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要求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宣传具有爱国情怀的知名人物，以榜样的力量激励人、鼓舞人。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坚定的弘扬者、实践者。他在国家遭逢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为国家、为人民不懈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下很多陶行知纪念馆被确定为师德教育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示范基地。陶行知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他的报国实践，以及他作为人民教育家对爱国主义教育的高度重视和独特看法，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陶行知的爱国情怀
（一）从小立下爱国报国的大志
陶行知生于徽州乡村的一个贫民人家，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从小就立下为国家作贡献的宏图大志。15岁那年，在跟同学一起议论人生、抒发个人理想后，陶行知把自己的理想写在了宿舍墙壁上：“我是中国人，要为中国做贡献。”陶行知告诫国人，如果本国国民不爱国，国家就会被侵占。“凡国家都有人爱，我们不爱国家，或者爱的不深，外国人就要代我们爱了。”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千疮百孔，陶行知深感救国报国的紧迫，将爱国志向转为爱国的责任和使命。“我们生在此时，有一定的使命。这使命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与后代，这是我们对于千万年来祖宗先烈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于亿万年后子子孙孙的责任。”“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究竟做什么大事，才能践行爱国报国的使命呢？陶行知选择了教育为公、教育造国。
陶行知到美国学的是政治，但他认为提高全民素质才能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境遇，继而转去哥伦比亚大学学教育。陶行知从内心坚定教育对国家是大有裨益的、大有可为的事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共和国立国的要素，在国民有共同的目的，共同的了解，谋共同的利益”。
（二）以大爱精神践行报国使命
在陶行知看来，爱国就必须一心一意、全心全意，不带任何个人私利。“为人民代表者，不许天下为私”，陶行知爱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爱一切劳苦大众，愿意终身做人民的“老妈子”。
他到南京郊外的晓庄创办乡村试验师范，为穷苦农民“烧心香”，为人民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抗战期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多次呼吁、奔走，一路披荆斩棘，孜孜以求，号召全体中国人真心实意去爱国，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诗歌，抒发了自己炙热而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运用情感上的感染力和行动上的号召力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行为。
“生为民有，死作国魂”，是陶行知写给孙中山先生的挽联，也是他本人爱国爱民思想的体现。陶行知去世后，郭沫若在其灵前宣读的长诗《祭陶行知先生》中高度赞扬陶行知爱满天下的伟大人格，“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你是永远永远，要受人纪念”。
（三）终身以国家立场从事爱国报国实践
早在金陵大学读书的时候，陶行知就在《教育精义》中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要让国家富强，必需人民智慧。1923年，在经过大量调查后，陶行知撰写了《学生与平民教育》一文，提出了平民教育问题是当下中国最重大的问题，“中国四万万人，内有三万万二千万不识字的。这三万万二千万没有受过教育，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因此，陶行知将平民教育运动定位为“到乡下去的运动”。1926年12月，陶行知发表《中国乡村教育改造宣言书》，表示要“招募一百万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于是，他放弃留洋博士、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的光环，布衣草鞋来到了南京郊外，创办了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
陶行知国家至上的道德品格不仅体现在抗日救国、与反动派斗争等大是大非上，在面对微小的选择时，他也能站在国家的立场，考虑国家的利益。1920年，陶行知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理教务主任，郭秉文先生任校长。11月26日，陶行知在校行政会议上得知郭秉文决定聘南开大学教员钟心暄先生为南高师教员一事，“仔细思量，颇有不安于心”，因而第二天写信给郭秉文商榷此事。整封信仅302个字，字字铿锵、句句明理，诚恳质朴。信中写道：“吾辈为国家造就人才而办高师，伯苓先生亦为国家造就人才而设南开，同一为国植才，则得于本校而失于南开，故以全国目光观察，此举实属无补。”在陶行知看来，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工作，哪怕是一个人事变动，都应该以国家的视野、格局和情怀来作出判断。
陶行知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
作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一生从事人民的教育事业。他非常关注对民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强调教育应以“培养国家观念、爱国实力及大国民之气概”为根本宗旨。
（一）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陶行知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将爱国报国作为个人德行的最高实现，当作最高尚的品格。沈钧儒等为了国家利益而勇敢奋斗的爱国志士，都被陶行知誉为“道德的楷模”。陶行知还特别看重一个人是否具有民族自尊心，并且认为民族自尊心尤其体现在当民族面临外敌入侵，都应当“争气”。只有具备了爱国爱民的道德品格，爱国才能成为自觉行为，正如在抗战中陶行知提出：“使人人都愿为中国死，知为中国死，能为中国死，则中国自然活起来”。
虽然陶行知高度重视爱国主义，强调将爱国作为道德自觉，但他对爱国主义教育并没有提出理想化的需要，而是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对于普通民众，他认为从近处着手，踏踏实实地做事就是爱国，“一个人，一个时候在一个地方干一件事，是社会改造的不二法门”。对于小孩子的爱国主义教育，他认为“小孩子用心读书，用力体操，学做好人，就是爱国”，因为“今天多做一分学问，多养一分元气，将来就能为国家多做一分事业，多尽一分责任”。他本人在求学阶段也是如此，因为学习刻苦努力，在汇文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赢得了“秀绝金陵第一声”的美誉。
（二）重视培养民众的国家观念和爱国实力
陶行知尤其关注通过教育培养国民的国家观念和爱国心。他认为“一国的存亡，看国民有爱国的心没有。有了爱国心，虽亡必存；没有爱国心，虽存必亡”。
怎样才能培养国家观念和爱国心呢？陶行知认为，要批评和克服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强调对国家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因为“爱国的心与利己的心互为消长：利己的心长，那爱国的心消；要爱国的心长，非除去利己的心不行，非具正确的牺牲心不能去”。
“爱国心是一件事，爱国的法子又是一件事。”“有了爱国心，又有爱国的法子，如此的爱国，方能有益于国。”他反对教育是“外国的”“费钱的”和“富贵的”，提倡“适合国情、节省费用、裨益平民”的教育，主张“民主的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教育，为人民自己幸福而办的教育”。陶行知强调爱国心一定要体现在行动上。抗战期间，陶行知批判在国难面前的“逃走”教育，“逃避现实的教育不是真教育，真教育必与现实格斗，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我们所需要的是与现实格斗的真教育”。
（三）在生活中进行爱国行动教育
陶行知将爱国看作大德，属于道德伦理的范畴。陶行知强调：“修身伦理一类的学问，最应注意的在乎实行”，“嘴里讲道德，耳朵听道德，而所行所为却不能合乎道德的标准，无形无影当中，把道德与行动分而为二。若想除去这种弊端，非给学生种种机会，练习道德的行为不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接受什么样的教育，陶行知特别看重过一种爱国的生活，对学生进行爱国行动教育，新安旅行团就是最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事例。
1929年6月，陶行知在徽州同乡会的邀请下创建了新安小学。晓庄师范被勒令停办后，陶行知被迫前往日本避难，安排其学生汪达之接任新安小学校长。1933年10月，在陶行知的倡导和支持下，汪达之带领新安小学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宣传爱国活动，过爱国的生活，一路进行爱国演讲，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份。陶行知亲自为新安儿童旅行团拟定了两条参观路线，就是要他们记住日本侵略者的罪证，莫忘国耻。陶行知在出国后为他们写团歌，号召他们“为人类奔跑，使人类和好”“把一切人类的敌人都打倒”。新安儿童旅行团到达桂林后，投入桂林的教育文化事业，参与陶行知发起的“岩洞教育”，扫盲人数达到五万人。
2021年儿童节前夕，新安旅行团的母校——江苏省新安小学五（8）中队的少先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并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总书记对新安旅行团在抗战中的义举充分肯定，称赞新安旅行团不怕艰苦，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宣传党的主张，展现了爱国奋进的精神风貌。
陶行知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时代价值
（一）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融合
陶行知能从小立下爱国报国的志向，并躬身践行，这与他受到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关。“爱国主义是一个包含着多层含义的概念。它是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凝结、积淀起来的对祖国最纯洁、最高尚、最神圣的感情。”
陶行知的家乡是安徽歙县，有学者认为，陶行知的精神成长深受徽州文化的影响，“在价值取向上，徽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陶行知终生为老百姓的利益、为国富民强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地奋斗，这是‘行知精神’形成的前提条件”。而徽州文化正是地方化的中华传统文化。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时被人称为“最中国的留学生”，他本人也特别享受这一评价，毕业后，“像那黄河决了堤，向着那中国的、平民的道路上奔流回来了！”陶行知后来参与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以及抗战救国运动等，都深深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陶行知视历史上的秦桧等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为粪土，恨之入骨。他在《新秦桧》一诗中写道：“自从沈阳事变，秦桧便已出现。扭扭捏捏，到如今完全露面，从今后，没有人再受他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几千年文明史上涌现了无数有着爱国主义情感和爱国主义行为的可歌可泣的仁人志士。矢志不渝的爱国志、刻骨铭心的爱国情，形成了气吞山河的中华民族独有的英雄气概和爱国报国的英雄情结。陶行知的爱国报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陶行知背后生生不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应该是激励青少年学生生发爱国主义情怀的强大精神动力。青少年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自信心和自豪感，是促进其爱国主义情感形成的重要支撑。
（二）将爱国主义教育与爱人民、爱党高度融合
陶行知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人民情怀既与他出身贫民家庭，与人民大众有着天然的情感共鸣有关，也源于他对人民和国家关系的清晰认知。在陶行知看来，人民是国家社稷的根本，只有全体人民的素质提高了，国家才能繁荣富强。他指出：“夫一国家之主体全在人民，人民知识低弱，国家断无强盛之望。”为了推进平民教育，每个知识分子都应当树立“人民第一，一切为人民”的思想。正因为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他将一腔热情投射到人民教育事业上，一生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几乎下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最低层”，行知先生甘之如饴。有学者言：“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平民教育家’，需要像陶行知那样胸怀‘百姓’的‘践道精神’”。
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陶行知之所以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就在于其教育理论完全是人民的立场，所办的教育是人民本位的教育，完全契合中国共产党办教育的根本追求。正如陆定一在陶行知先生追悼会上深情表达：“陶行知的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并且预言，“在人民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解放区，陶先生的思想得到广大的欢迎，他的理想被实现，被发扬光大。在将来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一定如此”。因为同样站在人民的立场，陶行知先生与共产党人同声相应，风雨同舟二十年。周恩来赞扬道：“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密不可分。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
（三）将爱国心教育与爱国行动培养深度关联
陶行知原名文濬，因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推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改名为知行。1934年，他发表《行知行》，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又改名为陶行知。从陶行知的改名可以看出他对自我的不断超越，陶行知虽然是重要的思想家，但更是行动派。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陶行知一贯反对只是“喊几句口号的爱国八股”，不仅提出爱国思想，撰写爱国诗歌，倡导爱国主义教育，更千方百计想爱国的法子，将爱国情感和思想落实在爱国行动上。他多次强调“高谈阔论不能救国。只有实际的救国行动才能把将亡的国救回来”，认为从事社会改造的人要远处着眼、近处着手。
陶行知身体力行，积极参加各种爱国行动。抗战期间，他辗转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宣传中国的抗战，号召世界人民共同抵抗法西斯，与海外抗日团体建立联系，“所到之处他都通过演讲、写诗、广播等各种形式团结当地华侨及各阶层人士，宣传抵制日货，援助国内抗战，向各反侵略的民族致敬，歌颂抗战英雄，并把演讲、募捐所得的钱物、药品通过宋庆龄等人转送抗日根据地”。陶行知不仅自己投身爱国报国的行动，还在信中要求儿子“把生命的火药装在大炮里，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轰炸”。
新时代的青少年学生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要避免空洞说教，而应该通过行动教育，调动他们爱国报国的热情，激发他们爱国报国的行动。爱国主义教育要强调知行合一，既要将爱国情怀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德，培养爱国的道德自觉，提高爱国报国的责任感，又要以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教会他们爱国报国的法子，增强爱国报国的知识储备和行动能力。
来源|《中国德育》2021年第19期
作者|刘霞（南京晓庄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