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C·P·斯诺（C·P·Snow）先生逐渐变成了“一名身份难以确定的公众人物”，因为人们发现他似乎“有资格对无论什么问题发表他的见解”。
这是因为他的经历：一度供职于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斯诺，因为一桩意外事件弃理从文，改行写起了小说。有段时间，这位物理学家兼小说家在科学圈与文学圈之间自如游走。
这些日子对他影响深远。1956年，斯诺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的文章；三年后，在剑桥大学一场名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使他彻底声名大噪。
斯诺的命题
所谓“两种文化”，即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有人将这个“斯诺命题”概括为：科学家应该读过莎士比亚，而文学家应该懂得热力学第二定律讲什么。——这种说法粗糙却也形象生动。而若把话筒递回给斯诺，他其实在半个世纪前已经作答：
“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经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级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从柏林顿馆到南肯辛顿或切尔西就像是横跨一个海洋。……事实上，这样的旅行比远涉重洋还要艰难，因为越过数千里的大西洋，人们会发现格林尼治村的居民与切尔西人讲着相同的语言，而这两地的人又完全不能同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沟通，好像那里的科学家只会讲藏语。”
斯诺的描述与其说是现实的脚注，倒更像对未来的预设。“两种文化”的观点极具争议，正反双方纠缠半个世纪乃至更久也难以得出结论。难就难在，对于一种假说，我们可以推翻，却找不到证明。当年剑桥大学英语系的标志性人物F·R·利维斯（F·R·Leavis）对斯诺的贬斥可谓不遗余力。他批评他在智力上并不出类拔萃；演讲则“恰恰是智力特色的全然缺乏和令人窘迫的粗俗风格”；文学造诣上“写下的每一页都等于白纸，空洞无物”。不过利维斯向来以刻薄出名，被称为“艺术的加尔文，教育年轻人热爱文学之前，先教他们去讨厌其中的90%”。
撇开他人那些不中听的异见，斯诺自己也对“两种文化”概念的学术表述不甚满意。而直到今天，也没人就“科学文化”这一概念做出精准的描述。这一点当然使人们对“斯诺命题”的价值存疑。然而，正如为《两种文化》撰写导读的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所言：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斯诺的论证在防止我们对于当今时代的知识状况轻易感到满足方面产生了有价值的影响。学科之间的截然分割，相互理解的缺乏，不同专业团体内好恶崇抑的感情误植，这些都应该被看作为问题，而不应该被当作事情的不可改变的秩序接受下来。”
“斯诺命题”的意义，恰恰不仅在于它本身，而在其后的讨论与反思。
失落博物学
“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分野，起于科学进步导致的学科日趋细化和专业化。人的大脑已经无法储存如此浩如烟海的信息，即使所谓的“知道分子”们，也无法通晓众物。古之博物，今已不复。当维基百科成了世界上最后一位博物学家，人文与科学似乎也成了南腔和北调。
与此同时，人们的好奇心也开始因对实用性的追求而旁落。社会学者郑也夫曾叹惜：“就在中国的同一所大学校园中，一年中也难有一个人为着学术追求从社会学系或中文系径直走向生物学系，即使它们比邻而居。如果有人游走其间，多半是保洁工。”
现实就是如此。人文与科学的通话寂寥如斯。社会之浮躁，在成为人们共识的同时也成为借口，通才与专才似乎势不两立。
但对话仍需进行下去：在细分后的学科之间；在两种文化之间；也在大众与科学之间。
好在仍有一些事实让人振奋：《物种起源》并没有想象中难懂，《果壳中的宇宙》也远比出版商预测得更流行。科学家和大众到底能不能语言相通，有时取决于科学家对读者的了解，抑或是，与读者交流的欲望到底有多强烈。
“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是，在声名卓著的专家中，出现了像斯蒂芬·杰伊·古尔德（ (Stephen Jay Gould）、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这样的人。他们显示了将最高水平的创造性科学研究向广大读者普及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并非出于想做现代达芬奇，有横跨各大先进知识领域的愿望。他们力图做到的是，即使不能保留全部技术细节，也要让专业外的读者身临其境地品尝到研究的趣味。”
斯蒂芬·科里尼对以上科学家的解读力透纸背。这些人的存在无疑为交流的建立提供了良好（也许是最佳）范式——科学家直接去和大众对话。我们终于可以庆幸：不必去再造已“灭绝”的博物学家了。
但显然，这种对话殊为不易。
科学的每个坑里都长着胡萝卜
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愿意去和大众对话，更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懂得如何与大众对话。对大众而言，赛先生（Science）基本上就是一位遥远而面目严肃的怪老头，深居简出。偶尔与大众相遇，也必定操着难懂的语言自说自话。所以，斯蒂芬·霍金之可贵与他之稀有等量齐观，何况也不是所有读者都能理解《时间简史》。
其实科学的每个坑里都长着胡萝卜，味美甘甜。精心培育它们的是科学家，但拿来品尝，却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当我辈大众的视角触及盲点，采摘的工作，就需要别人帮忙。——这就是所谓的科普。
科普介于科学与大众之间。科学家与大众的直接对话，亦可称为是一种高级科普，或是布罗克曼（J. Brockman）所说的“第三种文化”；而普通的科普，虽没有那么高深玄妙，却往往更能引起大众的兴趣。因为科学在他们手中得到了解码，不再仅仅是一条条公式和一串串符号。其实任何形式的科普，只要不脱离求真和求美，就有其价值。
想知道科学离我们有多远，或许可以先看看科技离我们有多近。
科普作者猛犸有着高校教师的正职。他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却是：宅，并且还是其中的“死硬分子”。“宅”在这里，仅仅是指生活状态，而非精神状态。而这种生活状态本身，恰恰正是科技的衍生。
猛犸期待技术的进步，但也质疑，“实际上我们是在盲目信任这些技术，这些技术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人们都在为科技的新生儿欢呼和买单，但身处这场大众狂欢盛宴里的猛犸，却对此保持着清醒。
邢立达的领域则是古生物。作为一名古生物学者，他自幼喜爱恐龙，高中阶段就创立了大陆第一个恐龙网站。古生物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恐龙研究则是交叉再交叉，他笑称达尔文是“一个‘宅男’去做他喜欢的事”。
恐龙研究界有个段子：无论小孩有多爱恐龙，他都不会为恐龙的灭绝而流泪。对此，邢立达有着自己的理解：没有恐龙的死，就没有哺乳动物的今天，任何动物都有灭绝的一天，包括人类，没有一个物种是永恒的。
而松鼠会里昵称桔子帮小帮主的刘旸，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科普作者。最近的一年当中，她完成了由作者向“试管”的角色转换。刘旸从芝加哥大学细胞生物专业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科学星探。除了寻找到合适的科学家，她还要将科学家和他们的知识“包装加工”。和试管婴儿里帮他人孕育婴儿的小试管何其相似，只是她的孕育物换成了科学知识。
跟这三位科普达人聊天，你就会发现科学离我们有多近，它又是多么丰富生动。再看看我们的老祖先康熙在他的一部笔记——《几暇格物篇》所涉及的内容吧：天文、地理、古生物、动物、植物、医药、哲学……正如江晓原先生所说：“科学是天下公器，并不是只有科学家才有资格谈论。”
所以，无论是皇帝老儿或者凡夫俗子，任何人都可以和赛先生交谈。他就在我们身边。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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