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规范史书记载不足五百年历史的西方史家，对于中国系列史书连贯记载有五千年历史，难以心悦诚服，好在三皇五帝时代的良渚文化、殷商时代的殷墟文化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算达成共识；西方能否承认中国三皇五帝之后、殷商以前有夏朝，需要中方拿出考古证据。西方依赖考古发现历史，全靠发掘凭借遗物猜想推断填写历史空白，残缺难全；而中国考古是印证系统历史记载，证实完善。中国考古接连发现多处公元前2100年到前1600年的夏代文化遗址，证实史载确有夏朝。不妨套用西方考古标准文明中心四要素“城市、金属器、宗教、文字”来介绍。
自称“诸夏”的周人称商为“殷”；而自称“大邑商”的商人却称夏都为“西邑”。殷墟甲骨文、金文虽都有“夏”字，但没有直接记载夏朝，却频频提到“西邑”，历代商王畏惧西邑鬼怪谋害自己，于是不断祭祀西邑。
所谓西邑，即为西部的城市。史书记载为“西邑夏”，《尚书·太甲上》：“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大意是夏末商初伊尹(黄尹)亲自去过夏都西邑。相比于位于河南东北部的商人而言，夏人位于其西部，所以商人称之为“西邑”，其实正是所忌讳的“夏邑”，出土战国竹书清华简《尹浩》：“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商人祭祀西邑，是因为商汤灭夏，所以商人惧怕夏人化为鬼怪谋害商王。
西邑遗址自北而南有陕西石峁、山西陶寺、河南二里头。夏朝天灾人祸频发，多次迁徙，而后从西到东，夏桀兵败于安徽四方湖古城之南的三官庙遗址，而且夏代还有后裔遗民杞国延续商周两朝千余年。按历史年代顺序分别予以简介如下:
地处汾河河谷地带的临汾盆地汾河以东的塔儿山山脚下的山前冲积平原上的陶寺遗址，考古学家从1978年到1987年，为了寻找历史上夏王朝的踪迹，探索夏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陶寺遗址早期墓地和普通居住址进行发掘，共发掘出墓葬1300余座。占墓葬数量不到1%的大型墓葬随葬有彩绘龙盘、漆木器等重要礼器，其墓主应是手握军事大权的部族首领或大祭司。至于占总数90%的小墓，其墓穴仅能容身，几乎没有随葬品，墓主应是平民或者奴隶。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的陶寺已经是一个等级社会。碳14测年数据表明，陶寺文化所处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之间，属尧舜禹时代至夏代早期。
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1983年出土的陶寺文化晚期铃型铜器。这也是陶寺遗址发现的第一件铜器。出土时，整体造型近似铃形的器物位于墓主人左侧股骨、趾骨之间，外面有很清晰的布纹痕迹，可能是埋葬时包裹有丝麻织物。经过化学分析，人们发现此件铜器的含铜量高达97.8 %，系用复合范（外范与内芯）铸造的红铜器。这就意味着在陶寺文化中、晚期，我国已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当时的陶寺文化先民不仅可以从矿石中冶炼出较纯的铜，并可用铜液进行铸造，为后世的商周“青铜文化”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揭开了我国“青铜时代”的序幕。
陶寺遗址还出土有残铜片、铜环，更有铸工精美的铜齿轮、铜蛙，属于夏代早期遗物。
陶寺遗址另有引人注目的是1984年春天出土的残碎陶扁壶。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文化时期只是先民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用品，但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竟赫然有着朱红彩毛笔的笔画痕迹，够成两个文字，有识读为“文邑”或“交易”等。要知道，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跨入了新的时代，就像恩格斯所说，人类由野蛮向文明的过渡，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才得以实现的。
石峁文字(选自网络10幅图片)
被评为近十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的石峁遗址，位于陕西榆林毛乌素沙漠之南、黄河支流秃尾河之支流洞穿沟南岸山梁上。20世纪50和70年代有过局部调查，80年代有过试掘，2011年始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发掘。最终确认属一座城址，总面积400万平方米，古城规模巨大，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皇城台的“台城”，构建最早，内城次之，外城最晚。
据出土陶器，皇城台修筑年代为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皇城台门址的修筑开始于公元前2300年，皇城台最晚使用年代为公元前2100年—前1800年，废弃约在公元前1800年，属于尧舜禹时代到夏代前中期文化。
石峁古城出土文物众多，不仅有大量陶嚣、玉器，还有一些石雕像显示宗教信仰。重点简介夏代早期金属器，2016年发掘皇城台东侧的门址，门外有南北向呈长方形广场，发掘简报介绍“在广场中南部还发现一些铜刀、石范等遗物”。“皇城台发现的铜器和石范，大多出土于门址第二层堆积，个别见于门址第四层，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800年，器形包括刀、镞、锥等，为揭示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铜器的形制和技术特征增添了重要实物资料。”“皇城台铜器和石范的发现为冶金术自北方传入中原的观点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并为探索早期冶金术在中国传播路线提供了关键的连接点”。
石峁出土的青铜刀，刀呈条形，扁平状，柄略宽并残断；刀锋为小圆弧形，刃截面为三角形，背厚刃薄，刃略内弧；刀背与柄上面平滑过渡，微微外弧。从背两侧凸起，知此刀铸造成形，很可能为对开分型。
石峁古城浇铸环首铜刀石范，出土自皇城台内瓮城，墩台II东侧。据图片，范存环首刀之柄部，环为椭圆形，柄微弧，板状；与环首相接处似有叉形线，阴阳不明，可能为柄之纹饰。范面平，两侧面光，无定位结构，端面略糙；质似砂岩，一角有崩落。环首型腔端接漏斗形浇口，连接处甚薄，便于浇铸冷凝后打掉浇口而不伤环首。但刀柄下侧似另有一型腔，局部似锥状，小漏斗形浇口扭转开在侧边。在环首刀型腔上面，近于上边另有一纵向沟槽，或许是铜针铸型。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之所以能被认定为是夏朝都城遗址，因为遗址中发现的青铜礼器占有不小的分量。
一般将二里头遗址划分为4期，其中，二里头3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如青铜爵、青铜铃（或许是一种乐器）。
到了二里头的4期发现的青铜礼器就更丰富了，有青铜爵、青铜斝、青铜盉，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青铜鼎！这也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鼎。鼎从夏朝开始就被历代王朝看作是王权的象征，所以，青铜鼎的发现意义重大。
二里头发现了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其图案是兽面纹，或者说是龙纹。
青铜鼎、爵、斝、盉等礼器，都是由相应陶器发展而来的，而这些青铜礼器也被商朝及之后的朝代所继承与发展，所以，从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礼器来看，这个遗址至少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里头遗址，年代测定上限为公元前1800年前后，普遍认为是公元前1750年到前1550年，属于夏代中晚期到商代早期文化。在属于遗址的靠近古伊洛河的高地上，北距宫殿区200余米，发掘出了唯一一处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铸铜作坊区。此处作坊显然曾长期使用，在二里头衰落后被迁至郑州商城遗址。历年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共131件。其中，兵器、工具和装饰品较多；作为礼器的容器较少，计有鼎1、盉1、觚1、斝（jiǎ）2、爵13。礼器是人际交往和宗教信仰用具。
被列入“2019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的长江与淮河中间、巢湖西岸安徽三官庙夏代遗址，出土了400余件珍贵遗物，其中包括18件青铜器和陶器、石器、玉器、骨蚌器、绿松石和植物颗粒等。
在三官庙夏代遗址发掘的两处土垣、四处房址内发现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悲剧:房址内非正常死亡的人骨遗骸、房址外地面平铺的植物颗粒、还有以兵器为主的18件铜器散布于废弃红烧土层下的地面上。这里曾发生了残酷的战争。18件青铜器以兵器为主，包括戈、戚、钺、凿、角形器(军号)、箭镞等。
证实了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商汤伐夏，桀奔于南巢之山，汤乃即天子之位。以水承金，始居毫。”生活于黄河沿线的商汤部落，击败了淮河四方湖古城的夏桀，夏桀仓皇逃出四方湖古城，乘船沿夏水北淝河进入淮河向南逃亡，躲避北方商汤部落的进攻。
安徽三官庙遗址位于淮河四方湖古城的正南方，为历史记载中的“南巢”地区。想必商汤军队追击夏桀军队在三官庙遗址发生了一场惨烈激战：死亡的人没有得到掩埋，现场遗留的贵重青铜兵器无人拾取，房屋被焚烧，甚至在以后的三千多年里再无人在此生活栖息。
夏后裔杞国
《国语·周语下》：“有夏虽衰，杞、鄫犹在。”《大戴礼记·少间篇》记载，商汤灭夏之后，将夏禹后人封在杞地为诸侯王。
商汤推翻夏朝而建立商朝后，作为“前朝余孽”的杞国，甲骨文卜辞中有记载，商王经常巡视杞国，有六块殷墟甲骨文提到杞侯或杞地，确证商代封侯有夏代遗民杞国。
有片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问候杞侯：“丁酉卜，嗀(hù)贞，杞侯爇（ruò），弗其祸？凡有病。”其大意是商王武丁问杞侯爇，不会有灾祸吧？另有片甲骨文记载，武丁曾娶一位杞国的女子为妃。可见，武丁与杞侯爇关系极为密切，曾经的家国仇恨已经烟消云散。
武丁子祖甲，在征讨人方（大约在山东或安徽境内）的返回途中巡视杞国：“已卯卜，行贞，王其田，亡灾？在杞。”其大意是祖甲在杞地进行佃猎活动，祭祀问是否会发生灾害。
商代晚期，在祖甲和帝辛（商纣王）时期，发生两次征人方的重大军事行动。帝辛“征人方”返回时，也有巡视“杞”国的两条卜辞：“庚寅卜，在香贞，王步于杞，无灾？”(纣王祭祀问从香地步行到杞国有没有灾难)；“壬辰卜，在杞贞，今日王步于诇，无灾？”(纣王祭祀问从杞国步行到诇地是不是有灾难)。可见，直到商朝晚期，杞国还依然存在。
周朝推翻商朝后，《礼记·乐记》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即大禹后代东楼公，被封到杞地（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一带），延续杞国国祚，主管对夏朝君主的祭祀。
西周初年，《周书.王会》记载周成王举行诸侯盛会时，在堂下左侧有“夏公立焉”，显然朝拜周成王的“夏公”就是杞国的君主。
陕南安康出土西周《史密簋》铭文载“杞夷”纠合东夷大肆攻伐齐国，周王命师俗、史密“卢、虎会”，率联军奔赴东方平息了叛乱。
杞国在周朝时，虽受封最高爵位公爵，却只是一个小国，《史记.陈杞世家》:“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甚微，不足数也。”由于杞国弱小，在强敌环伺之下，只能不停地迁徙。西周晚期，杞国东迁到山东境内，《左传·隐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娄（今山东寿光一带）。”
春秋晚期，孔子为了考证夏朝之礼，特意拜访了杞国，但因时间久远，又不停地迁徙，导致杞国文献大多散失，《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证明）也，吾得夏时焉。”东汉郑玄注：孔子“得夏四时之书，其存者有《小正》。”即夏代留存的历法典籍。
孔子拜访杞国没多久，在公元前445年，杞国最终被楚惠王灭，杞简公成为杞国末代君主。如果从商初开始计算，杞国延续了大约千余年，留下了一个著名的历史笑话“杞人忧天”。
《史记》:“楚惠王灭杞，其后越王勾践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