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开始，西方天主教会便开始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尝试传教。
本来天主教在我国多地已初步站稳脚跟，但随着清朝中期对西方传教禁令的发布，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也被按下了暂停键。
直到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解开了对西方传教士的禁令，大量传教士深入我国内地进行传教活动，并收获了不少信徒。
但基督教的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程朱理学尤其发达的江西，基督教人士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冲突尤其剧烈。
1906年时，更是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南昌教案，深受百姓尊敬的知县江召棠在参加法国神甫王安之举办的宴会后，不幸身亡，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暴动事件。
此事在国际上影响颇大，并最终在传教士的演绎下，成为了显示中国“不良民族性”的典型案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江召棠与王安之的冲突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传教士们便纷纷从通商口岸进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教活动。
他们一方面试图“索回”在清朝前中期，被朝廷没收的昔日教会财产，另一方面也想吸收更多的信众，让基督教在中国开枝散叶。
在中国内地的几个省份里，在江西的传教士面临的处境最为艰难。
由于江西是程朱理学的发源地，因此当地百姓对于中国传统理学文化十分推崇，由于基督教教义中存在和程朱理学冲突的内容，江西百姓对于基督教，自然也有很强的抵触情绪。
从1860年开始，在江西地区发生的“教案”数量最多，影响范围也最大，许多当地宗族也发出了：“族人谁信仰基督教，就要从族谱上除名！”的声明。
但教会为了扩大其影响力，在江西地区利用信徒名义购买教会资产（土地住宅等）或者利用人造“神迹”挑起事端，这让江西民众和基督教徒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1904年棠浦的天主教信徒罗检，仗着有传教士撑腰横行乡里，甚至因为别人撞到了自己手中的牌匾就将其打成重伤，这引发了当地百姓的不满。
后来一名叫龚栋的青年，找来几名好友，好好教训了罗检一次，但罗检仗着洋人撑腰，马上就向神甫王安之告状，王安之逼迫新昌县知县杨国璋，捉拿龚栋并将其监禁起来。
龚姓族人对此十分不满，他们认为龚栋是英雄不应蒙此冤屈。
最终在武举人龚耀庭的带领下，龚家和周边的高家、陈家，几千名群众搬进了大山，拉起了反清大旗，公开对抗清廷的统治。
朝廷虽然多次派人镇压及游说，但始终没能取得成效。
直到他们找来了在当地颇有名望的南昌知县江召棠，在他的劝说下，龚姓族人才终于放弃抵抗。
江召棠还将龚耀庭等三人带回南昌受审，由于有“悔过表现”，三人最终被判处三年徒刑。
但传教士王安之，对于这一判罚结果并不满意，多次要求清政府重判三人并索要大量赔偿，不过最终未能如愿。
不久之后，当地又发生了一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斗殴事件，两名天主教徒因此被捕。
在王安之的胁迫下，江西巡抚授意江召棠将两名犯人放走。
两年后，按察使得知此事，要求江召棠重新抓回这两人，王安之得知后，便以交出两名犯人为条件，重提之前龚姓族人一案，妄图向清廷索要“赔偿”。
二、王安之的鸿门宴
1906年2月20日开始，王安之便频繁邀请江召棠到自己的教堂里用餐，并一起商议相关事件的处理方法。
江召棠虽然知道此行凶险，但为了完成按察使交代的任务，他最终还是应邀前往。
在他到达王安之的教堂后，对方就开始威逼其接受自己之前提出的赔偿条款，但江召棠认为对方的要求实在太过分，便再次拒绝了。
听到这里，王安之命人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圣物”剪刀，表示只要江召棠能够“以死谢罪”，那么他就可以不追究之前的事情，也会交出两名犯人。
在王安之的胁迫下，江召棠依然不愿答应其无理请求，王安之见状怒不可遏，冲上前去逼迫王安之自杀。
无奈之下，江召棠只得拔出自己的佩刀自刎，但因刀口太浅未造成致命伤。
作为神职人员的王安之见状，非但没有及时阻止，还抄起“圣物”剪刀，朝着江召棠的喉咙猛戳，江召棠立刻便倒在了血泊之中。
在刺伤江召棠后，王安之一行人跑到衙门高喊：江召棠来到自己住处，自尽而死！
由于知县江召棠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大家听闻此事，连忙赶到教堂查看。
众人发现，倒在血泊中的江召棠还有一口气，于是将其带回住所救治。
在当天晚上，江召棠逐渐恢复了意识，无法说话的他，用纸笔记录下了事情的全过程，但几天后这位受人爱戴的江知县，还是因为伤重不治而去世了。
在江召棠去世之后，当地百姓义愤填膺，携带棍棒农具，砸烂了棠浦镇的多座天主教堂。
还杀死了包括王安之在内的九名洋人传教士及其亲属，在国际上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三、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抹黑
在这一事件引发国际关注之后，西方传教士非但没有反思自己的罪行，反而开始用他们的谎言，抹黑江召棠和中国百姓。
他们宣称江召棠之所以会在教堂中自刎，是因为传教士王安之坚持保护教徒的底线，让知县江召棠无法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在中国人心中，“面子”是一个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东西。
为了达成目的江召棠不惜以死相逼，可王安之依旧不为所动，无奈之下，江召棠只得拔刀自刎，妄图抹黑天主教及其教众。
在后续文章中，还有几名传教士解释了为什么江召棠要在天主教堂自杀的理由。
他们信誓旦旦地表示，在中国男人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下会自杀：
一种是因为欠债，还有一种是有了他们无法抵抗的“仇人”，他们无法影响仇人的生活，便只能去他家里自杀，来给他人造成困扰。
在他们的言论中，江召棠俨然成为了一个爱给别人找麻烦的卑鄙小人。
而当时的部分西方媒体，还将这种性格，映射在了全体中国人身上。
一些传教士还添油加醋地说，自己听说中国每年都有不少人自刎而死，这实在太令人惊讶了。
由于基督教中自杀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行为，因此传教士们的宣传，让西方各国进一步加深了中国是一个“不文明”民族的印象。
这让之后的南昌教案，直接被看作是一种“野蛮的报复”，这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在晚清及民国时期，由于中国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异，因此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价，在当时是有失公允的。
在他们的笔下，含冤而死的江召棠成了无理取闹的小人，为父母官讨回公道的百姓，成了杀人如麻的暴民。
可以说，当时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上的羸弱，让我们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
如今，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上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也日益提高，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也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接受。
笔者相信，我们以后一定不会再遭受这样的屈辱，中国人也不会再被外界所曲解。
- 注：
本文关于晚清南昌教案的相关内容，参考自《国民性的神话与历史——传教士话语与清末南昌教案》，刊登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