜，尿水溅了他一脸。
闻讯来救他的，是三哥马士弘。穿着笔挺的军官制服，马士弘英姿勃发。那时，他已投笔从戎，成为黄埔军校第11期学员。
马士弘的黄埔同学会证
在军校同学帮助下，马士弘救出了马识途。
一个信奉军事救国，返身归队；一个崇尚实业救国，随后考入南京的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
怀着同样的报国情志，两兄弟分手在了岔路口。
1936年，马士弘生病，住进南京的医院，马识途每天下课后，就到医院服侍照料，直到痊愈。兄弟情深，更进一步。
抗战全面爆发后，马识途放弃了工业救国梦，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南京秘密学联小组，积极宣传抗日。南京告急时，又在党组织的指示下，迅速组织同学撤退到武汉。
撤离后两天，南京发生了大屠杀。
和马识途一起组织撤退的，是中央大学同学刘惠馨。他们曾一同走在游行队伍里，一同工作在抗日宣传队，在她动人的歌声里，马识途不自觉地坠入情网，“在精神上成为她的俘虏”。
刘惠馨
1938年3月，马识途迎来人生转折点，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见证，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结束后，钱瑛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祝贺你成为我们的同志！”
马识途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也是那一天，他郑重地把名字“马千木”改为“马识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了”。
不久，在钱瑛指引下，马识途隐姓埋名，转入地下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马识途的革命领路人钱瑛
刘惠馨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他们战斗在不同岗位上。
他走进工厂，为工人办夜校，既传播知识，也点燃革命的火把；而她，则孤身奔走在鄂西山区，开辟着新的根据地。
1939年底，经组织批准，在五峰山脚下清江边的一个农家小院里，马识途和刘惠馨组成了小小的家。
欢喜之余，马识途特意赋诗纪念：
我们结婚了
在一间阴湿的破屋里
桐油灯代替喜烛在辉映
我们找到了主婚的人
却不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而是我们生死相许的爱情
此后，他们的家里，经常召开秘密会议。1940年，鄂西特委成立，马识途任副书记，刘惠馨任特委交通员。
每一次出门，马识途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而每一次归来，老远看到小竹篱笆院子里，一串红辣椒挂在窗户外，他就松了一口气，那是安全的信号。
地下工作需要不断变换身份，马识途当过流浪汉、小摊贩、大学教师、生意人，还当过国民党县政府的小科员。
他秘密抗日时，三哥马士弘也在战场奋勇杀敌。
那一年，马士弘所在部队战斗在宜昌前线，70多年后，他这样回忆：“战斗进行得很是悲壮，我们与日寇在宜昌城内展开巷战和白刃战，很多人战死了。剩下的人继续坚守，没有接到命令，一个人都不退半步。举目所见，都是鲜血，十分惨烈。”
兄弟俩目标一致，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危险不期而至。1941年，由于叛徒出卖，刘惠馨被捕，一个月大的女儿和她一起坐了牢。
因在外开展工作，马识途幸免。可是国民党已下令通缉，危机四伏。
从父亲那儿，马士弘得到消息，他多方打听，仍联系不上马识途。
情急之下，马士弘在报纸刊登寻人启事：“我是三哥……”
看到报纸后，马识途终于与马士弘会合。那时，马士弘已是国民党卫戍部队的少校，通过关系，在特务眼皮底下，他大摇大摆护送马识途上了船。
遗憾的是，马识途再也没有见到妻女。
与刘惠馨见了最后一面的，是马士弘。想方设法来到监狱后，见面的情景，令他终生难忘。与他在中央大学见过一面的那个大学生相比，面前的弟媳判若两人。
刘惠馨瘦到让他不敢相认，四月天里，她穿着空心的棉袄，衬里撕下来了，裹着怀里同样瘦弱的女儿。
马士弘心酸难忍，反倒是刘惠馨，声音出奇地镇定：“三哥，你婆婆妈妈的干嘛！”
为革命，她早已做好了准备。
1941年11月17日，刘惠馨英勇就义，年仅27岁。孩子从此下落不明。
03
鄂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四处通缉马识途，在上级指示下，马识途考入西南联大，在昆明长期隐蔽，一边从事革命工作。
在联大，他成立党支部，发展新党员，还与闻一多策动了“一二•一”民主运动。
马识途（前排右一）与联大同学和飞虎队朋友在一起
与此同时，三哥马士弘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他参加了淞沪战役、常德战役、保卫武汉大会战等重大战役，并先后担任参谋、连、营、团长等职。
一次战争中，日军的子弹从额头上擦过，“一摸全是血”，从此留下了永远的纪念。
抗战胜利后，因不愿参加内战，马士弘一度解甲归田。成都解放前，罗广文决定起义，他积极响应，竟意外与负责接管的弟弟马识途重逢。
一对国共兄弟，至此真正团聚。
战争终于结束，从政之余，马识途开始写作。马士弘也担任了军政要职，后来，因为国民党少将身份，他经历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那段日子，马识途伸出援手，悄悄资助三哥，多年来从不间断。
欣喜的是，1960年，马识途找到了失散20年的女儿。以此亲身经历为题材，他完成了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发表后引起极大轰动，从此在写作路上一发不可收。
《清江壮歌》
时光荏苒，热血男儿已成耄耋老人。他们经常串门聊天，既聊家常，也聊国家大事。
“当年日寇犯下的一桩桩暴行，闭目一思，如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里重映。”
为了铭记那段历史，年近百岁时，兄弟俩分别写出了《百岁追忆》和《百岁拾忆》两本回忆录，那是他们的人生写照。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时年104岁的马士弘领取了抗战老兵纪念章。第二年，他便安祥离世。
抗战老兵马士弘
往事并未走远，“三哥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几次掩护我脱险的事，至今仍历历在目”。悲痛之余，马识途含泪写下挽联：
“鏖淞沪卫武汉斗湘鄂战石牌守国门确是抗战八年老英雄
隐寒门历沧桑经沉浮轻死生觉大梦果然潇洒百岁真高人”
如今，马识途也106岁了，历尽沧桑，壮志未改。2020年6月，他的新书《夜谭续记》出版。
世纪人生，正如他在《自述》诗中所写：“无悔无愧犹自在，我行我素幸识途。”
百岁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