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注：本文发表于《经济日报》2022年8月18日。
2023年是《经济日报》创刊40周年。我1992年参加工作不久，就同经济日报结缘。作为《经济日报》30年的忠实读者和作者，热烈祝贺经济日报步入不惑之年。
我与经济日报缘起上世纪90年代的“汇改”。1994年初，我国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消外汇留成与上缴，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这奠定了现行中国外汇管理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是人民币由弱转强、由不可兑换走向国际化货币的转折点，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汇改”的初始条件并不太好，可以说是破釜沉舟、向死而生。此前的1993年，由于经济过热、贸易逆差，市场存在较强的贬值预期，同年7月，央行首次以抛售外汇储备的方式干预市场，下半年将外汇调剂市场汇率稳定在8.70比1左右，但黑市价格仍在9.0以上；尽管年初官方汇率5.80一步到位并轨到市场汇率8.70，可大家对于实现“稳定汇率”的目标并不乐观，更甭说还要实现“增加储备”的目标了。但最终结果是，1994年并轨当年，人民币汇率不贬反升、外汇储备规模翻了一番，汇改取得了超预期成功。与此同时，外汇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直接取消外汇留成与上缴，对中资企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实行强制结汇；取消外汇移存与提取，让银行直接用自有资金对客户办理本外币兑换业务；禁止境内外币计价结算和流通，停止外汇兑换券发行；保留外汇调剂市场，继续给外商投资企业办理外汇买卖；继续允许居民个人全额保留外汇收入，存取自由……
为了让社会各界更好理解和支持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稳定市场预期，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领导提出，要加强对外宣传沟通工作。我当时刚刚入职政策法规司（1998年机构改革后，该司与办公室合并为综合司）政研处，被指定专门负责局里的对外宣传联络工作（现在是综合司新闻信息处负责此项工作）。从此，我与新闻媒体开启了近30年的缘分。
《经济日报》是以经济报道为主的全国性综合性报纸，是党中央国务院指导全国经济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企业获取经济信息的重要渠道、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经济形势的重要窗口，是经济领域发行量大、权威性和公信力强的主流媒体。因此，经济日报社一直是我服务和联系的重要对象。每每外汇改革有重要政策出台或者外汇形势有重要数据出炉，我都会受局里委托，借助《经济日报》对外发声。这方面我独具优势，因为我本身做政策研究，了解诸多外汇政策及数据的来龙去脉，可以亲手动笔给媒体撰稿，而不只是单纯扮演“传声筒”角色。
早期，我在《经济日报》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如1996年11月1日的《外企外汇管理面临挑战》，介绍下半年将外商投资企业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改革的新进展；1996年11月30日的《怎样看待外汇储备突破1000亿美元》，阐释中国外汇储备突破首个千亿大关的重要意义；1996年12月6日的《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专门解读当年12月1日中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的重大货币制度变迁；1997年11月25日的《对克服金融危机要有信心》，则是针对东南亚货币危机引发的人民币贬值恐慌进行预期引导。鉴于东南亚货币危机的重大溢出影响，1997年底我在《经济日报》上一个月内连发两文。继11月底的那篇之后，又于12月25日在头版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币汇率与东南亚金融动荡：也谈东南亚金融动荡的背景及其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这场危机起初并没有被命名为“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初泰国铢失守，引发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等东南亚货币大幅贬值，故称之为“东南亚货币危机”；下半年，货币危机在当地逐渐演变成金融动荡、经济危机；到年底，韩国也发生货币危机、债务违约，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但当时还只是称之为“东南亚金融动荡（或金融危机）”。直到1998年，危机进一步蔓延，日元、新加坡元、中国台湾地区新台币加入竞争性贬值，越来越多的欧洲、拉美新兴市场被卷入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处救火，才有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提法。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货币危机愈演愈烈，逐渐对中国产生越来越大的传染效应。我在《经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币汇率与东南亚金融动荡》，一方面驳斥了国际上将泰国货币危机归咎为1994年初汇率并轨的不实之词，另一方面则阐释了实现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有利条件。
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东南亚金融动荡的背景不在中国。针对别有用心的议论，文章认为，这次亚洲国家汇率调整是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的延续，并分析指出：泰国经常项目赤字是长期的经济结构性失衡的表现，而非人民币汇率并轨后才出现的；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泰国经常项目失衡并无必然联系，1994、1995年两国出口增速均不慢，1996年泰国出口微降也只是由于全球市场电子产品需求疲软造成的外部冲击；近年来中国外贸发展的主要动力并非人民币贬值，而是迎着人民币升值不断提高非价格竞争力；考虑到并轨前夕外汇市场调剂占比已达80％，1994年汇率并轨时的人民币实际贬值幅度并不大，对周边国家出口的竞争性影响有限；泰国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泰国经济发展中对外资形成过度依赖，给国际投机者以可乘之机，当泰国经济增长趋缓，金融风险暴露时，国际投机者乘机炒作，资本迅速大量抽逃，迫使泰国中央银行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货币危机最终爆发，并迅速向外蔓延。
接着，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东南亚金融动荡不会影响人民币汇率稳定。针对亚洲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压力，文章进而分析指出，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有利条件：一是中国不存在由于经常项目逆差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的诱因。而东南亚国家经历这次动荡后，国内利率水平攀高，通货膨胀抬头，投资不振，而且汇率被动贬值后一直处于剧烈波动状态，这些都将制约其出口竞争力的改善。二是中国也不存在资本流向逆转导致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此次东南亚金融动荡使得整个亚洲地区投资环境恶化，对中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周边国家经历这场危机后，经济、金融政策需要做深刻调整，而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投资环境稳定且在不断改善，也有利于中国吸引外资流入。三是市场预期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影响是有限的。中国只是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居民和非居民都不可以自由进行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冲击境内外汇市场稳定；国际投机资本也难以获得人民币或者直接参与其他金融市场交易，有效组织对中国外汇市场或其他金融市场的攻击。
用通俗的语言讲清楚上述比较专业的问题，对我而言是不小的挑战。当时，经济日报跑口记者王智帮我反复打磨稿件，并积极协调版面支持。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最终发了约3800字，并在头版显著位置见报，其重要性及版面支持力度由此可见一斑。据了解，此文发表后，时任分管金融的朱镕基副总理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既让我引以为豪，也使我做好政策研究工作有了更大的鞭策和鼓励。
题外话是，此文发表后，我即被公派出国留学一年，暂时离开了工作岗位。也就是说，当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全国开展外汇大检查打击逃骗汇之际，我虽正在海外求学，却用这篇重磅文章为中国抗击金融危机冲击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1999年初学成回国后，我重新负责新闻媒体联络工作，与《经济日报》再续前缘。即便现在离开了公务员岗位，我还时常利用《经济日报》这个重要平台，进行经济政策和宏观形势的研究分析与评述。
这段往事，见证了《经济日报》在我职业生涯及成长历程留下的特殊印记，记载了我与经济日报之间的这份特殊情感。最后，再次祝愿步入不惑之年的《经济日报》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