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些出身基层的优秀人才受到重用，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职位。他们的出身虽然平凡，但能力出众，也为这个新时代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要说其中名气最大的，应该是代表大寨精神的陈永贵。
出身贫苦家庭的陈永贵一路走来，荣获后来的成就，还真是不容易。1914年，陈永贵生于山西昔阳，7岁那年，山西遭遇大旱灾，家里本就贫瘠的几亩田地颗粒无收，四周的野菜也都被大家挖干净了，眼看就要饿死了。父亲没办法，就留下儿子，把妻子和年幼的老二和老三一起卖给了地主当奴仆，代价就是几麻袋粮食。
这样一来，全家的性命就都保住了，但父亲却落下拿老婆孩子换自己苟活的恶名，后来精神上不堪重负的父亲自尽，陈永贵成了没人管的孤儿。为了活下去，什么苦活累活他都干过，好不容易熬到成年，还娶了媳妇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但日本人又来了，好日子刚开始又到了头。
日伪军为了巩固地方统治，在乡里组建了维持会，每个村庄都要选出维持会的代表，精明能干的陈永贵被日伪军看中了。但这个背叛祖宗的汉奸差事他可不愿意干，但有人指点他，他完全可以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面服从日伪军，背地里利用这个职务给地方抗日组织通风报信，这不更好吗。
此后一段时间，陈永贵一直这样干，但时间长了难免泄密。这事被日伪军知道后，将陈永贵抓走了，后来还是村里凑钱，才把他保举出来。正是这个经历，让他获得我党的信任和重用，抗战胜利后陈永贵光荣入党，并当上了大寨村的生产委员，1952年当选为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大寨村地少人多，再加上不适宜的气候，他当选支书时，村里粮食的人均亩产只有237斤,。这还算是好的年景的，要是遇上灾荒年，只能去外地讨饭了。陈永贵上任后，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带着大家先在白驼沟、后底沟、小背峪等地，靠着全村人的努力，先后开垦出近40亩良田，经过数年的努力，1956年大寨终于迎来第一个丰收年，全村粮食亩产已经达到了350斤，要知道1949年人均只有80斤左右。
大寨村有了陈书记作为主心骨，大家齐心埋头苦干，到了1962年粮食亩产已经到了惊人的774斤，这是几代人都不敢想的大丰收，村民们不禁感慨：咱们支书真有本事，真没想到咱村里也能收获这么多的粮食。
没想到风调雨顺的好日子到了头，转过年来大寨村就遇到了罕见的大涝灾，看着耗费十年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村民们都心痛地哭了。但陈永贵没有泄气，他重新撑起大家的信心，甚至拒绝外援，靠着全村人的力量，夜以继日、奋尽全力，一起重建大寨村。
当上级不理解陈永贵不要国家救济的做法时，陈支书却向上级承诺，当年社员的口粮不减，交的公粮也不会少。经过数月的努力，大寨村还真创造了奇迹，当年再一次迎来丰收年，村民们有吃有穿有房住，另外还上交公粮20余万斤。
大寨的事迹不仅传遍山西各地，就连毛主席也听说了陈永贵的名字以及他的大寨村，后来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指示，随着大寨精神的传播，陈永贵的名字也传遍全国各乡村。此后陈永贵开始踏上了仕途，到了1975年还当选为副总理，成为副国级领导人。
随着时代的变化，陈永贵也越来越感觉自己能力有限，1980年他辞去职务，本打算回大寨工作，但最后留在北京，担任东郊农场的顾问。不想不久后，陈永贵在体检时被查出患有癌症。本来可以运用医疗技术，延续他的寿命，但陈永贵不愿意浪费国家资源，没有同意院方的治疗方案，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病逝。
虽然临终前，陈永贵嘱咐家人，自己的葬礼一定要一切从简，不要给国家增添负担。但最后由邓公指示，陈永贵的追悼会按照副总理的规格举行。追悼会上，并没有高层领导人到来，除了华国锋。两人共处多年，虽然工作处理上有争议，但关系还是不错的。
陈永贵的追悼会是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的，当天有一辆高级轿车缓缓停在殡仪馆门口，路过的群众都在猜想这车上的人应该是谁时，只见带着墨镜的一人从车里走出，有人立刻认出这就是曾经熟悉无比的华主席。
他走进灵堂，对着陈永贵的遗体三鞠躬，然后又围绕遗体走了一圈，此时周围人已经看到华主席脸庞上流下的眼泪，最后华主席与陈永贵家人握手后匆匆离去，整个过程没有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