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1日，北京宣武区大耳胡同39号大院。
这天上午9点多，两辆警车呼啸而至，猛然停在大院门口。几名全副武装的公安战士，跳下警车，迅速奔向院内。过往行人纷纷停下脚步，左邻右舍也围拢过来，伸脖瞪眼往里瞧。不一会儿，公安战士们押着一个人出来了，围观的街坊立刻炸了锅：“哎！这不是老李头吗，他这么老实的人能犯啥事？”
群众口中的“老李头”，真名叫李家琪，平日里跟街坊邻居关系很不错，见谁都是乐呵呵地打招呼，孩子们也喜欢跟这个爷爷玩。然而，这一切都是李家琪的伪装，他的真实身份是军统老牌特务，代号“7271”。
一
李家琪生于1927年，在他还上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国民党“华北铁血锄奸团”；后来，他又进了军统训练班，先后在军统“豫东组”、“北平站特别组”任职，20岁时升任保密局“沂蒙特别组”上校副组长。在这段反革命生涯中，他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罪恶累累。解放后，李家琪被我军逮捕，押送青海进行劳动改造。
1975年，李家琪刑满释放，留在劳改农场就业。可谁能想到，二十多年过去了，李家琪还是那个“只有一死、绝不背叛”的死硬分子。恢复自由后，他仍时时窥伺时机，企图与国民党特务集团搭上线。这一等，就是四年，机会终于来了。
1979年6月，国民党特务陈道龙获释后，准备去荷兰探亲。李家琪找到这位昔日狱友，让他途经香港时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妹妹李家宝”。不久后，李家琪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广州，与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关取得了联系。从此，他重操旧业，继续干起了罪恶的特务勾当。
二
1979年底，李家琪以治疗腿病为名，定居北京，准备在此长期潜伏。当然，这个受军统多年训练的老狐狸，并没有忘记新中国是人民统治的天下，一切行动必须小心翼翼才行。
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北京买了房子、娶了老婆，还以小恩小惠到处拉关系，并从中挑选发展对象。平日里，他跟千万北京市民一样，出入于早市、公园和大小胡同。在邻居街坊面前，他总是一副热心、善良、老实人的模样，从不跟人脸红，谁家有点困难也舍得解囊相助。
在此期间，香港那边先后来了好几拨人，不仅给他带来了彩电、录音机和照相机等大量贵重物品，还给他布置了发展特务组织的任务。李家琪见“上面”如此重视自己，欣喜万分。但为了打消邻居的怀疑，他便对人解释，来客是自己的“外甥”、是“妹妹李家宝”的孩子。
经过一段时期的伪装，李家琪自以为骗过了所有人，心中暗自得意。此后，他开始频繁地与“妹妹”进行书信往来。在这些来往信件中，国民党特务机关规定了潜伏组织的名称、联络办法，并规定了李家琪的代号：7271。
三
李家琪并非电影中无所不能的特工，窃取情报的手段也不高明。他经常大模大样地出现在党政机关和招待所的门口，利用自己多年的特务技能，寻找一切机会搜集他认为有价值的情报；还从大陆公开发表的报刊、书籍中，分析中央的动态，然后用密写工具将情报送出去。
通过这种手段，仅1981年2月至1983年1月的两年间，李家琪就先后密送情报100多份。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他十分赞赏。1981年7月，台“国防部”对其“冒险犯难的无畏精神表示敬佩”，任命李家琪为“华北地区特派员”。同时，要他加紧发展特务组织，建立京沪、京穗特务交通线，并要求他利用一切关系，打入我公安部门甚至是军队内部，妄想在必要的时候策动“兵变”。
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李家琪的特务活动，早就落入我公安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中。狐狸总是要露出尾巴的，最早发现他有猫腻的人，正是住在周围的“朝阳群众”。
人们注意到，来找他的这个“外甥”，从来不喊他“舅舅”，而是称他“李先生”。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外甥”带着厚礼从香港远道而来，他这个“舅舅”连一顿饭都不招待。他声称来北京治腿病，可来了好几个月，却从未登过医院的门……
诸多疑点汇集在一个人身上，人们开始怀疑了，随即向公安机关进行了举报。经过秘密调查，李家琪的身份被查清，他出生4个月就没了父亲，根本没有什么妹妹。“李家宝”并非人名，而是为了掩人耳目编造出来的幻影，是国民党情报局驻香港特务机关的化名。
四
1982年初，李家琪的罪证搜集完毕，公安机关正准备收网的时候，新情况出现了。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李家琪接连发送了两份我中央文件的内容。经核查，其中一份内容与原文件一字不差，连标点符号都一样。最关键的是，这份中央文件刚刚下发没多久。
新情况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说明李家琪不仅获得了文件内容，还亲眼看过这份文件。那么，提供文件的人是谁？逮捕计划暂时中止，公安机关立刻投入到战斗中去。很快，一个叫仇云妹的女人浮出了水面。
仇云妹，出生四十多天就被父母抛弃，养母靠着打零工才把她养大。1966年，她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安插落户，在东北十多年落下一身病，1979年经组织批准回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农业银行监察司工作，主要负责收发和保管文件。
1981年6月，养母寻了一个老伴，仇云妹一向很孝顺，对此是打心里替母亲高兴。可一听说男人曾经是个劳改犯，还在国民党里做过官时，她犹豫了，甚至有点打怵。但是，为了养母能安度晚年，她最终没有反对。这个男人就是李家琪。
五
仇云妹夫妇的工资不高，还要抚养两个孩子，生活并不宽裕。李家琪得知后，今天送台电视机，明天再送洗衣机，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送给仇云妹家的东西价值达1000多元。在物质引诱的同时，李家琪又对其进行感情拉拢，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慈祥的父亲”。
这一套表演，竟真的打动了仇云妹。她一辈子没享受过“父爱”，如今从李家琪身上得到了补偿，戒备之心全然消逝了。殊不知，这是李家琪精心设计的圈套，就在她沉浸在“父爱”之中时，李家琪开始行动了。他装出一副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的样子，总是向仇云妹问这问那，仇也是有问必答。
后来，仇云妹更是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利用职务便利，将李家琪“感兴趣”的文件带回家。就这样，善良、单纯的仇云妹，在李家琪的物质引诱和感情拉拢下，一步步走上了犯罪的深渊。
鉴于李家琪的黑手已伸入国家机关内部，犯罪事实已了如指掌，为了防止泄密再次发生，公安机关决定立即收网，逮捕李、仇二人。
六
1983年1月17日，国民党特务交通员蔡苹，以探亲为名从香港直飞北京，与李家琪接上了头。蔡苹此番进京，不仅带来了活动经费和作案工具，还带来一封密信。在这封信中，台湾方面任命李家琪为“北平站站长”。
数日后，蔡苹完成任务准备回港领赏，刚步入机场大厅，就被我公安干警拦住了去路。这位打扮时髦的香港“贵妇”，望着眼前的拘留证，顿时抖如筛糠，吓得路都没法走了。此刻，被委任为“北平站站长”的李家琪，还沉浸在“荣升”的美梦中，妄想着大干一场。不过，这一切都将成为黄粱一梦，他与仇云妹很快也落入了法网。
可笑的是，李家琪等被捕后，特务机关还以“中央”的名义为这伙人打气，祝他们“胜利”。他们岂能料到，在他们叫嚷着“胜利”的时候，刚出世的“北平站”就已经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