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了一则有温度的新闻。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其中，第七十八条在“临终决定权”上做出了大胆突破，如果病人立了预先遗嘱“不要做无谓的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最后时光。深圳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
看到深圳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我本人是鼓掌拍手叫好的，因为我亲身感受过一次安乐死的必要性，觉得很有必要全国立法。建议在深圳市实施一段时间后，根据实施过程的经验总结，在适当时候进行全国立法。
2019年，我母亲因胃癌切除了整个胃，术后恢复很不理想，癌细胞仅三个月不到就迅速重新扩散，在生命最后阶段每天长时间昏迷，醒来需要打杜冷丁才能维持意识清醒，到后来已昏迷不醒，但剧烈的疼痛还是能偶尔发出一点痛苦的哼唧声。因为母亲之前的工作单位就在该医院后勤部，生离死别也见多了，因此在清醒阶段也要求过主治医生和我，必要时让她走得轻松一点。
随着母亲逐渐昏迷不再醒来，主治医生善意提醒我们，母亲已无抢救必要（打杜冷丁）了，我们可以随时选择拔管放弃，可以让母亲早点结束痛苦。如果不愿意放弃，靠呼吸机再维持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都没有问题，但也只是维持呼吸，人不会再醒来了。
在医生善意提醒我们后，我和我姐姐就早点结束生命，让母亲的生命最后时光不再承受痛苦上有了分歧。我觉得只要还有呼吸也还算是有生命在，还是想让母亲能多留在人世间多一天算一天。但是，看着母亲静静地昏迷地躺着，依然感受到了母亲在承受着巨大痛苦。所有亲人也开始全都在劝我，我又想到母亲在清醒时刻的托付，我很痛苦地亲自动手关掉了呼吸机的电源，最终选择让母亲还是早点结束这该死的病魔的折磨。
说实话，即便这是所有人的选择，包括母亲生前已经有过托付。但是，尽管至今母亲已经逝世逾3年，但是我每每想起母亲，是我最终决定让母亲早早结束生命，这使我的心里一直不好受，自己总觉得有点自责，一自责起来自己又觉得有点遗憾，明知母亲术后恢复不理想，但是还是迁就着母亲（胃切除后吃不下东西，也不想吃东西），没有制订严格的就餐时间和就餐量计划，才最终导致术后恢复不理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能理解不愿意将安乐死合法化的人的想法。珍爱、尊重、科学、负责地对待生命，避免有人滥用职权，这自然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我们也要从辩证的角度和从实际情况出发。若生命已经没有抢救回来的必要，且还要在肉体上承受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人已经生不如死的状态下，安乐死的能否合法化就需要好好斟酌了。如果，其在生前清醒状态下，是在其所有直系亲人、指定好友、服务医院的法律机构、司法机关指定的公证机构共同见证下，预先立下“安乐死”遗嘱意愿的，我们是否应当合法的、尊重其意愿呢？
最后，本人认为此次深圳的“预先遗嘱”立法提案，将起到很重要的“安乐死”推动及示范作用，让选择善待自己生命尊严的人，能体面的有权选择终结生命的机会。再次为深圳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