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王雅洁 一家名为如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专精特新企业遇到了难题，几经波折，在拿到园区管委会的复工复产批复，却久久拿不到复工证，差点被拦在了复工复产的最后一公里上，后历经月余申请市内复工，恢复企业浦东工厂复工。
上海如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在国内首次研制微型共聚焦小型拉曼光谱仪，产品目前被国内多个高校用于新冠抗原现场快检研究，灵敏度相对现有抗原提高1-2个数量级。研制的在线拉曼实现了0.1%含量液体的高灵敏检出，已经应用于国内大型药企产线。
想要复工，需要迈过管委会、小区居委会和镇防疫办要求的5道坎：向企业所在园区主管单位申请，进入复工复产白名单；拿到复工批复；申请复工证；出具企业承诺书；制定出复工的路线方案。
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余江正在为最后一道坎--复工证而奔忙：“我们得到了浦东管委会的复工批复，但是没有办理到复工证，也不知道去哪里办理，按照通俗的说法，就是捞不出人来。”
身为如海光电的相关负责人，余江急迫地想“捞出人来”。在防疫新动态的背景下，他不断推动数据上云和商务上线的动作，以期最大程度减少物流压力和人员流动的压力。
困在网格里的中小企业
借助于上海专精特新的培训班、市中小企业办，4月初余江了解到政府有了复工复产的政策，因下游病毒检测的研究用户和半导体检测用户的迫切需求，余江在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和倡议。
但在这一关，余江遇到了第一个难题。
上海政府的“不粘人，只粘事”的工作方式，一度让上海的很多小企业都是窗口作业。余江企业成立十余年，竟然没有搞清楚管辖自己企业所在的负责单位到底是谁。因为租的是私有企业的房子，也找不到属地管理的政府部门在哪里。“我们的税没交给金桥园区，在我们找到金桥领导的时候，相关领导其实都不知道我们在他这。再拿康桥来说，虽然康桥这几年收了我们近千万的税收财政，但实际上对我们的帮助很有限。而川沙也很委屈，我们的税收跟他们没关系，但是疫情的时候，我们很多员工都在川沙属地，所以那里对这个负担也很难受，就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复工难题。人员所在地和企业所在地的核心利益不受企业复工影响”，余江说。
网格化管理在抗击疫情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网格化和属地化的管理却让上海成为了川沙镇、张江镇、金桥镇等一个个分割的城镇聚合体。
在余江看来，金桥管委的复工批复对于川沙一个居委来说级别不够，必须要区级批复，人员在属地间的移动成了一盘“僵局”。在属地化管理格局下，众多中小企业租借的“私人”的“园中园”也让企业难以享受纾困政策的屏障和无法有效跟政府对接的大难题，复工变成了需要企业走进千门，踏过数坑的复工路。
属地化管理后，余江所在的企业便变成了一个边缘问题，造成如海光电浦东厂既是多方管理的叠加区域，又是多方管理的薄弱地带。“企业依赖于政府的支持，我们希望我们的领导‘只粘事，不粘人’，但在疫情时刻，中小企业需要“娘家人”，需要“话事人”，需要往日上海的“一键畅达”，更期待扁平化和数字化管理的政府，此刻去看国家说要建立“统一市场”，顿时倍感亲切”，余江说。
余江认为，这种属地化难题成为了企业复工困难的重要原因，其另一个位于松江的工厂复工，就比浦东厂复工容易得多：“松江复工容易源于我们的工人是松江下面的一个镇的，企业也在这个镇上，企业复工与属地政府利益诉求能够达成一致共识。”
在余江看来，数字化和扁平化管理是统一大市场的保障：这里有一个对比：同是上海，松江的复工在4月份启动，那时候松江即开发了“防疫通”，让很多中小企业通过政府的“投资公司”实现了一键复工，令人印象深刻。
捞人难题
从上海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办公室入手，余江终于找到了浦东具体管辖区域的园区负责人。复工路有了入口，此时已经临近4月下旬。此后又通过管委会提出复工申请，在经信委、浦东区科经委、管委会的帮助下，5月初余江拿到了一张“管委会的复工批复”，至此，中小企业市级的“复工”刚刚启动。
拿到“复工批复”之后，余江开始动员一线生产人员，做好防疫方案、企业承诺书、驻厂条件准备。在自以为万事俱备的情况下，开始了小区“捞人之路”。
本以为几个住在员工公寓的同事，离着工厂仅有300米，不需要公共交通，又是防范区，只要具备员工证明、核酸、承诺书等就可以走出大门，进入企业。结果从4月30号的“复工批复”到5月5号1名员工走出，整整用了6天时间。
一开始，员工宿舍管理人员于4月30号向川沙镇平安办提交了复工批复以及员工名单。余江得到的回复是“川沙平安办希望缓缓，等到节后放人”。
5月4号，余江再次提出申请。宿舍管理人员将余江拉入川沙平安办某管理群，在群中余江向群主提出申请，结果无人应答，多问几次后竟被踢出群来，宿舍管理人员说“你的人可以出去，爬墙出去，出去我就报警”。
余江又是一夜难眠，他想“自己有着政府的批文，既然说报警，那就报警吧”。终于在110的协调下，第一名员工终于从正门走出了公寓楼。但此后的半个月竟然没有再捞出一个人来。
5月18号，余江进入到市级的白名单，并申请了员工复工证。本以为这一次员工可以顺利走出小区，没想到同一个宿舍楼，依然是那300米的距离，得到的回复竟然是“第一批、第二批都没走出去，你（有）白名单也不管用”的答案。
这一次余江彻底懵了。无奈之下，110再次上岗，并启动协调，为公寓负责人和川沙平安办的“无责任”做了担保。从4月初到5月下旬的复工之路终于走出了第一步。
在余江看来，复工最大的难点是人员走出小区，其中加码防疫本身也是绩效设置的问题，小区在绩效导向下不会过多考虑经济层面。
而且，小区和防疫办的管理口径不一致。有的小区和居委认可管委会的复工批复和企业的承诺书，有的小区只认可随申办的复工证，甚至有的小区说复工证也不认可，必须要复工企业所在区经委通过政府内部批文通道通知镇一级防疫办后防疫办批复才行。
他说：“最后一种情况的加码现象直接阻止了有效复工。”
出货恢复与现金流压力
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余江经历了“停摆”到复工的全过程。期间因毫无准备，公司始终在承受物流堵点卡点和现金流等诸多挑战。
3月27日晚8点，从上海发布得知上海“封城”，浦东开始静态，余江毫无准备，大家尚未感知到这一停可能就是几个月。
突如其来的停工让工厂尚在运行的设备——付款的U-key，报税盘等一下子静静地躺在公司。到了3月发薪日时，余江公司的困难开始显现，完全“停摆”的业务，停滞的现金流成为了实实在在的问题，这时企业已经来不及反省为什么突然的“停摆”，以及为什么没有任何预案和缓冲期。
摆在面前的第一要务是让现金和业务动起来，不然员工的吃饭和房贷都会成为劳资矛盾激化的导火索，而其后不断追货的客户也变成了悬在企业负责人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在疫情之前，余江企业的产值保持在几千万的水平，每年能够出货千台的光谱仪以及拉曼光谱仪，同时其每年拿出总收入的35%以上，投入相关研发。
疫情以后，对如海光电的影响比较严重，4月份几乎没有生产，全部停工。
从市场上游的情况看，国内最早是从国外进口核心检测器，这几年逐步在做上游国产化供应链的工作，现在国产化已经能达到90%以上，不过上游所需的线性传感器目前还是从日本采购，部分核心光学元件，芯片亦然依赖于欧洲美国供应商。
从市场下游的情况看，包括公安系统海关口岸，执法部门等，以及上海医药等制药企业下游的医药连续化制造，需要做原料核查，也会用到光谱的产品，其次在半导体领域，包括华为、台积电等是如海光电产品的客户和用户。
余江介绍，对于复工复产，如海光电有自己的想法。4月份，该企业内部组织了一系列的头脑风暴，专门就疫情期间的管理问题展开研讨，将公司人员分为三块，一块是市场营销人员，一块是研发人员和生产人员，一块是后勤保障人员。
针对上述三块人员，分别运用居家办公和驻厂办公的两种办公形式。当时，如海光电向上海经信委提出让其生产人员驻厂封闭办公的同时，把所有企业的研发数据搬上云服务器，把原来需要登门拜访的市场工作进行上线处理，来推动市场工作和电子商务的进展。最终，研发上云和市场上线让如海光电接近一半以上的人在4月份恢复了工作，整个企业的复工率达到了50%以上，目前已经恢复到了百万的出货。
余江说：“目前来看，我们的销售还能维持，但是阻碍了我们扩张的信心，我们正在收缩现金流，这次疫情我们至少要储备4-5个月的现金，也就是500万-700万元，才能抵御得住，但是如果疫情战线继续拉长，现金流储备比较紧张，是扛不住的。”
当然，最困难的还是生产人员驻厂复工，余江希望当地政府可以鼓励企业继续云上线，为企业开辟出相关的上云上线通道，尽快配套打通政企联合的通道，建议地方政府加快对企业的垂直管理和单一窗口管理，让企业和政府有一个点对点的对接，才有可能实现一站化服务，比较快地支持生产复工。
供应链压力：物流与涨价
余江说：“我们现在出货压力还是在于物流，我们有几单出口的货物，还一直卡在报关没有出去。”
最痛苦的时候，4月份为了恢复生产，该企业把所有的货集中到宁波供应商那里，再通过有许可证的企业，整车往上海运输。余江表示，原来几百元能解决的问题，后来做到了7、8000块钱才解决问题，而且还只是解决一车的问题。
在他看来：“这一车的成本和代价对我们企业来讲，已经算非常大了，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么大一车，如果在南京、杭州等地能够建立运输点，把客运变成货运，上海市内再通过地铁来运，相当于实现其他省市到上海各区的运输，再通过“点”发放的形式，可能会缓解我们的痛苦。”
解决了人员和物流之后，余江公司再次陷入困境，这一次是供应链问题。余江说，公司能够启动上路，可是其中一些部件的供应商在上海，有的在海关已然趴窝。这时候最夸张的是芯片，没想到疫情会跟半导体挂上边，ARM、FPGA、AD、DA甚至运放芯片都开始呈现了暴力涨价，一个TEC控制的芯片，硬生生的从小几十元涨到了接近千元，关键还没货。
纾困节点
想要针对上述情况进行针对性的纾困，余江认为，需要从短期纾困和长期纾困两方面来考量。目前疫情抗击要有一个持久战的思维，要有长期思维。想实现企业的转型，政策层面需要给更多的支持。
毕竟，在抗击疫情的同时，相关企业还在遭遇严重的通胀（上海现在的很多物价都是其他省份的1倍以上或者更贵），中美贸易冲突和技术竞争的影响，俄乌战争等因素引导的资源紧张等多重环境因素，仪器企业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关键物料获取难度增加，进口关键部件成本大幅上升。
余江说：“疫情的动态清零对我们的经济发展能起到非常有利的保护，但是清零过程的应对手段还需要深层次的思考和改进。如何解决清零过程保障生活物资供应、工业物流，如何降低疫情清零过程对于企业运行的影响，或许可以有更多的选项。”
具体选项包括，运输层面可以建立多样化化的物流运输管道，能进能出的陆运通道，强化空运、铁路对于物资保障的作用都可以很大层面帮助民生，帮助企业。人员流动层面，从人的流通限制和复工层面，不搞一刀切的网格化管理，可以通过可视化的人员流动管理，在以居委为主要的防疫人员管理的基础上，引入企业以及园区管理，建立工业社区化管理（在工厂内保障生活，例如吃、住、洗浴等诉求），可以避免复工与抗击疫情的矛盾。因为目前上海市很多疫情高发地都是城中村，结合部。而企业园区的管理和条件相对城中村更好。这些在城中村生存的一线生产工人进驻有条件的企业后，既可以解决生产困境，某种程度上还能降低感染几率。
沟通机制层面，上海松江和浦东对比很明显，企业办事难的症结在于政府相对窗口太多，这一次复工，浦东是提供了复工咨询电话，但是几乎难以打通。而松江则是上线“抗疫通”，通过一站式网络终端提交，实现多部门合作，对企业而言窗口由多个变成单个，复工的可视化透明化，对企业帮助非常大。
作为仪器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投入周期长，产值低，人才依赖度高等特点。
高新技术存在的本质就是卡住对手的“脖子”，形成技术垄断。而这又这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资本投入和信心。
余江表示，此次疫情更是让公司雪上加霜，年初南方一家半导体检测领域的企业在同步验证进口的光谱部件和国产，因为疫情，接近上百台的工业项目戛然而止。其影响可能不是一个订单，而是市场格局和未来。
目前，专精特新企业等多是研发投入力量大，技术含量高，传统的增值税抵扣，房租减免对于企业帮助有限，以如海光电为例，其销售收入仅几千万元，但是其去年研发投入在800万-1000万。研发投入也体现在其招聘了大量的专业工程师和一线资深技师。疫情期间，如海光电应对政府的纾困政策基本上很难找到符合项。
在余江看来，当地政府如果能够加大研发投入的返还力度，例如补助与研发投入挂钩，与企业缴纳和贡献的社保以及公积金个税挂钩，则能很大程度上强化其持续研发投入的信心和动力，也能帮助到企业纾困和发展。
余江所处的行业正在面临一场如他所述的“国产制造和中小企业科创”的囚徒困境：其主营光学类关键器部件和仪器仪表，2019年因为中美贸易被上游美国供应商断货，其后三年公司每年投入大几百万元以上的销售收入进行关键技术研发。
在科研市场中，进口仪器享有免税地位，但是国产仪器经常面临用户信心不足，不愿意用，在销售过程还需要缴纳13%的增值税。余江认为，这种非对称的税收差异恶化了企业盈利能力和生存空间。国内少有客户愿意试用国产设备，但是提出的条件是希望国产价格是进口的60%以下，严重压缩的利润空间和国内物料定价的价格理念，牢牢的卡住了仪器创新的脖子，这种进口优质的思维常态和产业快钱常态让国产仪器甚至国产关键部件的研发投入成为一种“唐吉诃德式”的信念之战。
余江说：“我们希望政府能重视这种不平等现象，推动国产仪器发展需要我们国家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免除仪器仪表行业的增值税。我们现在丢单的很大原因是我们需要以60%的进口价格与外资大牌同台竞争，同时要比进口多出接近15%左右的税收。”
在余江看来，相对照于岛津、滨松、安捷伦、三菱等资本+研发投入数十年，甚至百年的企业，国内的小型仪器企业都是近些年从高校、代理走向自主研究，我们沉淀的相对少很多，此时企业更需要坚持长期主义，珍视信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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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洁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
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兼国资新闻部主任
长期关注宏观经济、国企国资等领域。擅长于深度分析报道、调查报道、以及行业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