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20日，在上海租界中，一名刚刚回国的老人在病榻上死去。他叫薛福成！
他是晚清第一个深度关注中日问题的国人。早在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他就在著作中写下：
古之豪杰论交邻之道不外两端：诸葛亮之以蜀抗魏也，知吴之可结为援也，故曰释怨以联合；伍员之为吴谋越也，以其同壤而世为仇雠（chou）也，故曰去疾莫如尽。今与中国同处一洲之内，而国势稍足自立者，莫如日本。论外侮之交侵，不能不树援以自固也，宜有吴蜀相亲之势。然日本人性桀黠，藐视中国，彼将以远交近攻之术，施之邻邦也，实有吴越相图之心。其机甚迫，而其情甚可见也。
大致意思就是：古代相邻国家的相处之道，要么像吴蜀一样联盟抗魏，要么像吴越一样相互敌对攻伐。当今亚洲中日正是需要考虑交邻之道的时候。按理说两国现在均被列强入侵，应该相互援助，结成联盟，但是日本人性情狡黠，看不起中国，用远交近攻之术对付中国，实际上是如吴越一样有图谋中国的想法。
之后看来，薛先生此言深具战略远见，而他用中国历史来引古证今则更具大智慧。然而时人并没有重视这番言论。先生逝世后几天就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作为中国和日本国家命运的转折点，对中日两国之后百余年的影响巨大。
先生所说的“交邻之道”就是相邻邦国的国家关系。
近代中日关系一直就是在对抗。
做一个设想，如先生所言，中日关系是否有可能如吴蜀一样结为联盟呢？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讨论中国和日本的“交邻”，即中日之间是否算作邻国。
那么中国和日本算是近邻国家么？
中日之间的位置千百年来虽未曾变化，但在时间维度上看来双方的距离却是动态变化的。
在农耕文明时期，中国制霸东亚毋庸置疑。周边小国尽皆臣服。唯独日本除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中日之间长期无陆地相连，而古代受限于航海技术，海洋成为了中日两国的阻隔。唐鉴真东渡时，时人皆劝道：沧海淼漫，百无一至！李白也曾作诗《哭晁卿衡》，怀念渡海归日遇险的友人阿倍仲麻吕，即晁衡。
日本晁衡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哪有去个邻居家百死一生的呢？
总之，那个时代日本给中国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太遥远了
宋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关中平原。隋唐多次征伐高丽的失利，说明中原对朝鲜半岛已经鞭长莫及，何况更远的日本。
而从日本看来，岛国的贫瘠导致其一直谋求向外扩张。但是鉴真东渡和遣唐使西行的困难，可以预见日本渡海向中国扩张的难度极大。虽说从朝鲜半岛登陆容易一点。但是在没有铁路的时代，日本军队想穿越多山的朝鲜半岛，一路推塔到中原，农业文明的日本在后勤实力上绝无可能。
这个时期，中日之间很难产生邻国意识。
农业文明的技术落后，也无法让中国的强大实力转化为对日本的威慑力。虽然唐朝有白江口之战，明朝有抗日援朝战争，但是都仅限于将其驱逐出朝鲜半岛，并未对本土有威胁。有威胁的是忽必烈对日本的远征，但是都因为台风导致失败，这反而更加助长了其对抗大陆国家的信心。
所以传统的中日关系就是平和中偶尔有对抗。
到了宋朝，中国人的科技树开始点到航海技术。有赖于航海技术的发展，中日才开始邻国化。南宋到明朝初期，中国曾一度发展了强大的海军，并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开始收缩海防，不参与外海事务。而同时期的日本幕府也放弃了扩张策略，闭关锁国去了。
双方在这种封闭的状态下勉强维持着平和的状态。
人生活在陆地上，陆地是一切国家存在的根本条件。
所以国家利益的根本在于确保领土完整。
所以地面战永远是最具决定性的军事行动。
自古以来，作为相邻国家显然最容易威胁到对方的根本利益，并且邻国也是最适合向对方发起决定性军事行动的。
同样，由于地理因素，在受到外敌入侵时，邻国也是最容易结成联盟，来共同抵御入侵的。
有学者研究，邻国间93%存在对立，64%曾发生战争。1648-1980年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战争，近九成是在相邻国家之间发生的。因为一个国家若是想谋求区域主导权的话，首先就是要降服邻邦，然后才能由近及远，辐射整个区域。
作为当时东亚区域的唯二的强国，平和的状态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的世界规则而打破。当欧美列强先后打开了中日两国的国门后，已经近邻化的中日两国如何选择？
首先排除的是追随。面对全盛时期的中国，日本尚没有臣服，何况此时的中国被英法列强各种爆锤，毫无尊严可言。那句话怎么说的，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赔。反过来，中国更不可能臣服日本，西方列强都没有把我打趴下，何况是清朝认为的蕞尔小国呢.
那么结盟可行么？
因为日本国家特性，国土贫瘠，资源匮乏，岛民凶悍。所以看上日本的只是当时的中等强国：首先是美国，而后是沙俄。
当时世界第一强国毋庸置疑是大英帝国。与所有的霸权国家一样，“日不落帝国”也有力所不能及的地区，那就是太平洋地区。现在美国霸权的核心--太平洋区域，在当时的大英眼中可谓边缘地带，英国对太平洋的掌控没有它像掌控地中海、大西洋和印度洋那么有力。因而在完成了征服印度，打败中国之后，开始偏向于维持亚洲既得利益的稳定。
大英帝国为了维持其霸权地位，首先要严防其他中等强国过度扩张，它要做全球均势的平衡手。日俄战争之前，英国的最大对手就是沙皇俄国。 沙俄梦寐以求在远东拥有一个不冻港。
1861年3月13日，俄罗斯军舰波萨得尼克号，驶向日本对马的尾崎湾，一个月后进入芋崎浦，随之开始营造陆上建筑，谋求对该处的永久占领。日本对此进行了抗议，但被俄军无视。8月英国海军开始介入，在英国海军进行的武力威慑后，俄舰于9月29日退走。此后英国驻日外交系统提出应顺势占领对马，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俄国南下的问题。反而是英国海军部门通过理性的实力评估得出结论：英国很难全面深入东北亚地区，而该地区可供俄军南下的基地绝非一个尾崎湾，一旦开了分割了日本的领土的先例，反为俄国等中等强国瓜分日本提供了理由，倒不如由英国出面维持日本国土的完整，反而对英国更加有益，最终英国采纳了海军的建议。这也是后来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英日联盟政策。
借助大英这个外力，日本维持了领土的完整。同时英国的介入，给了日本发展的空间。
而中国则不同。
首先，中国作为远东的传统霸主，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完全具有成为强国的潜质，并且也已经在积极改革。欧洲列强不会坐视中国变强而不预防遏制。其次，东亚东南亚多数国家都是清朝的藩属国，列强在侵略这些小国时，不可避免的会将冲突导向中国，中法战争就是例子其三，中国市场大，人口多，资源丰富，而政治腐败，军队松散，武备废弛，如小孩儿手拿黄金在闹市行走，怎能不引起列强的觊觎。所以在东亚土地上，列强的主要目标还是中国。日本的“外侮之交侵”反而并没有那么的急切。这种情况下。中日结盟显然对中国更有利。中日结盟不仅可以帮中国分担外部列强入侵的压力，同时也避免了中日之间的对抗。
但是除非日本对形势出现了严重的错判，否则不可能出现中日联盟。
黑船事件之后，日本一些藩主发起内反幕府，外驱洋人的运动，但是掌权的幕府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有深刻的认识。这个认识来自于英萨战争：日本与列强的差距太大，不能与之为敌。所以自然也不可能与中国结盟对抗列强。一是并不急迫，二是结盟了也无法干不过，不过多送一个人头。同时不与中国结盟也可以让清朝吸引列强火力。
利用清朝拉仇恨腾出的空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全面西化，用魔法才能打败魔法。而日本提出“脱亚入欧”更是远交近攻之策。
日本政府已经清晰认识到中日作为战略意义上的邻近国家，只能通过对抗谋求利益一条途径。故而一再挑起事端，制造事端，率先发难。而此时的清朝政府深处迷雾中，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