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后来，人们把这一事件称之为“九一三”事件。“九一三”事件的发生，震惊了中国人，也震惊了世界。
9月12日是个平静的星期天，这天，毛主席的专列悄悄地返回了北京。当然，这个消息对外是保密的。
华国锋比毛主席提前一天来到了北京，他这次来北京是有重任在身的。华国锋受毛主席的亲自委托，紧急来京单独面见周总理，他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这对于解决林彪一伙人的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样是在9月12日那天，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也都在各忙各的事情。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
“四大金刚”之首的黄永胜时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他的这两个职务位高权重，平时工作确实很忙。那天正好赶上是星期天，黄永胜就去理发师理了个发，然后他就回家去看望自己的小孙子。当时，黄永胜已经61岁了，按年龄来说，这时的黄永胜已经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俗话说“隔辈亲”， 黄永胜很喜欢自己的这个小孙子。他虽然身为高官，但在亲情方面他也和常人无异。他和小孙子玩了一下午，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邱会作和黄永胜一样，他也升级做了爷爷。那天，邱会作的孙女出生刚满十二天。邱家举行了一场家宴，热情地招待了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邱会作很高兴，多喝了几杯茅台酒，他看着襁褓中的小孙女，深深地沉浸在这天伦之乐当中。
李作鹏常年戴着墨镜，老战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李瞎子”。 李作鹏眼睛上戴着墨镜可不是耍酷，因为他的右眼受过严重的损伤。
早在抗战时期，时任115师侦察科长的李作鹏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的毒气炮弹炸伤右眼。当时，他双眼流泪，受伤非常严重。组织上派李作鹏去北京治眼，结果手术没有成功，李作鹏的右眼落下残疾，几乎完全失明。所以他后来一直戴着墨镜，也就得了个绰号叫李瞎子。
9月12日那天，他一直在海军大院“种自留地”。不过，他种的“自留地”和农民大哥家的自留地完全是两回事，他的“自留地”是指他平时分管的海军那一大摊子事。
前一段时间，李作鹏一直在外地出差。因而，他的办公室里积攒了一大堆尚未处理的文件。那个平静的星期天，他一直在海军大院的自己办公室里埋头批阅堆积如山的公文，直到很晚了才回家休息。
吴法宪是林彪的“四大金刚”中年龄最小，也是最会讨林彪喜欢的一位。吴法宪长得有点胖，但他性格随和，对待上级领导他总是能妥善地处理好彼此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早在建国初期，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期间，吴法宪作为搭档和助手，就和脾气火爆的刘亚楼相处得比较愉快。
刘亚楼去世后，吴法宪接任了空军司令员。为了感谢和报答林彪的知遇之恩，他把林彪的儿子林立国安排在了空军，并且破格任命年仅24岁的林立国担任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师级）。
但是，自打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吴法宪的日子一直不好过。
因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情，黄永胜、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作了检讨，黄和邱的检讨过了关，吴法宪的检讨不深刻，没有触及到灵魂深处，因而被“卡”在那里。
吴法宪是既着急又害怕，他感觉到中央对自己的态度有所改变。
对于这件事，他的夫人陈绥圻比吴法宪还着急。
那天一大早，吴法宪和妻子陈绥圻就驱车来到了空军大院的办公室。陈绥圻找出前两次的吴法宪写的检讨材料，边对照以前的材料内容，边琢磨着怎么帮助吴法宪写第三次检讨。就这样，吴法宪夫妻俩在空军大院里忙活了一整天。
吴法宪
1970年9月13日深夜，林彪的“四大金刚”都接到了周总理亲自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周总理通知他们四位立即赶到人民大会堂开会。
从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结束了自己前半生辉煌的军人生涯，分别受到了党纪和国法的制裁。
其实，早在一年前，毛主席对林彪一伙人在庐山上的表现就有所警惕。
此时，在毛主席的眼界里出现了两位“年轻人”。一位是时任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一位是毛主席家乡的父母官，湖南省负责人华国锋。
李德生原是“二野”出身的一名著名战将，在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中，他统一指挥第12军、15军等部队，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最终赢得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1970年，李德生被任命为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1971年1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同志领导下，李德生为稳定北京局势、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是毛主席的“老熟人”了，早在1953年，毛主席回家乡湖南考察期间，时任湘潭县委书记的华国锋就有幸以县委书记的身份接待过毛主席。
当时，年仅32岁的华国锋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既兴奋又紧张。以至于毛主席和他亲切地握手时，明显地感觉到华国锋双手都出汗了。华国锋详细地向毛主席汇报了湘潭县的农业生产情况，毛主席认真地听着。有时，毛主席也会插话询问一些具体数据。这时，华国锋总是显得很紧张，他满脸通红地对毛主席的询问一一做出准确地回答。
毛主席见状，便笑着对他说：“书记同志，听口音你是山西人吧？”华国锋还是红着脸对毛主席：“报告主席，我是山西交城县人。”
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着对随行的众多领导说道：“我的这位父母官，不仅是一位年轻的同志，而且还是一个老实厚道的人哩！”
华国锋
1921年，华国锋出生于山西交城县南关街，华国锋原名叫苏铸。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游击队， 这时，他将名字正式改为“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的意思。
l935年， 14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商业职业学校”，按照父母的原本意愿，在这乱世之中，应该多学习一些经商之道，以为养家糊口之用。
但是，少年的华国锋看到祖国山河破碎，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兽性。他决定投笔从戎，参加抗日队伍。
1937年，日军500多人占领了交城，当地的汉奸成立了日伪“维持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给父母留下了一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便毅然决然地上山参加了交城县牺牲同盟抗日游击队。
不久，华国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华国锋干劲更高了，他利用战斗的空余时间，手把手地教游击队员识字学文化；他向根据地抗日军民，积极地宣传党的抗日政策、路线和方针。
由于他工作表现出色、能力出众。1939年，年仅18岁的华国锋担任了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第八专区汾阳县牺盟会特派员，在汾阳的峪道河、开垣庄、鳌坡一带，开展抗日游击工作。
1940年初，19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抗日救国联合会 主任， 随后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
1945年，24岁的华国锋担任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 治委员。
从此，当地军民亲切地称华国锋为“华政委 ”。
1948年，中央决定从华北抽调5万名干部准备随军南下，任务是接收新解放的南方城市。那时的华国锋风华正茂，既有战斗经历，又有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是党重点培养的对象。
1949年，华国锋被组织上选中。从此，28岁的华国锋离开了他的故乡——三晋大地，跟着大部队来到了湖南。
从这时起到1971年，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22年。用华国锋的话说，湖南是他的第二故乡。同年，28岁的华国锋和18岁的地委机关干部韩芝俊结为革命夫妻。
众所周知，湖南韶山是毛主席的故乡，而韶山又归湘潭管辖。华国锋自从来到湖南，就一直在湘潭工作。历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公署专员，湘潭地委书记，直至湖南省委书记。
建国后，毛主席多次回到家乡。每次回来时，华国锋作为毛主席家乡的“父母官”，总是陪伴在主席的身旁。他踏实、质朴、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毛主席比华国锋年长28岁，他对这位一说话脸就红的年轻的省委书记印象深刻。
1971年，华国锋调入国务院。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周总理工作。
同年8月15日，毛主席乘坐火车专列，开启了一次不同寻常南方之行。
事前，毛主席的这次南巡只有周总理知道，保密等级之高是罕见的，而且这次南巡的安全保卫工作的规格也是最高的。中央警卫团派出一个100余人的警卫中队进行保卫，这个中队的官兵各个身怀绝技，并且每人配置一支手枪，一支自动步枪，另外还配置了轻机枪，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和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亲自随车直接指挥。
毛主席此次南巡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敲山震虎”。毛主席的火车专列途径武汉、长沙、南昌时，分别召见了几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
此时，华国锋兼任了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用毛主席的话就是：“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要做一个文武全才的人！”
毛主席在同几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谈话时，华国锋也在场。不过，华国锋在毛主席讲话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认真地听着和记录着。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和以往不同，他目光犀利、态度严肃。在座的除了华国锋以外，其他几位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都是从战场硝烟中走出来的开国将军。纵然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著名战将，也被毛主席的这种气势给“镇住”了。
毛主席的语气威严，但谈话的内容却很含蓄。他看似轻描淡写地说道：“我在这里要强调两个问题。一是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或秘书。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嘛，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成那么大的权力，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事，自己写，免得误事。二是不能把小孩子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毛主席和林彪
毛主席全程谈话没有提到林彪一个字，但在座的诸位将军都听出了毛主席的弦外之音。
最后，毛主席让生活秘书张玉凤给大家唱起了那首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张玉凤高声唱道：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步调一致才能获得胜利……
这时，在座的那些老红军、老八路出身的将军们听到了这首既亲切又熟悉的歌词后，才深深地明白了毛主席这次谈话的深意。
毛主席的这次南巡有两大收获：一是看到了部队的广大高级干部在遵守革命纪律、保持组织团结方面还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态度；二是通过对当时有些情况的汇总分析，毛主席敏锐地意识到了林彪一伙人有铤而走险的企图。
过后，毛主席单独找华国锋谈话。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华国锋，要格外地注意林彪一伙人的动向。毛主席给周总理打了长途电话，由于保密的原因，电话里毛主席只是谈了一些日常的工作问题，最后，毛主席加重了语气，特别强调了一句话：“恩来呀，我还要在外面转一转，现在还不能马上回京。有些具体情况我已指示华国锋同志当面向你汇报，请你认真地听一听。”
随后，毛主席告诉华国锋，此次汇报只能单独向周总理一个人讲，要保证谈话内容绝对不能外泄。
毛主席和华国锋
1971年9月6日晚上，华国锋回到了北京。当晚，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一个会议。会前，他遇见了李先念。李先念知道华国锋刚从毛主席身边回来，他笑着对华国锋说：“国锋同志啊，你这次回来主席有什么指示吗？”华国锋只是泛泛地说道：“主席没有什么特别的指示，他只是和我谈了一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
整个会议期间，华国锋都坐在后排的椅子上，他基本上没有说话。华国锋办事沉稳，为人低调，这也是毛主席欣赏他的一个主要原因。
散会时，华国锋走到周总理的身边，他压低声音对周总理说：“毛主席让我把谈话记录带回来了，主席特别指示，此事只能单独向总理汇报，希望总理约个时间，我单独向您汇报！”
周总理看了一眼华国锋，他并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此时，周总理已经了然于胸。
9月11日凌晨，华国锋接到周总理的通知，他迅速地来到了周总理的办公地点。华国锋把毛主席的谈话记录交给总理，然后详细地汇报了毛主席的这次南巡谈话。汇报中华国锋不仅说了主席讲了哪些重要的话，而且连主席当时讲话的神态、语气也都一一进行了描述。周总理自始至终没有过多地说话，只是他的眉头深深地紧锁起来。这时，周总理已经从华国锋的汇报中了解到了林彪一伙人的问题的严重性和毛主席的对于此事的态度了。汇报结束后，周总理再次嘱咐华国锋：此事关乎国家安危，千万注意保密！
毛主席和周总理
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回到了北京。专列在进京前，毛主席下令在丰台火车站停车。毛主席找来了李德生和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等人开会，此时的李德生已经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会后，毛主席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按照军委的军事条例，只有军委主席毛泽东有权利调动军队，即便是军委副主席林彪都没有调动部队的权利，哪怕是调动一个排也要经过毛主席的批准。
9月13日凌晨，华国锋接到电话通知：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他准时来到了会场，周总理表情严肃地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林彪乘机叛逃了，叛逃过程中机毁人亡。
由于毛主席高瞻远瞩，事先已经从种种的迹象中预判出了林彪一伙人的问题的严重性而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因而，虽然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但是中央迅速地做出了相应的应急措施。
正因为如此，“九一三”事件虽然发生了，但它只是历史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并没有掀起巨大的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