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建筑“大家”谈
文/熊国平
2017年发布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依托长城、大运河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长城、大运河、长征、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建设陆续开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促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效衔接，可见文化生态保护区将发展为国家文化公园。
自2007年设立我国首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来，全国目前已设立24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其中保护民族文化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占一半以上，包括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等，可以预见，这些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将进一步建设成为保护民族文化的国家文化公园，国家民族文化公园将在国家文化公园中占有重要地位。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并经文化和旅游部同意设立的特定区域。经过十五年的探索，基本实现“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阶段性目标，实验区呈现出“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社会景象。
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通过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以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影响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大生命力。
尽管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目标相近，但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具体而言：内容更丰富，从保护非物质遗产为核心转向保护文物和文化资源,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种文化资源；功能更完善，从保护传承利用转向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等的综合功能；定位更高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保护特定区域上升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在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基础上建设国家民族文化公园是发展趋势，亟需开展国家民族文化公园规划设计关键技术研究，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转型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国家公园最早起源于美国，后为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所采用，1872年，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成立，目前，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的国家公园共有20余种类型、413个成员，其中282个成员是依托文化遗产而设立，属于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近年来国家公园系统中文化遗产类成员数量增加最显著。
国外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规划设计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价值阐释、遗产地遴选和社区参与等。展示与阐释的概念与内涵则随着时代发展与进步而越发完善，对遗址阐释与展示的认识也从公共教育逐渐向多元化方式呈现。
Uzzell D（1989）、LowenthalD（1985）、Lynn D（1998）等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对遗址阐释的必要性、原则、方式和内容展开探讨，强调在保证遗址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借助多学科交叉融合为公众揭示各遗址间的内在联系，促进公众对于遗址及文化遗产进行了解。在遗产地遴选上，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通过系统、科学地筛选拟加入国家公园体系的申请，确保把最有突出价值和意义的资源纳入国家公园系统。吴丽云，常梦倩（2020）指出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基本入选标准有国家重要性、适宜性、可行性、管理的不可替代性，德国则更注重群众意见征询。JimuraT（2011）指出日本是亚洲最早建立国立公园的国家，提出了无形文化遗产理念。范银苹（2014）等学者指出国外有关国家公园社区参与的研究内容集中于社区参与资源及环境的保护、参与国家公园的规划管理、国家公园对居民的影响、居民对国家公园的态度、利益分配等方面。Smith G（2011）认为取得社区支持，让他们积极参与进来的前提就是使其获得实际利益。
国内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研究集中在价值评估、传承利用、文旅融合等方面。文化公园价值评估研究方面，王健（2019）指出国家文化公园是吸收国家公园、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大遗址保护之后的一种传承性质的创新概念，强调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与特色建设。程惠哲（2017）指出国家文化公园是公共文化空间形态发展演变的结果之一，其建设要牢牢突出自身文化特色。李飞（2021）指出国家文化公园的作用主要在于塑造国家象征、促进全民族文化认同以及建设多功能大尺度的线性空间等多个方面。在文化公园保护传承研究方面，赵云（2020）指出完整的国家文化公园价值评估框架便是由核心遗产价值评估、公园整体价值评估以及品牌价值评估三方面构成。王克岭（2021）指出在保护理念强调历史价值核心地位的同时，兼顾艺术或审美价值。文化公园的文旅融合研究则在近年来逐渐增加，杜凡丁（2018）围绕长征文化公园整体规划，提出“步行沉浸式体验”为长征文化线路的主要体验方式，李树信（2021）、李珂（2021）等提出要强化长征文化旅游与教育的深度结合、与多种旅游业态的深度融合，完善基础和公共服务。
总体而言国家文化公园规划设计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国家民族文化公园研究更为鲜见。针对保护民族文化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发展成为国家民族文化公园的趋势，开展国家民族文化公园的规划设计技术研究，完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丰富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理论，指导国家民族文化公园规划建设实践。通过国家民族文化公园的价值评估、保护格局，文旅融合技术研究，应用于国家民族文化公园规划实践，打造民族性世界性兼容的文化名片，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黔东南国家民族文化公园范围覆盖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全境，辖1市、15县，总面积3.03万平方公里。保护区境内居住着苗、侗、汉、水、瑶、壮、土家布依等44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户籍人口的81.3%，其中苗族人口占43.2%，侗族人口占30.4%，是全国苗族、侗族最大的聚居区。长期以来，多民族在这块热土上繁衍生息、和谐共存，形成了以苗侗民族文化为代表，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具体鲜明地域特色的黔东南民族文化。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街1条，中国历史文化名村4座，有409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是全国传统村落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苗岭山区雷公山麓苗族村寨”和“黔东南六洞九洞侗族村寨”23个（2006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项3处（侗族大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53项72处，位居全国同级地州市前列。快速城镇化、现代化背景下，黔东南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受外来文化冲击，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人口外流加速，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面临着严峻挑战，黔东南国家民族文化公园规划和建设任务紧迫，开展黔东南国家民族文化公园规划，分析文物和文化资源，找出苗、侗等民族文化特色，构建价值评价体系，确定文物和文化资源重点保护项目，划定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类主体功能区，提出传承利用方式，提高传承活力，文旅融合深度体验游传承利用民族文化。
熊国平，东南大学江北新区创新研究院国土空间规划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东大江北万物云美好生活场景营建实验室主任。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专家，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规划实施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欧美同学会理事，《城乡规划》杂志编委，《规划理论与实践丛书》主编。主持规划设计项目100余项，主持项目获国家、部委等多项奖励，第一作者发表中英文论文40余篇，SCI和建筑学科最高级期刊7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各1项，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城乡建设部科技计划项目子课题各1项，主持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1项，江苏省社科研究课题2项，授权国内发明专利3项，第一作者出版中文著作8本，译著1本。
（本文经作者授权，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信息宣传部整理、编辑，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