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人世间》中，郝冬梅是在东北插队的女知青，她因为家庭原因没有受到多少欺负，再加上有一个老实可靠，知根知底的男朋友周秉义保护自己，所以她在知青点过得并不痛苦，对未来也不悲观，反正只要父母恢复正常了，她肯定能获得想要的一切，比如回城、工作，以及上学的机会。
跟郝冬梅不同，知青点的其他女知青都有深深焦虑感，她们不知道要在乡下逗留多久，害怕一辈子都回不了城。女知青没有背景，身无分文，唯一的资源就是自己，所以她们想要实现目标，能想到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跟资源丰富的男人产生交集。
董卫红是郝冬梅的室友，因为是南方人受不了冷，甘愿嫁给大她十岁、丧偶、有子的江辽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宣传科科长姚立松。另一个女知青陶俊书跟董卫红差不多，她本是富家女，更受不了艰苦生活，为了早日脱离苦海，她选择靠近戴主任。
这两个女知青的选择相似，但结果不同，董卫红比较幸运，姚主任是个现实的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董卫红不是为爱情嫁给自己，而是为了摆脱知青身份，但他看上对方年轻漂亮，还是娶了董卫红，并且没有始乱终弃，算是担起了丈夫的责任。
陶俊书的命运比较坎坷，她联系的戴主任虽然比姚立松级别高，但心术不正，投怀送抱的女孩太多，他食髓知味，只顾着玩弄无知少女的感情，并不打算负责。陶俊书投身戴主任，在滑入深渊之前，幸亏郝冬梅拉了一把，让她及时止损，脱离了苦海，另一个无名女孩就没那么好运了，为戴主任打了三次胎，有一次还大出血，险些要了命。
作为电视剧，《人世间》对社会现实的描述有一些艺术上的再加工，那么，当时女知青为了回城，是否像电视剧中描写的一样呢？其实，艺术跟现实本就是一体两面的，互相照镜子。
知青想要回乡，始终都十分困难，即便到了1978年，还有男知青为了换来一张《准予迁入证明》铤而走险。
当年，上海知青某甲为了改变身份，把户口从云南省勐腊县的农场迁回家乡上海南汇，经历了一番光怪陆离的冒险。
某甲说，这张“户口准迁证”代表着他从一个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返回家乡重新成为上海的一个普通市民。对他以及成千上万的知青来说，这张《准予迁入证明》也见证了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
1969年，16岁的某甲初中毕业，他没赶上第一批去黑龙江的机会，结果去了云南。事后大家发现，原本以为东北条件不好，但其实东北相较于其他地方来说，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下乡地了。
某甲所在的勐捧农场名义是一个橡胶种植场，但他们刚到的时候还是一片原始森林，经过9年劳动才换成一片橡胶林。
树长成了，人却走不了。某甲说，1978年，知青经过了十年多上山下乡运动的“接受再教育”，岁数都已经大了，到了面对前途、婚姻和家庭的十字路口。上世纪90年代有一部关于知青的电视剧《孽债》，描写了当年知青的种种孽缘：知青们在下乡的地方向往爱情，在结婚和未婚的情况下有了很多孩子，后来他们回到故乡，这些孩子就成了家庭矛盾的根源。
某甲说，知青们每个月有一天探亲假，但每2年才可以用一次，一次24天。换句话说，想要回一次家要等两年，知青们纷纷开始恐慌，难道真的要在第二故乡蹉跎一生？
1978年底，知青们盼来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但对某甲来说，这场42天的马拉松会议并没有带来好消息。会议指出，要把农场知青与农村插队知青区分开来，把在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定义为农场青年职工、取消“知识青年”的名份，要求农场“青年职工”扎根农场，这意味着在农场的知青可能回不了自己的家乡，必须在当地工作一生。
某甲的身份转变成了社员，而非知识青年，他跟很多知青一样不解，自己怎么就从市民变成了农民？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一些不满的知青闹起了“我要回家”的大返城风潮。所谓的闹，就是讲道理、吵架、打架乃至闹出人命，最后，云南知青获得了胜利，引起了当时国家领导的重视，知青返城最后得以实现，上山下乡运动画上了句号。
某甲记得，1979年初，勐腊县前往昆明的长途车票相当紧张，一天只有一班40个座位的长途车，这显然不能满足农场6000多知青的回家愿望。某甲用自己所有的全国粮票，换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上的位子，盘山公路的大转弯一个接一个，通向千里之外的上海。
汽车所到之处，还有无数知青没有搭上车，他们站在山路旁观望，眼里全是回家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