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奉行极端亲以色列政策，其在几个关键的安全、外交和政治问题上扭转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使之对以色列更有利，其中包括伊朗核协议、巴以冲突、以色列在联合国的境遇以及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地位等。特朗普政府的极端亲以色列政策在其巴以问题政策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2017年12月6日，特朗普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为此，特朗普政府还下令关闭了美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该领事馆曾是美国与巴勒斯坦人沟通的主要渠道。实际上，特朗普的迁馆决定执行了美国1995年的一项法律，该法律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要求总统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否则要每六个月通知国会这样做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当时担任参议员的拜登投了赞成票。然而，历届总统都没有实施这一法律，而遵守了国际社会的观点，即圣城的地位应该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谈判达成的更广泛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将保障巴勒斯坦国的建立。承诺将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已成为大多数总统候选人的习惯。这一立场受到许多亲以色列支持者的欢迎。比尔·克林顿使用了它，然后乔治·布什在竞选总统时复制了它。但是，唯一真正这么做的总统是特朗普总统。
第二，对巴勒斯坦进行直接经济和政治打压。与奥巴马不同，特朗普把巴以和谈僵局归罪于巴勒斯坦，并停止了美国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5亿美元的年度援助。特朗普还关闭了巴解组织（PLO）在华盛顿的办事处，声称1995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成立后，没有必要再派遣这样的巴勒斯坦使团，实际原因是巴勒斯坦拒绝按照特朗普政府的要求重启与以色列的谈判。此外，特朗普还削减了美国每年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捐款(2.5亿至4亿美元)，称近东救济工程处腐败，使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长期存在，其建立的学校对以色列和犹太人产生敌意。
第三，否认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违反国际法。2016年12月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指出，以色列的定居点活动“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对于此决议，当时的奥巴马政府没有投反对票，而是选择弃权。但是，2019年11月1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以色列平民定居点本身并不违反国际法。”2020年11月，美国国务院宣布了新的指导方针，要求在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生产的以色列商品在运往美国时，必须贴上“以色列产品”或“以色列制造”的标签。这样做分明是要显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正当”主权。
第四，提出严重损害巴勒斯坦人利益的和平计划。该计划包括经济和政治两部分。由于以色列经常举行选举，经济部分首先在2019年6月在巴林举行的研讨会上提出，主要面向商人。政治部分于2020年1月在白宫提出。该计划提出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70%以上的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加上以色列本身的领土补偿，以及在东耶路撒冷郊区建立一个首都。巴勒斯坦人将放弃难民返回以色列的权利。以色列将吞并约旦河西岸的大型犹太人定居点，并将得到重要的安全安排和政治保证。
第五，退出对以色列“有偏见”国际组织。特朗普不但以人权理事会（HRC）对以色列有偏见为由，于2018年6月退出了该组织，并且还站在以色列一边，反对国际刑事法院(ICC)调查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涉嫌犯下战争罪的计划，威胁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法官和雇员实施严厉制裁。特朗普特意发布13928号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宣布，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员或其盟友(美国官员指定为以色列)的任何调查都构成“国家紧急状态”。这种所谓的“国家紧急状态”为美国政府的以下行为提供了依据：制裁参与这些调查的非美国公民；对任何向指定人员提供“服务”或其他形式支持的人(包括美国公民)进行严厉的民事和刑事处罚；对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施加签证限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决议宣布耶路撒冷的圣殿山（Temple Mount）和希伯伦的犹太族长洞穴（Cave of the Jewish Patriarchs）为巴勒斯坦人专用的圣地后，美国于2019年1月退出了该组织。
第六，推动多个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建交，使巴勒斯坦人的事业面临更大的挑战。特朗普政府以利益互换的方式，无视国际法，先后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建交，严重损害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使巴以问题进一步被边缘化。
特朗普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使巴以冲突的核心问题（耶路撒冷地位问题、边界问题、定居点问题、难民问题）的处理上出现了更加有利于以色列的新现状。拜登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总体上是以维持这种新现状为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