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我自知（四）
——邓斌编年体自传连载
1958：启蒙入学
是年秋，我终于上学了，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员。
那时全民炼钢铁，遍地小高炉，人民公社化风起云涌。农民吃饭均实行食堂制，家里好长时间不开烟火。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天天住在学校，吃在学校。
初始阶段，尽管饭菜普通，无非是包谷面饭加青菜合渣，但一日两顿管饱，说是咱中国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慢慢地，就有了定量而且愈来愈少。开饭时，席长领来饭盆菜盆往天井里一放，“大哥大姐们”便一窝蜂似地抢瓢舀菜。除一人一瓢黑包谷饭由席长分发外，要汤要菜往往先下手为强。我由于年龄小，顿顿只好咽着枯面饭，粗粝的饭颗子嚼得人满嘴生泡，哽得人眼泪汪汪。
有一回，我站在操场边看大同学打篮球，那球竟不偏不倚扑向我的鼻梁骨。“噗”地一声，我感到天旋地转，金星乱冒，一个趔趄摔倒在操场旁边的土坎下。摸一把咸腥腥粘糊糊的鼻子，手和衣襟全染成了紫红色。围观的同学大叫：“拐哒，要死人啦，要死人啦！”我听人说过，血流多了就会死，吓得放声大哭起来！好在周老师急风急火跑过来，背着我到水沟边用凉水冲洗，又涂了一些膏药。血止住了，我终于没有死成！
放寒假前，周老师公布考试成绩，想不到全班三十多个人，语文与算术两科的最高分均是我这个年仅六岁的小不点儿！我发现，那些平时在我面前吹牛皮炫耀“本事”的大同学，全用惊讶而又妒忌的眼神瞧着我！在人前，我第一次挺直了腰杆……
1959：食堂记忆
家徒四壁，锅碗瓢盆全被食堂收走了。
凡属铁制品，大多被投进小高炉化成铁水。
“多快好省”开展“大跃进”的口号满天飞。
那时，除了大办钢铁外，家乡还盛行遍地栽种糖萝卜，栽种一种叫做“洋姜”的猪饲料。洋姜、萝卜与包谷，均被用来煮酒与熬糖。公社书记在石灰窑街的千人大会上振振有词地说：“要把咱石灰窑公社建设成糖山酒海！要让社员群众天天有糖吃，天天有酒喝！”
每二三十户人家共一个食堂。除上工的劳动力外，老老少少吃顿饭，来回需走上好几里路。我清楚地记得，每到开餐前，集体食堂对面那道山坡上，若干饥肠辘辘的老人小孩坐在石头堆里，眼睛总盯着食堂瓦脊上的炊烟如痴如呆。
吃饭有定量，大人多，孩子少，不少大人只好与孩子们互换。
几个月后，酒没喝上，糖没吃上，原本是包谷光饭的甑子里却渐渐掺上了酒糟子与糖糟子。这种经烹煮过滤后的洋姜与萝卜的糟子，黑如锅巴，涩如泥巴，异味难闻，粗粝难咽。一碗糖萝卜丝子饭到手，翻来翻去翻不出几颗饭星星。
于是，食堂里出现了偷盗现象，不是包谷粉子被窃，就是熟饭熟菜失踪。领导干部的应对措施是，立即狠抓阶级斗争，将村里的地主富农坏分子拉出来捆绑批斗游大街。
我问母亲：“为什么每次偷东西总是那几个阶级敌人呢？”一脸菜色的母亲叹了口气，小声嘟哝：“鬼才相信偷东西的是他们那几个！其实，哪些人凭掌管食堂的权力多吃多占，只要看人脸上的颜色，就什么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