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21日，身着绿军装的“东风-2号”导弹，竖立在酒泉发射场的塔架上。弹体上书写着几个清晰的大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这是我国第一颗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这也是众多科研人员憋足了一口气，准备释放的一个大招。
因为就在一年多前，苏联单方面废除与我国合作的几百个科研项目，赫鲁晓夫突然下令，一个多月内撤走了全部苏联专家。
那时我国正在进行仿制苏制P-2型导弹的最后阶段，仿制弹的型号叫1059，后来改称东风1号。
1960年8月的一天，就在苏联专家突然撤离的最后一个夜晚，钱学森心事重重地来到聂荣臻那里，两人坐在沙发上对视着，久久没有说话。
他们的耳边还回响着赫鲁晓夫的恶毒讽刺：“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我们的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他们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恐怕是裤子都穿不上。”
还是聂荣臻首先打破了沉寂，他问钱学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能够顺利地继续下去吗？”
“能！当然能！”钱学森的回答很坚定，他过来除了商量事情，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表明态度：排除万难，一定要造出中国自己的导弹！
在这种关键时刻，有了火箭导弹科学大家钱学森的表态，聂荣臻心里踏实了。
1960年11月3日，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2天，甘肃酒泉，弱水河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钱学森遥望着高高的发射架，作为世界顶尖的火箭科学家、火箭小组的发起人，十多年前他还在美国。
那时，即使在科技发达的美国，有着超前理念的火箭小组也不被理解，只能在洛杉矶郊外，自己搭建一座火箭地面试验台。
如今，成熟的发射架耸立在面前，还是在自己的祖国，更是自己主持研制的中国第一枚导弹，钱学森心潮澎湃。
尽管是仿制苏联导弹，在钱学森的带领下，中国仅用了两年多时间。而美国人仿制的德国导弹，却用了八年。
而且，就在十多天前，苏联方面传来惨烈的导弹悲剧，战略火箭军总司令和发射台上的一百多名宇航科学家全部遇难。
在尖端武器的科学探索中，科学家面临的不仅仅是费尽心血，更多的时候，还要直面淋漓的鲜血，随时要做好为国捐躯的准备。
钱学森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他心中所想的，就是这一次发射能不能成功。
一方面，他有些担心，毕竟这是第一次，所有都从零开始，前方充满了未知；另一方面，他相信身边的战友，相信自己的判断。
无数中国人为此付出了艰辛而细致的努力，这一切都是走向成功的历程。
9时1分28秒，现场指挥员下达命令：……，10、9……、3、2、1、0，“点火”！
倒计时结束，戈壁滩上火光冲天，伴随着一声惊雷，导弹在天空中划出一道明亮的弧线，直冲云霄。
不过，此时人群中却是一片安静，因为导弹升空只是开始，在下一刻远方另一种轰鸣声来临之前，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实际上，远方的轰鸣声再大，发射架这边什么也听不见。
8分钟过后，550公里外传来消息：“1059导弹精确命中目标！”
茫茫戈壁中顿时洋溢起欢呼的海洋：成功了！成功了！
中国诞生了首枚导弹，而且是短程弹道导弹。
成功的喜悦还没散尽，科研工作者们又紧急投入了下一个征程。因为发射成功的这一枚弹，还是个仿制弹。
真正的“争气弹”，还得靠自行设计。由仿制走向自行设计，才是质的飞跃。大家心里都很明白，独立自主的路还很长，容不得半点懈怠。
这一点，科研人员心里明白，革命老帅们头脑里更是清醒。
还在仿制弹没有研制成功时，身为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就提出了要求：“要突破从仿制到独立设计这一关，迅速发展提高，建立我们自己的高技术水平的导弹技术体系。”
对于老帅提出的要求，科研人员是憋足了一口气，一定要完成。强国之路再难，也挡不住他们对理想的追求。
那时承担导弹研制任务的单位叫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关于导弹研制，五院还流传出一段房子的佳话。
在给大家盖宿舍时，尉官房叫“丙级宿舍”，校官房叫“乙级宿舍”，接下来，顺理成章该给将官们盖甲级宿舍了。
不过，五院的将军不同意，他们说：什么时候导弹、卫星上天了，什么时候再盖甲级宿舍。
所有的人都憋着气，铆足了劲，为了自己的“争气弹”能够早日上天，废寝忘食地工作。
尽管大家憋足了劲，东风2号导弹的设定目标还是稳中求进，在技术方面尽可能地继承东风1号。
整体方案在设计上不做大的改动，适当加大发动机和弹体机构等方面尺寸，使其射程达到1000公里以上，实现中近程的要求。
时间再一次来到了倒计时的时刻，还是熟悉的：……3、2、1、0，点火！
不出意料，巨龙再次腾空而起。
压抑已久的人们长长舒了一口气，大家对这枚“争气弹”的期望值远远超过了正常的研制任务。
加上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经验，大家都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看到导弹点火起飞，掩蔽体的科研人员都跑了出来欢呼雀跃。
然而，欢呼的人们很快变得心慌，他们看到弹身在晃动，接着弹体脱离了预定轨道。
“轰”的一声巨响，导弹坠落在600米远的戈壁滩上。大家的心情也跌到了谷底，发射场死一般的寂静。
原定的晚上会餐已经没有人去吃了，导弹的总设计师林津一直绕着直径近30米的弹坑转圈，一边转圈一边落泪：“这个坑是我的，我准备埋在这里了。”
这样的挫折，给大家带来的打击可想而知。
这时聂荣臻十分冷静，他安慰大家：科学试验允许失败。并要求各级领导，不要追查责任，重要的是找出失败的原因，以利再战。对于查出故障原因的人，同样要给予奖励。
有了老帅的表态，全体参试人员得到极大的安慰，大家放下了思想包袱。
基地的科研人员和解放军官兵，忍住心中的悲痛，冒着大西北凛冽的寒风，以拉网式的密集队形，在爆炸现场将导弹的残骸一点点地搜集起来，一粒黄豆大小的碎片都不放过。
这种严谨的态度，就是为了从中找到失败的原因细节。
后续的3个多月，大家痛定思痛，对整个研制和发射过程进行仔细地复盘和分析研究。
最终，钱学森带领故障分析小组进行了全面的归纳总结。
从总体方案设计来看，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设计导弹的稳定系统时没有摆脱仿制的惯性思维，弹体加长后没有考虑弹性振动对控制系统的影响，以致在飞行过程中，弹体的弹性振动与姿态系统发生耦合，产生共振导致飞行失控。
二是发动机改进设计后推力提高了，但结构强度没有得到相应加强，启动过程中引发局部破坏而起火。
从工程技术角度看，没有掌握自行设计的规律，对导弹系统工程的复杂性和各分系统之间的技术协调性认识不足，有些必要的地面试验没有做，有的做得还不够充分，对产品质量检验也缺乏科学的标准。
从科研管理角度看，没有建立技术责任制，没有制定严格的研制程序和工作制度。
在思想作风方面也有问题，缺乏科学严谨的态度，急于求成。对基础工作特别是地面试验重视不够，对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考虑得较少，对产品存在的缺陷和隐患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加以消除。
故障分析报告全面而又系统，让大家茅塞顿开，国防部五院针对性地重新部署下一步工作。
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把故障消灭在地面”的要求，这句话成为我国航天事业今后的重要原则和准绳。
流传至今，它演绎成一句更为通俗易懂的话，就是“零故障上天”。
作为技术科学——工程控制论的开创者，钱学森特别注重“系统”的概念。
他注重把工程控制论的思想，运用到科研试验实践中，由此进一步提出航天系统工程概念，为我国国防科研管理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在不同场合，利用各种机会给大家讲解大规模科学技术工作的特点，以及现代化的组织管理在这种工作的重要意义。
在他的引导下，五院建立起两条指挥线——技术指挥线和行政指挥线，用“系统”的概念，把科研工作组织起来。
在这里，五院出现了一个新部门，就是总体设计部，主要担负宏观指导和系统控制管理职能。
不过，总体设计部在当时是个新生事物，老专家不理解，新的技术人员更是茫然。
那时还是个年轻的中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载人航天工程总师王永志对于总体部，有着这样的回忆：
“我们刚到一分院总体部工作时，连总体设计的概念都没有，各方面的技术问题也不会协调。
有一次，钱院长来了，他给大家举了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说今天天气很热，这个房间温度很高，正好屋里有台电冰箱。
于是有人提议，将冰箱门打开，不是可以放出些冷气吗？
但是，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因为你在通过冰箱不断向室内输送能量。也许你站在冰箱门口会感到有些凉意，但整个室内温度必然升高。
这就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局部优化，不等于整体优化。总体设计部的任务就是要做到整体优化。
钱院长这个通俗易懂的例子，使我们明确了总体设计部的任务和要求。”
钱学森的“系统”概念，其实就是东方的“整体论”和西方的“还原论”的深度融合。而总体设计部，也就是系统工程思想理论方法应用的主体。
中国古代的整体论思想，就是把万事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整体上考虑最优效果。整体论具有哲学上的指导意义，但是未能发展成为完备的科学体系，没有形成具体实践的方法路径。
西方的还原论崇尚对“科学的无限分解”，由整体向局部，研究得非常细化，但难以实现从局部到整体的回溯，解决不了高层次和整体性问题。
而系统论的观点既解决了“还原论”思想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矛盾，也避免了“整体论”思想中“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弊端。
钱学森的伟大，在于划时代地将一门普遍适用于工程系统的技术方法，扩展到社会系统工程中，提出了一套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论。
从古到今，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社会形态，都在经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非系统到系统的演变过程。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复杂，包含元素或子系统种类繁多，本质各异，相互关系复杂多变，存在多重宏观、微观层次，不同层次之间关联复杂，作用机制不清，很难通过简单的统计综合方法，从微观描述推断其宏观行为。
因此，随着社会的进步，组织管理开始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然而正如列宁所说：“管理的艺术并不是人们生来就有，而是从经验中得来的。”
管理本身是个体、组织和环境协调而成的整体演化过程。但人类认知有限，难以清晰理解真正复杂的管理过程。
因此，只要有“人”的因素存在，系统就会变得极其复杂，钱学森称之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他清晰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有一种独特的优势，就是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各方力量，进行一项大型尖端技术研制，俗话说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落实到具体的国防型号任务的过程中，他从项目总体提出如何分工、如何集成的整体思路，以及如何组织与管理实现整体思路的组织与管理的策略工作。
这套科学方法论总结起来，就是“总体设计部”思想。它在中国国防事业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帮助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出色地完成了“两弹一星”工程任务。
周恩来曾经很感慨，他对钱学森说：“学森同志，你们那套方法能否介绍到全国其他行业去，让他们也学学？”
钱学森不仅是世界级的科学巨擘，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系统科学大师。
在他的带领下，五院专门制定了工作条例，对型号研制与设计工作、研究工作、试制工作、试验工作、政治工作、组织计划和条件保证等一一做了明确规定。
同时，国防部五院建立了技术责任制和科学技术委员会，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
另一边，聂荣臻也提出了“三步棋”原则，即在同一时间内，至少要看三步棋：一种是在探索研究的，一种是在设计和试制的，一种是定型后小批生产的。
他尤其强调了预先研究的重要性。从此，预研工作得到加强，为进入型号研制储备了足够的技术，也为以后的型号研制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挫折，国防部五院又脚踏实地埋头努力两年多，历经坎坷的“东风2号”终于在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
钱学森和张爱萍激动万分，热烈拥抱。现场的技术人员和执行发射任务的解放军指战员都是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科学家万岁”。
东风-2导弹是我国首款自主研制和正式装备以及实战部署的弹道导弹，它的射程覆盖了日本全境和苏联（俄罗斯）远东地区。
它的研制成功有着重大的意义，标志着中国能够独立研制高技术水平的战略级武器，也意味着我们拥有了具有实战能力的弹道导弹，具备了由本土攻击敌方的远程打击能力。
就在“东风2号”发射成功后不到4个月，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惊天动地，全国人民为之振奋。
不过，帝国主义大国在惊诧之余却又有些不以为然，他们说：“这是无枪的子弹！”
原来，我国首颗原子弹是在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引爆的，只能算是个不会飞的巨型炸弹。
如何让原子弹长出翅膀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两弹”合一，把核弹头和导弹结合起来。
其实早在1963年年底，周恩来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议上，便确定了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据此，钱学森提出了“两弹结合”的设想。
后面的会议上，周恩来说：“……中央决定成立导弹工业部，对外叫七机部……‘两弹’结合，二机部负责原子弹，七机部负责导弹。从今天起‘二七风暴’要刮起来了！”
“学森同志，‘二七风暴’从你这里开始吧。”
外交部长陈毅补充道：“刚收到外电，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5年内中国不会有运载核武器的工具，因为美国和苏联都花了12年，所以中国至少要用10年。”
聂荣臻看着钱学森：“‘两弹’结合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请钱学森同志说吧。”
钱学森很平静：“我看3年差不多。”
听到钱学森的话，参加会议的人像炸了锅，纷纷议论起来。
周恩来让大家安静下来，他说：“钱学森同志说3年差不多，我相信！我们靠科学家！”
会后，钱学森率领总体设计部的方案论证小组一起展开工作。
根据“两弹结合”的设想，科研人员在东风2号导弹基础上又进行了增程改造，命名为东风2号甲，也叫东风-2A。
1966年10月27日，东风-2A导弹携带当量1.2万吨的原子弹弹头，从酒泉发射击中800公里以外的目标，“两弹结合”试验成功。
聂荣臻和钱学森高兴地紧紧拥抱在一起，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沉重的压力，如同核弹头一样释放出来。
核弹头在罗布泊无人区爆炸，意味着中国拥有了真正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彻底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
社会主义新中国绽放出最绚烂的蘑菇云，成为名副其实的导弹核大国。
毛泽东听到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兴奋地说：“谁说中国人搞不出导弹核武器？现在不是搞成了吗？赫鲁晓夫不给我们这些尖端技术，极好，逼得我们自己干出来，我看要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也是在同一年，火箭军的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成立。这支神秘部队从诞生伊始，便肩负着保障中华民族根本生存利益的重任。
他们手持“大国利剑”，堪比古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威震八方。
作为“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始终不同意“导弹之父”、“航天之父”之类的称呼。
每当听到人们这样称呼他时，他常常摇头，说导弹、航天事业，是一项大规模系统工程，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成千上万人参加。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是哪一个或几个人能完成的。他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该做的工作。
是的，虽千万人吾往矣！钱学森的恰逢其时，使得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