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胡适的信徒，为何被鲁迅嫌恶一世，在《两地书》中多次憎骂？

鲁迅这个人，一生论敌不少，喜好打笔战，且偶尔竟因没有对手而感到失落。

他在文章中指名道姓“骂”过的人，有百人上下，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三十人左右，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章士钊、陈西滢（陈源）、成仿吾、梅兰芳等。

鲁迅“骂”人，一般是对事不对人，但也有例外，如果对方在原则问题上得罪过他，比如陈西滢和顾颉刚。

陈西滢即陈源，是民国才女凌书华的丈夫。他与鲁迅的矛盾，主要源自北平女师大风潮。

陈西滢是站队女校长杨荫瑜的，而鲁迅又是向着弱者，向着学生的。两人立场不同，因此爆发笔战。

但真正惹怒鲁迅的，是陈西滢污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盐谷温的作品。

只要稍微读过些鲁迅的人，都知道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上下了多大的功夫。

而谣言的制造者，正是出自陈西滢的朋友——顾颉刚。

陈西滢是一个地道的留美学者，他自然不会关注日本人盐谷温的作品，而是顾颉刚放给他的消息。

顾大约是在图书馆看到了日本盐谷温的某部作品，发现其个别章节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名目颇相似，而且前者出版时间更早，于是就向正在与鲁迅激烈笔战的陈西滢提供了这一重要线索。

鲁迅看到这些污蔑的字眼，自然是非常生气，当时就给予狠狠的回击。

直到十年后的1935年，《中国小说史略》也有了日译的版本，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再次为自己证清白：

“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西滢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第二年鲁迅逝世后，胡适也公开为其证明清白，说盐谷温的文学史已被译成中文，“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鲁迅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过对“捏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伎俩的不屑与深恶痛绝。而陈、顾二人恰恰犯了这样的“大忌”。鲁迅能不憎恶么？

本来，鲁迅对顾颉刚只是在治学路数上有些不满。顾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建人。他于1923年在讨论古史的文章中，考证出“禹是一条虫”。

在得罪了鲁迅后，鲁迅经常在自己的文章中奚落顾的这个观点。

如1933年的《伪自由书·崇实》中是这么写的：“禹是一条虫，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吧……”

再如同年的《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

而在1936年的《故事新编·理水》中，鲁迅更是借用小说的形式，对顾颉刚这类疑古派进行了各式嘲讽。

小说中提到了一个“鼻尖胀得通红”，并有口吃的名叫“鸟头先生”的学者（正是以顾为原型），鸟头先生说：“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

“鸟头”也是讽刺，其是从“顧（顾的繁体字）”来的。《说文解字》中，顧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鸟头。

顾颉刚对此虽然没有做出回击，但他早在他的《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就如此说过：“最使我惆怅的，是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

但是他这个自认为严肃的“禹是一条虫”的考证，确实是一直被当作谑画化的笑料了。肯定不止鲁迅一人奚落的。

在与陈西滢等人在女师大风潮对峙过后，鲁迅受林语堂邀请，到厦门大学教书去了。而一同受邀的，还有顾颉刚。

顾颉刚是师从胡适的，他曾公开自称只佩服胡适和陈西滢。他刚到厦大时，鲁迅内心就不爽了。

而且这种不爽与日俱增，充斥了整段鲁迅在厦门的日子。在他与许广平的恋爱证物《两地书》中，即可不止一次地找到各种鲁式吐槽。

除了向许广平吐，他亦向章廷谦和孙伏园吐。

有意思的是，鲁迅还不直呼其名，而是发明了一些恶毒的代称，如“朱山根”“红鼻”“鼻”等。只因顾颉刚有一个酒糟红鼻子。

简直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这本来是鲁迅最厌恶、最不屑的行为，可当时他却做了自己最瞧不起的事情，可见他对顾的憎恶已到了相当的程度。

因为他是陈西滢一派，更因为他曾经制造“鲁迅剽窃”的恶毒谣言。此外似乎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隐情，之后我们再说。

顾颉刚仿佛并不知道鲁迅已经知道了他之前的所作所为。所以他一开始也并不知道鲁迅已经非常憎恶他。

刚到厦大之初，顾还因为要写一篇有关《封神榜》的文章，苦于国内资料匮乏，还求助过鲁迅托其日本朋友去查找。作为感谢，他还送了鲁迅一本自己的著作。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在国学院里的，朱山根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

另又在9月30日的信里说：“这人（顾颉刚）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欺。他颇注意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

1927年1月，鲁迅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终于如愿与许广平朝夕相处，结束了热恋中异地煎熬的日子。但悠哉的日子没过几个月，听说顾颉刚也要来中山大学任教了。

真是阴魂不散！

鲁迅对此反应激烈，对时任文学院长的傅斯年说：“他来，我就走。”

4月17日，顾颉刚抵达广州，鲁迅竟真的不上课了。三天后，他就提出了辞呈。学生们一见鲁迅要走，不干了，连续罢课三天，以示抗议。

中山大学校方为缓解矛盾，决定先派顾到外地购书，来避开鲁迅的厌恶，然而鲁迅仍然坚持要辞职。

不久，孙伏园编的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上登出了一封鲁迅致他自己的信，信中说：

“我万想不到那个攻击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中大来了！中山大学是国民党的大学，会得延请了顾颉刚，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所以我只得退了出来。”

这次，鲁迅真的惹怒了顾颉刚。他当时正在杭州购书，看到报纸大怒，立刻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在法庭上辩一个黑白”。

这就是鲁、顾之间有名的“留粤听审”案。

从顾颉刚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反对民党”的罪名，他激愤且严肃地在信中说道：

“如颉刚确实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鲁迅学生谢玉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

而鲁迅收到信后，立刻给顾颉刚回了信，内容幽默诙谐。我这里全篇引用一下：

“颉刚先生：
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八月中须离广州之讯，于是顿生妙计，命以难题。如命，则仆尚须提空囊赁屋买米，作穷打算，恭候偏何来迟，提起诉讼。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但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与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处恕不代达，此种小傀儡，可不做则不做而已，无他秘计也。此复，顺请
著安
鲁迅

在写完这封信的当天，鲁迅就给章廷谦写了一封信，说道：“鼻在杭盖已探得我八月中当离粤，今日得其来信，阅之不禁失笑，即作一复，给他小开玩笑。”

第二天，鲁迅在给江绍原写信的时候，又谈及此事，说“鼻专在这些小玩意上用工夫，可笑可怜，血奔鼻尖而至于赤，夫岂‘天实为之’哉。”

信中所涉及的谢玉生，乃是鲁迅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生。他怎么也惹到顾颉刚了呢？这还要从他给孙伏园的信说起。

他的这封信，也被孙伏园连同鲁迅的那封一起，刊在了《中央日报》副刊上。

从这封信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鲁迅如此憎恶顾颉刚的另一个原因。

谢在信中说到鲁迅从中大辞职的原因，就是听说顾颉刚也要来任教。而鲁迅之所以与顾不合作，是因为

“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甘为林文庆之谋臣，伙同张星YR、张颐、黄开宗等主张开除学生，以致此项学生，至今流离失所；这是迅师极伤心的事。”

在谢的口中，顾颉刚似乎真是一个喜欢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人。确实如鲁迅之前给许广平的信中所写那样——

“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欺。”

至于顾颉刚是否真的存心做了以上的事情，我们不得而知。

只是到了1934年7月6日，鲁迅在给郑振铎的信中再次提到了顾颉刚，口气仍是彻底的鄙夷：

“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虽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我连忙逃走，不知其何以又不安于粤也。现在所发之狗性，盖与在厦大时相同……”

信中所说的顾颉刚发的什么“狗性”“与在厦大时相同”？我们也不得而知。

由以上种种，我们大概能了解鲁迅为何如此嫌恶顾颉刚，甚至甚于陈西滢了。

鲁迅这种直率、真性情的人，必定是容不得那种专在背后搞小动作，善于勾心斗角、居心不良的人的。

哪怕顾颉刚实际不是这种人，但自从他给陈西滢提供没有确凿证据的流言以攻击鲁迅，自己则默默躲在黑暗中观战之时起，他在鲁迅那里已经永久被拉黑了。

至于“留粤听审”案的结局呢，自然是不了了之了。据说是因为顾颉刚跑去找傅斯年告状时，被“劝予不必与鲁迅涉讼，因其已失败也。’后王伯祥等亦劝止此事。”

这是被顾颉刚记录在1927年8月12日的日记中的。

鲁迅与顾颉刚后来还有一次被记录下来的面对面交集。

那是1929年，鲁迅离开正怀有身孕的许广平，到北京去看望母亲，顺便在那里做了一些演讲，拜访了一些朋友。

有一天鲁迅在孔德学校的办公室里，顾颉刚恰好也在，便去敲门，不知有何用意，也许想客套几句缓解一下二人向来紧绷的关系？

但当顾敲开门后，看到的是一张气呼呼的脸，于是顾愣了一下，一句话没说，又带上门离开了。

这事被鲁迅事后记录在了一封信中，说“顾颉刚叩门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出，状极可笑也。”

后来直到逝世，鲁迅对顾颉刚的看法也没有改变，可以说嫌恶了顾一世。正应了他那句名言“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而顾颉刚呢，在后来的自传中曾感慨地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

可见来自鲁迅这个大人物的嫌恶，对其内心的冲击还是很大的。

但顾同样对鲁迅说他反对国民党一事，记了一辈子。他在1927年6月2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厦大学生来，告曰‘鲁迅’在汉口民国日报上说我反对国民党，此真奇谈。”

接下来将近五十年后的1973年7月11日，顾又在该条日记后补记：“如我在武汉（武汉中山大学亦曾聘我），凭此一纸副刊，已足制我死命……血口喷人，至此而极。览此大愤。”

关于鲁迅和自己的矛盾，顾颉刚也在73年补记了，但他隐瞒了自己曾造谣鲁迅抄袭盐谷温一事，而是这样说的：

“值鲁迅来，渠本不乐我，闻潘（潘家洵，顾的旧识）言，以为彼与我同为苏州人，尚且对我如此不满，则我必为一阴谋家，惯于翻云覆雨者，又有伏园川岛（章廷谦）等从旁挑剔，于是厌我愈深，骂我愈甚矣。”

时至今日，两位骂战中的当事人都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从前的纠葛仍然流传于现世之中。正如那名句所写——“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当年到底是鲁迅过于多疑苛刻，还是顾颉刚确实喜欢搞小阴谋，对于我们都不重要了。本来“文人相轻”就一直是古今中外的一道难解之题，不必太过认真。

对于作为后人的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大师之间的笔墨对决，确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若没有当年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国的文化史、文学史必然是要减色几分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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