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祸从口出，沉默是金。这话一点不假。世界上的很多祸事，确实都是因为多说了几句话而引起的，尤其是无意义的吹牛，更是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磨难。
1968年，上海知青刘扬天到东北插队，运气不好不坏，被分配到了一个国营农场。他家里情况一般，四五岁就开始干活，所以到农场之后，也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应，反正在家挑水喂鸡，在农场耕地砍柴，都是体力活，轻车熟路。
当时流行开“忆苦思甜”会，1969年春节前后，刘扬天所在的生产队为加强对知青进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传统教育，组织了一场“忆苦思甜”报告会，请队里年龄比较大，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人给大家讲一讲过去的难处。
生产队选定的代表之一是五保户黄大爷，这位黄大爷并不知道，开会那天，农场有一位副主任下来检查工作，顺便参加了报告会，因为他吹牛被副主任发现了破绽，人家一句话让他遭罪了好几年，至死都没得安宁。
黄大爷一辈子没结过婚，按他的话说，年轻时候经历太丰富了，根本没时间找媳妇。他浪荡一生，年老后没有任何家人，只能住在生产队菜地旁的一间小土房里。当时黄大爷年近七十，不过身体还算好，作为农场的退休职工，每月都有固定的退休金，再加上他是队里的“五保户”，大家都挺照顾的。
黄大爷自来熟，跟知青们相处愉快，所以大家有时主动来到小土房帮助他打扫卫生、洗洗衣服，相对来说，黄大爷晚年的日子还算可以，并没有不如意的地方。
自来熟的人都喜欢说话，但除了话多，黄大爷还有个毛病——喜欢吹牛，不管是不是真实，靠谱还是不靠谱，他都敢说一嘴。比如有人说听到东北虎低吼，他就说年轻时候打过老虎，还把虎皮卖给了胡子（山贼）。当然，他最喜欢吹嘘的是在日伪时期被日本人抓劳工的经历，“当年我在鬼子要塞的时候……”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人生中遇到的最大危机，就是因为吹嘘了这段经历。
在忆苦会上，黄大爷声泪俱下地讲述了他如何被日本人抓了劳工，在山里修军事要塞，他描述了很多细节，比如吃了什么东西，睡觉地方的大小，如何被日本工头毒打，每天干十几个小时不休息……最后他又讲了在日本投降前，自己如何成功逃出了要塞，捡了一条命。
抗战末期，日本关东军确实在东北的山中修筑了很多坚固的要塞，他们害怕欧洲战事结束后，反法西斯军队会解放东北，所以希望用要塞负隅顽抗。为了修建军事要塞，日本人抓了大批中国劳工去干苦役，无数中国劳工死在了那里。
黄大爷的忆苦报告一如既往的成功，很多第一次听他讲故事的知青都哭得不能自已，可是散会后，情况却发生彻底反转。
报告会刚结束，那位来检查工作的副主任立刻召集干部和知青代表开会，大家刚一落座，他狠狠地摁灭了烟头，严肃地说：“同志们，刚才黄XX的报告大家都听了，发言很真实，充满感情，但是，他很可能是撒谎！”
他故意拉高了“撒谎”两个字的音调，看到大家面面相觑，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个黄XX的历史值得怀疑，他可能是个汉奸！”
“不会吧，主任，黄XX在农场干了很多年，一直兢兢业业，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没有问题。”刘扬天替黄大爷打圆场。
副主任扫视全场，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之前整理过本地的资料，看过缴获的日伪档案，当年修筑日军要塞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国劳工活着跑出来。即使有人没有被折磨致死，在日本人投降前，幸存者也都被集体屠杀在军事基地里，唯一逃出来的中国人，只有几个汉奸监工。”
听了这话，众人都默然不语，副主任的言外之意很明显，黄大爷声称是修建要塞中国劳工的幸存者，但根据档案记载，他只可能是为虎作伥的汉奸监工。
气氛很尴尬，副主任脸色不好看，生产队干部不得不表态：“把黄XX抓起来，隔离审查，绝对不允许汉奸混进农场。”
黄大爷被限制了行动，在审查的时候，黄大爷改了口，说自己是吹牛，根本没有去过日军要塞，一直在农村务农，所谓的要塞经历，都是听别人说的。没人相信他的话，也没人敢帮他出头。
当时对身份问题看得很重，不管是农场还是上级部门，派人搞了好几次内查外调，来回折腾好几年，但始终没有查出黄大爷的问题。
知青们后来讨论这件事，都认为黄大爷应该不是汉奸。
“他纯粹是喜欢吹牛，根本就没有被抓劳工的经历。”有人说。
“我也这么觉得，人这一辈子，性情不可能大变，黄大爷那么和善一个人，怎么可能是汉奸监工，更不可能帮着日本人欺负自己同胞，我不信。”刘扬天确实不认为黄大爷是汉奸，但他人微言轻，没法帮助身陷囹圄的黄大爷。
过了几年，黄大爷带着冤屈和愤懑，离开了这个让他琢磨不透的世界。也许他真是无辜的，只是因为吹牛惹了一场飞来横祸，但是没人能证明他的清白，他也因为自己的信口开河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
从此之后，刘扬天学会了少说话的习惯，他知道祸从口出，不说话不一定吃亏，但说错了话一定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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