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荣枝案二审之前，劳家人就认为“劳荣枝是受害者”，也就是对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劳荣枝为“主犯”不满。当然，二审第一天庭审结束后，劳家人依然这么认为。因为劳荣枝二姐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我妹妹（劳荣枝）曾被法子英威胁，法子英与其交往期间曾用家人威胁劳荣枝，所以恳请大家相信我妹妹（劳荣枝）是被胁迫的，家人及律师也一直试图找到对妹妹有利的证人。”
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很清楚，劳家人坚持推动劳荣枝案走向二审，应该只是希望劳荣枝不被判死刑。因为在二审的庭审上劳荣枝也只是否认了“故意杀人罪”的指控，换句话说，她只承认自己是法子英的“工具人”。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劳家人和劳荣枝是一致的。
只是这种一致却并不意味着是一种逻辑。就劳家人来讲，20多年不见劳荣枝，他（她）们对劳荣枝的印象自然是停留在她离家时的样子，至于劳荣枝跟法子英相处的几年里，她所发生的变化，显然劳家人是不清楚的。所以无论是劳荣枝二姐，还是其他（她）劳家人，他（他）们所认为的劳荣枝是被胁迫作案，很大程度上只能作为家人印象，很难成为庭审意见。
至于劳荣枝来讲，就算“法子英与其交往期间曾用家人威胁过她”，也只能说明这是她走向不归路的前因，至于她跟法子英在实施犯罪活动时，是否还处于被胁迫状态，这是不能证明的。更进一步讲，在没有实质证据和关键证人的情况下，这更像是一种自我脱罪的说辞。
在这个问题上，法子英当年的辩护律师在劳荣枝案二审前，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劳荣枝和法子英均积极策划实施共同犯罪，虽然分工不同，但劳荣枝也积极实施犯罪，如诱骗受害人，所以根据刑法规定，将俩人均认定为主犯并无不妥。”并且也提到当年审判法子英的时候，并没有区分主从犯的问题。
对于这个细节，不区分主从犯应该是因为没必要。毕竟对于法子英和劳荣枝来讲，如果俩人作案，一人还处于被胁迫状态，想要成功的作案，并且还能成功地逃窜，显然是难度很大的。就此而言，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法子英跟劳荣枝起初交往时，可能存在胁迫，但是双方作案时是否存在胁迫，这个很难说。
甚至如果真的存在胁迫作案的问题，那么法子英落网时，劳荣枝为何不自首呢？并且根据“唯一幸存者”的说法，劳荣枝和法子英的关系并不像存在胁迫，而且从几起案件的实施来看，也可推断法子英和劳荣枝的关系并不是“主人”和“工具人”的关系。
要知道，如果法子英除了劳荣枝，还有别的同伙，那么胁迫的说法还有一定道理。但是就俩人作案，是很难界定谁是主犯谁是从犯的，甚至回到连续作案并能逃脱的事实上，要是双方不是百分百信任，根本是无法达成的。不得不承认，就算劳荣枝二姐再怎么相信劳荣枝是“胆小没主见”，也只能作为家人的印象存在，而回到庭审上，这样的家人意见只会让舆论更反感。
当然作为劳家人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按照劳家人的说法，劳荣枝要是没被法子英带错道，大概率会有个相对完满的人生。对此劳荣枝二哥在媒体面前就曾多次提到：“妹妹（劳荣枝）从小成绩很好，在22岁时向学校申请了停薪留职（当时是小学语文老师），说要出去做生意，家人阻止也没用，最终跟着法子英离开了老家。”
可问题是，劳家人再怎么不甘心，也无法逾越劳荣枝犯下的罪行。因为按照犯罪共同说的解释，同一构成要件行为在罪名上完全相同。当然即便把劳荣枝看成是法子英的帮凶，她的强化犯意也是罪大恶极的。毕竟牵涉7条人命，如果再说自己是“不知者无罪”，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大概率上可推定的是，劳荣枝主观上应该也有参与的成分，甚至也会有明知自己在强化法子英的犯意，依然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以至于客观上劳荣枝就成为法子英的共犯，这其中包括物理性帮助和心理性帮助，物理性帮助比如诱骗受害者，心理性帮助比如精神支持。
循此对于劳荣枝案的二审来讲，即便程序上这是劳荣枝和劳家人的权利，但是依照案情事实和案情逻辑，维持一审判决的可能性应该很大。当然就结果来讲，受害者家属肯定也希望维持一审判决。不过就公众来讲，在希冀正义落锤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到审判背后的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