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卡冲突中，阿塞拜疆无人机对亚美尼亚军队的“暴雨”式攻击，向人们展现出了智能化战争的身影。
事实上，美军MQ-9“死神”无人机问世以来，在全球的多次猎杀行动，已经预示着信息化战争正在向新的战争形态发展。
作战系统中的物联网体系悄然转变成了智联网系统，无人化智能作战系统越来越成为战争各方的新宠。
尽管也有学者将智能化战争，看成是信息化战争的高阶形式，而不是独立的战争形态。例如，军事科学院贺福初院士就将智能化视为信息化的一个新变种。
但是，他也认为，当前的智能化是一种从属于信息化的低级智能化，未来的仿人脑信息处理系统将使得生物智能全面融入并超越现代信息技术。
也就是说，即使当前的智能化战争实践尚不能体现出理想中的智能化战争理念，但智能化战争形态一定会出现。
那么，战争形态为何会演进到智能化阶段呢？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智能化战争迅速萌生的直接支撑
恩格斯说过，“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正如黑火药的出现，使人类战争发展到热兵器形态；蒸汽机和内燃机应用到军事上后，战争形态便进入到机械化时代；计算机网络技术通过放大和强化机械功能，又促使人类战争迈向信息化阶段。
人工智能技术又升级了计算机网络技术，使计算机更具有自主思维，由代替和延伸人的手脚转向代替和延伸人的大脑和认知。
从宏观上说，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将至少会从3个方面改变战争面貌。
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增强人的劳动能力。反映在作战中，就是可以强化士兵的战斗能力和指挥官的作战指挥效能。
早在2007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研发的“深绿”智能指挥系统就能帮助美国陆军和海军指挥员及参谋人员在关键时刻迅速决策，使他们保持先于敌军的命令循环优势。
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跨越沟通障碍。反映在作战中，就是可以在不同的体制编制和语言系统的友军之间，实现指挥上的互联互通与协同作战行动。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公司（Open AI）开发的第四代语言预测模型（GPT-4），就包含有和人脑突触一样多的100万亿个参数，甚至可以创建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新语言，从而缩短指挥流程，提高不同军队之间的联合作战效能，打造作战的自适应模式。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增强虚拟体验，反映在作战中，就是可以强化作战经验、总结多样化战法、设计新的作战模式。
类似于大家听说过的元宇宙一样的虚拟概念，必须要依托于人工智能技术才能转得起来。有组织的军事性元宇宙体验，可以通过沉浸式训练和模拟作战，提升部队作战能力。
因此，多模态人工智能已经受到军事仿生学的关注，因为它可以充分模拟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方式。
开放人工智能公司开发的达利（Dall-E）多模态人工智能系统还可以从文本描述中生成不同的对应图像或视频供人类选择。
因此，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是智能化战争形态得以萌生的直接动力，将智能化作战从想象逐步变成了现实。
二、全球和区域竞争，是智能化战争加速演进的政治诱因
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以及战争与冲突的源头，至少与两大主义有关：即杜鲁门主义和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
杜鲁门主义于1947年提出，与马歇尔计划互相配合。构成了战后美国亚欧政策的基调，标志着冷战的开始。
至20世纪70年代末，杜鲁门主义在亚欧地带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和军事影响。
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朝鲜半岛分裂和台海两岸现状，同时也促进了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变化，间接为今天的美国作为域外国家推行所谓的“航行自由”奠定了历史基础。当然，也促使欧洲世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紧跟美国脚步。
相比之下，1957年形成的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则更具中东性，其本质仍是马歇尔计划的延伸。
正是在这一主义的影响下，美国于1958年入侵黎巴嫩，走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第一步，逐步掌握了石油贸易权，控制世界能源命脉，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
值得注意、但今天却常被忽略的是：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提出相应的主义或价值观。
为了延缓自身衰落进程，美国也在刻意挑起大国间的新一轮战略竞争。
因此，想要准确认识技术与战争形态演进的关系，必须要考虑到主要国家在全球和主要区域的竞争情况。
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尽管存在战略互补性，但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也存在战略利益的结构性冲突。
区域内外国家战略上的重叠，也导致了多样化的冲突与合作并存。
为了增强在全球和部分区域的竞争力，各主要国家纷纷关注具有颠覆前沿性的新技术革命进展，在当前突出表现为人工智能技术。
作为新的产业经济增长点的智能化技术，一方面促进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化，另一方面也为智能化战争实践提供了经济基础，扩展了军费增长空间。
在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与能力建设方面，大国竞争背景下的民用智能化技术发展也对军用智能化技术积累有着促进作用，从而催化着智能化战争。
美国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就是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而展开。
可以说，世界主要国家都已经认识到，加快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撑，由大国竞争而引发的人工智能技术主导下的军事竞争与战争模式竞争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三、制权多样化，刺激着战争形态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尽管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被视为信息化战争的开端，但很显然的是，海湾战争也有着智能化的一面，典型的智能化成分即是盟军在作战中使用的C3I系统，它使得各个作战分系统得以综合集成为系统的作战体系。
随后爆发的一系列战争或带有战略性的斩首等特种作战行动，包括2019年10月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猎杀伊斯兰国组织领导人巴格达迪、2020年1月美军无人机对苏莱曼尼的刺杀行动在内，都从不同侧面展现出智能化战争的面貌。
美军“流浪者”（Nomad）先进离舰电子战系统、“粗齿锯”无人战车、360“不屈”武装侦察直升机等智能化武器系统，是对传统信息化武器系统的智能化改造。
正是在大量的战争和军事实践基础上，美军对传统的军事制权也有着新的认识，也带来了世界军事学术界对在智能化战争中究竟如何获取优势制权的讨论，进一步促进了战争形态向着智能化方向发展。
冷兵器战争和机械化战争时代出现了制陆权理论、制海权理论和制空权理论，在信息化战争到来后，又迅速出现了制电磁权和制网权理论，缺乏制电磁权和制网权，难以获得制陆权、制海权和制空权。
然而，智能化战争的逐步萌生和发展，又出现了制智权、制脑权、制数权等新的制权理论。可以说，制权在逐步泛化。
但也很显然的是，缺乏制智权、制脑权、制数权的结果，只能是丧失制电磁权和制网权，进而丧失全部的制权。
也就是说，智能化战争时代的制智权、制脑权、制数权成了多样化制权体系中的核心制权，技术优势国也就自然而然地推动着军事变革进程。
大国为赢得制胜主动权而展开的军事博弈，促使着战争向着智能化形态前进。
可见，生产力跃升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形态时代性变革，使得智能化技术成为当前先进技术的代言词，并从产业经济领域外溢至战争和军事领域，使得作战模式和战术样式均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可以预见的是，智能化战争终将会脱离信息化战争的母胎，从襁褓中成长为新的战争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