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代表作小说《绿蝗》（ACostados Murmúrios）中，她以一位亲历战争的老妇人的视角，回望自己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非洲莫桑比克度过的时光，缓缓为我们揭开一场肮脏的战争具有的全部面目：残酷、冰冷、阴沉而绝望。
作者 |柏琳
图源 |图虫创意
位于欧洲西南角的葡萄牙，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殖民国家，在二战结束后各大洲殖民地陆续开展民族独立运动之际，却开起了历史的倒车，坚决反对自己的殖民地独立。当时国力位于欧洲末流的葡萄牙，在总理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的独裁统治下，继续把帝国的“海外”事业视作民族身份的核心利益。1961年，为了保卫葡国在非洲殖民地的“主权”，葡萄牙军队在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等地先后与“反动势力”发生武装冲突，由此开启长达十多年的非洲殖民战争。
战争总是把暴力正当化，而正当化的暴力依然是暴力。
在人类历史数以万计的战争中，每一场战争的亲历者都是见证者。在宏大的官方视角之外，对于被战争改变的每一个普通人而言，私人视角的历史往往意味着生命中更多鲜活而真实的记忆。
当代葡萄牙女作家莉迪亚·若热（Lídia Jorge，1946—），就致力于以女性个体的视角来挑战历史书写过程中的种种常规和“陈词滥调”。她曾在上世纪70年代跟随在役的军官丈夫去往非洲，先后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担任老师，这段经历成为她重要的写作来源。在其代表作小说《绿蝗》（ACostados Murmúrios）中，她以一位亲历战争的老妇人的视角，回望自己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非洲莫桑比克度过的时光，缓缓为我们揭开一场肮脏的战争具有的全部面目：残酷、冰冷、阴沉而绝望。
|访谈|
柏琳：《绿蝗》这本小说实际上是你完成于1988年的作品，距离今天已有三十多年，所以这本书出版时的语境和今天相比，已经有很大变化。请首先和我们回忆一下这本书刚刚出版时，葡萄牙的文化环境如何？这本书当时得到的反馈是什么样的呢？
若热：的确如此，该书出版之际，葡萄牙民众的心理状态非常特殊。十四年前，葡萄牙相继发生“康乃馨革命”，以及“去殖民”的趋势，这意味着——葡萄牙社会中有一部分人还在经历丧失海外帝国的创伤。用葡萄牙哲学家爱德华多·洛伦索的话说，非洲宛若某种幻痛，就像人们被截肢时感受到的痛，但这种痛楚会一直持续下去。
葡萄牙已经选择加入欧共体，但对如何离开前殖民地仍未达成共识，人们还在争论殖民战争的原因和结果。而《绿蝗》的出版，让人回想起所有这些问题，这部小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2014年，基于小说改编的电影发行，再次激起讨论，但视角已经有所不同。不管怎么说，这本书并不囿于葡萄牙殖民战争的特定情境。正因如此，人们对它一直有多种多样的解读。
柏琳：三十多年后，《绿蝗》终于有了中译本。在如今最新的全球文化语境下，可否谈谈你对这本书价值的新理解？
若热：这本书的时间设定是在上世纪70年代，地点是当时在为独立而抗争的非洲的莫桑比克。但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小说应该被放在更广阔的语境中去理解：它不单描写战争，更是关于暴力的书；它不单描写战斗，更书写了对人民的统治；它不单描写胜者与败者之间的争斗，更是描写某种对历史的嘲弄。
此外，在我看来，小说特殊的结构以及书中（人物）转变的行为，也有助于重新思考暴力的涵义、强者对弱者的统治以及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还有关于历史进程中生命的意义的内容。自1902年约瑟夫·康拉德出版《黑暗之心》以来，有不少欧洲的著作都建构了关于帝国瓦解的欧洲叙事，《绿蝗》也跻身其中。事实上，这是一本有关帝国瓦解的书。
柏琳：战争带来的体验，并不仅仅是在战场上，而会更多表现在围绕战争的生活方方面面，当你写一本关于战争的小说时，你关心的是战争的哪一部分呢？
若热：具体而言，这本书描写的是一个欧洲女孩进入非洲战争环境后的见闻，她在那里接受洗礼，成为成熟的女性。一个年轻的女孩面对战斗的残酷，迎来了自身的成年礼。她间接地见证了这场武装斗争，因为她没有奔赴战场，而是通过战争的后果认识了战争。她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仿佛在军事机构中充当间谍。但她的侦察只是为了理解局势的矛盾之处。她所处的位置，既能目睹家庭纠纷，同时也能见证军事行动。她亲历了危险与死亡的感觉，以及它们如何扰乱理智与情感。因此，情爱故事在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柏琳：《绿蝗》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蝗虫》可看作独立的小说，第二部分则是对《蝗虫》的补充和解构，以女主人公埃娃·洛波的视角拆解了第一部分的叙述，使其变成不可靠的文本。这种“拆小说”的方式，是否是你用来反抗某种“艺术真实”的方法？
若热：我要说，这一过程让我实现了我想要达到的效果：贴近内在思考过程的叙述。由小说里的记者这个人物书写的短篇小说——“蝗虫”，被之后的长篇小说拆解、修正。我喜欢这种过程。文学叙事以多重视角为生，反之，历史叙事却企图让一种视角凌驾于其他视角之上。
“蝗虫”的作用相当于一只蛋。它在第二部分孵化，长大。这两部分都表明，对于同一个历史时刻，有多少人见证，就会产生多少视角。书中多次提到认知的相对性——正是因为埃娃·洛波，也就是成熟后的埃维塔，敏锐地意识到记忆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实，这一角色的语言才会如此讽刺。
柏琳：这本小说最吸引我的地方之一是它的双生结构：书里似乎一切意象都像双生花——第二部分的叙事者埃娃是《蝗虫》里埃维塔的变形，两个女性形象重叠又疏离；《蝗虫》的完整叙事和对它解构性的破碎叙事；非洲和欧洲的关系；同一个人，既是热爱数学的普通少年，也是狂热的士兵……你为什么会这样来构建这个故事呢？
若热：我写《绿蝗》的时候，光顾着写，没有考虑手法。我用上了所有能引发我想讲的故事的内容。但我承认小说里确实有很多双生的构造。我认可您的说法。这些形象就像镜像，存在某种对称的游戏。当我思考它文学上的意义，我觉得这主要是对某种特定情况的澄清与强调。但或许它的关键在于，这是一种韵律。如同叙述中安插押韵的长诗。在这种情况下，成对的结构、人物、时间、空间都是故事里的诗行。重复在诗性结构内部创造了一种史诗感，支撑着小说的书写。这些双生的构造对应着宏大的诗句，但它们依旧是诗。这种充满韵律感的音乐在支撑着叙述。
柏琳：你曾谈到葡语文学继承了多种遗产，比如欧洲现代主义、南美洲的叙事风格，还有葡萄牙语本身的语言结构特点等等。《绿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多种遗产影响交织的产物，比如魔幻现实主义和葡萄牙近代史的结合。从你的写作经历来说，你本人对这些文学遗产的吸收状况怎么样？你是否更多地受到某种传统或流派的影响？
若热：我年轻的时候阅读品味很杂：我读过现代派的作家，比如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还有维尔吉尼亚·伍尔夫，但我也读俄语作家和法国的存在主义作家。再早些年，我也读一些更为轻松的书，比如若热·亚马多作品的和大量赛珍珠的书。我能罗列出很多当时读的杂七杂八的内容，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能找到的图书馆。
但或许，在阅读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帕拉莫》以及福克纳的《老人》时，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那时我还是个年轻的学生，这两本书在某个极为特殊的时刻告诉我：这里的声音接近你在内心深处听到的声音。我这才开始基于生活本身写作。文学，就像维尔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在文学以外的世界中找到它真正的本质。
柏琳：让我们来聊聊《绿蝗》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小说中的葡萄牙少尉路易斯对上尉的战争伤疤有一种强烈崇拜，而上尉本人对他的疤痕也感到光荣。但女性角色埃娃对这道疤痕代表的某种“战争中的英雄主义”无法苟同，我们该如何理解书中对“战争中的英雄主义”所做的意义消解？
若热：哦，这本书并不反对英雄主义。我拥护英雄主义。我刚才就把这场史诗般的运动和诗歌、叙事联系在了一起。《绿蝗》痛惜的是滥用英雄主义情怀的虚假动机，这让他们变成滑稽的英雄，因为动机是平庸的。一个因为虚假的动机而受到鼓动的士兵，当他拿着剑去玩的时候，整件事就像小孩的游戏。然而，在战争的背景下，游戏不再滑稽，而会成为一场悲剧。
柏琳：曾经热爱数学的少年，为什么会逐渐变成一个热衷杀戮的人？“战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似乎就是《绿蝗》给出的原因。但为什么“战争”能够攫取一个人的灵魂，使其丧失思考能力，变成一部人形机器呢？
若热：路易斯·阿莱士少尉是一名很有天赋的数学系学生，他甚至还发明过一个重要的公式。他是天生的科学工作者。但他的敏锐和才智在战场上转移了——他把那些品质用于暴力。众所周知，这种偏离时有发生。其实，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经典文学里就有两个有趣的例子：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路易斯·卡蒙斯，十六世纪在北非作战时弄瞎了一只眼睛；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也就是《堂吉诃德》的作者，在勒班陀战役中被打残一条手臂。如果投身于科学或艺术需要极端的经历，那么战争也以同样的方式把人引向一种深渊般的体验。人们多少都能理解这种转移。说回路易斯·阿莱士，小说写的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却是基于现实的教训。
柏琳：特洛伊的海伦，这个小说人物是一个谜样的存在。她为了履行对上尉的某种承诺，在上尉出征期间把自己禁锢在房子里，始终谈论着“没有祖国的爱国主义”，我们该如何理解海伦这个人物的存在？
若热：特洛伊的海伦，她是情势的囚徒，一个没有获得解放的角色。不是一定要写一位充满女性气质的胜利女性，才能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在文学上，揭露那些未被解放的女性的行为，会有利于纠正现实。文学不是通过相似性，而是通过反应来行事。
在故事中，特洛伊的海伦没有地位，她只是一名军人的妻子，被迫服从。上尉剥夺了她的自由、声音和选择权，甚至还杀死了她的情人。尽管她心存叛逆，却表现得听话驯服。因此她的反应是离经叛道的，她向命运献上祭品，以换取丈夫的死亡。但她的期待落空了。她继续被囚禁起来。在玛佳丽达·卡多佐基于小说改编的电影里，海伦娜最后一次出场依旧是窗后的囚徒。他的丈夫还对朋友说，床榻才是女人的地盘。这种矛盾修辞是有效的。在艺术中，人们往往通过暴露出意图的反面达成谴责。而在小说中，埃维塔和埃娃就是一组对立。我相信对比能起到揭示的作用。
柏琳：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你认为女性视角在历史书写中可以有什么新的可能？相比于已成为一些陈词滥调的关于“女性书写应有的维度”，你是否有什么新的观念挑战？
若热：上世纪70年代，我刚从里斯本大学毕业，就去了非洲。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我参与了那个年代年轻女性的解放运动，我们渴望自主，而它其中一项基础就是相信女性有一种独特的品质，这让她们成为受害者，也让她们成为比男性更好的人。当我看到军官夫人们的行为举止，我的信念破灭了。她们煽动战争，她们的行为表现出无异于男性的残暴。
诗人路易斯·阿拉贡曾提出，女人是男人的未来，但这一理念在那时受到动摇。我逐渐把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看成人类解放中的一个章节。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生存和孩童、老人以及家庭的关系更为紧密。她们不会为了权力感到无端的焦虑，也不会渴望成为最厉害的强者，出人头地。这让女性的写作以一种温和的态度，成为沉思人类、自然和空间的诗学。
我认为，女性是“创作”的强大盟友。她们的写作接近于这种关怀和尊重。事实上，只有女性能直接作为角色讲述自身时，才能平衡女性在男性凝视下被人书写的传统。单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让现在的女性写作成为一种解放和捍卫人类正义的非凡举动。
柏琳：小说里的诗歌意象缤纷，大胆而有趣，“我们看到了，在飞舞的绿宝石的荧光下/非洲的轮廓从一直压在它上面/的欧洲身下挣脱出来……”这似乎象征着某种非洲和欧洲的角力关系的扭转，然而已经发疯的少尉路易斯曲解了它的含义。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首诗呢？
若热：这首诗是记者写的。诗歌谈论的是非洲对欧洲殖民者的反抗。它携带着复仇的种子。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从前非洲被剥削、奴役和冤屈之人的后代正在积极地进行历史的清算。如今，这种清算的情绪比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更加愤怒，但那时候就表露无疑的是，冲突在所难免，一种事后的清算要来了。这首诗说到“非洲插入欧洲”，这对殖民者来说是极大的丑闻。
柏琳：《绿蝗》有一部分内容笔墨不多，但耐人寻味：在第二部分刚开始时，讲述少尉路易斯对和平年代的抱怨，“这个国家多的是没有见过战斗的人”，“剩下的只有和平，麻木的和平”。事实上，这是一种并不陌生的情绪，二战后经历繁荣稳定的西欧社会的年轻人中就有许多类似的表现。可否请你谈谈，在“康乃馨革命”之后经历民主化转型的当代葡萄牙，人们是如何看待战争与和平这个问题的？
若热：事实上，目前有关殖民战争的论战多少算是平息下来了。人们已经认清，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发生在地中海沿岸、以及发生在当下的欧洲内部的残酷战争。我们处在一个充满忧虑的时期。不管怎么说，一个世纪前认为战争能净化人类的想法已然不复存在。不光是净化，那时的人还觉得战争能让社会更加强大。是的，有些人会把我们衰弱的经济归结于我们没有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不这么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我们没有参与这场的战争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处于欧洲的末流是因为糟糕的公共管理和错误的发展方针，仅此而已。
柏琳：在当代葡语文坛，出现了关注国族历史的多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都旨在做着某种“补充”或“修正”的工作——对官方历史叙述的修补或更正，《绿蝗》也在其内。这样的书写都是以个人叙述在“挑战”着某种“集体叙述”，但个人视角又不可能是孤立的，一定也属于某种“集体”的一部分。从你的创作出发，你认为如何在个人叙事和集体叙事之间找到那个交汇点呢？
若热：集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事实上，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历史和社会学倾向于怀疑世上存在不同的社群，好像个体都是一致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艺术所做的就是在人群中照亮一些特殊的面孔，把这些人推向台前，仿佛他们是独特的存在。
对我来说，人物是双面的。人物的脚浸没在特定的历史时间里，这是社会所共有的。但另一方面，他的独特性在于这个角色只代表他自己。正是由于这种个体性，文学和艺术构成人文文化的基础。如果埃娃·洛波可以代表她那个年代的女孩，又能成为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角色，一个个例，我会感到很欣慰。
柏琳：“康乃馨革命”之后，对于葡萄牙来说，即使是日常生活也变得很不一样了，许多“集体记忆”也在发生变化，作为“后革命一代”的作家，你这一代人如何消化和重构集体记忆？
若热：十五、十六世纪拉近各民族和各大洲距离的大航海中，葡萄牙和西班牙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开启了西方所谓的现代时期。这些功绩全都变成神话，备受称颂。由此形成一份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触碰的情感遗产。但在今天，人们能够找到许多文献，证明这场变革不同文化交流方式的运动是一场壮举，可同时也涉及各种灾难。这场改变世界认知的运动，有其神奇的一面，也有其悲惨的一面。有知识和进步，也有迫害和罪行。
今天，即便是给儿童的书，都在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并描述其语境。对于我这代人经历的这段历史，葡萄牙有一种文学，它见证了我们和巴西以及非洲的关系，它对人类关系的描写实现了祛魅。葡语中有这样一类文学，它描写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他们的争斗、过错、悔恨、慷慨与宽恕。
柏琳：葡萄牙在现代化转型和全球化浪潮、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亦步亦趋地寻找着自己的节奏，这些转型阵痛也反映在葡国社会的精神面貌上。你对当代葡萄牙的社会文化心理有何看法？你认为文学对此应该投以关注的是哪些问题？
若热：就像我说的，在葡萄牙文学及其相关学科中（诗歌在其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描绘了人们在欧洲、非洲、南美和一部分东方的生命体验。葡萄牙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海洋性的。对他者的开放、旅行的本能、建立联结的渴望，这些特质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也构成了我们的写作。20世纪，写诗的费尔南多·佩索阿和写小说的萨拉马戈，都表现出我们对世界的开放。
在我看来，我们这代作家也在追寻同样的道路。更年轻的一代作家亦是如此。像20世纪持续了近50年的独裁统治、殖民战争、1974年让我们从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康乃馨革命，这些特定的主题在其他欧洲文学里形成了一种独树一帜的想象空间。
柏琳：自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以来，各国人民的精神状况和社会风貌都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你在这样的环境中，写作是否发生了某种焦距的改变？有什么问题是你最新发现的，又有什么问题会在你的写作中一以贯之？
若热：没错，疫情，及其引发的种种个人事件，都促使我写下直接介入当下的文本，因为我感到了强烈的触动。人类再次变得脆弱不堪，文明和自然盲目地搏斗。但与此同时，疫情也有积极的一面：地球上的人民首次团结起来，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船上。对于正在发生的蜕变，我写了各式各样的文本，我以为世界会变好，但我错了。欧洲爆发的战争让欧洲社会震惊不已，直到现在我还处于那种状态。对我们来说，疫情尚未结束，野蛮的战争就来了。我没法对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做出总结。在惊诧的作用下，我现在正在写一部书。
（作者的葡语答复部分，由《绿蝗》译者吕婷婷翻译，特此致谢。）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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