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忠/文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宏观数据中，最让人关注的是人口数据。
最新公布的人口数据确实发人深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组数据：2021年人口净增长48万人，其中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出生率0.75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034%，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预计1.15，低于2020年的1.3；2021年新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43%，预示21～35岁生育旺盛期妇女的生育意愿相对更低。
数据佐证我国确实正在进入低生育状态。为此，很多学者纷纷献计献策，最新的是任泽平团队，建言央行每年多印2万亿元设立鼓励生育基金，让全民补贴生育人群。
这些鼓励生育的建议出发点是善意的，其立论建立在低出生率是一种“灾难性”现象，具有不可逆性。但笔者认为，我们在面对人口低出生率现象时，需要更加谨小慎微地对其进行定义和评价，否则很容易扭曲人口自然增长规律，增加不必要的经济社会成本。
其实，家庭规模是一种微观决策，人口规模和结构是影响宏观决策者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参数，用宏观决策机制去影响家庭微观决策，容易造成扭曲，因为宏观决策在立意上就带有明显功利色彩。
用“适者降临”对人口自然增长状态进行解释性评价，可能要比单纯的人口数量决定论，能更好地解释人口自然增长现象：在经济和技术欠发达时代，人们将人口作为一种耐用品投资看待，人丁兴旺是短缺经济下人们追求更好生活的必要条件，适龄妇女的生育率普遍较高；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生产技术进步，人均产出获得极大提升，人们对时间愈发敏感，尤其是妇女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变成职业女性，人们具有了节育意识，再加上避孕等医疗卫生技术的完善，人口增长开始由高增长转向中低增长。
这种人口自然增长状态的变化，集中反映在家庭成员的决策函数，正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型，人口数量红利正在逐渐被人口质量红利更替，这种理念的变化直观地体现为家庭生育成本的上升，即人们在决定家庭成员规模时，更强调人力资本的投入和追求，而非人口数量的满足。
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更新换代频率的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强度日益激烈，所有适龄劳动力都体现出对时间敏感的特性，即适龄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要提高其适应能力，避免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需要具有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生信条。这意味着处于生育期的父母，缺乏更多生育和养育的精力，因为扩大家庭成员规模的机会成本太高了，小孩从成长到成才，需要支付的成本和投入的精力是过去家庭难以比拟的。
当前人们就家庭成员规模的决策，在降低总和生育率的同时，却给社会带来了更高的人口质量和人口成才率，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力资本的产出率及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虽然都维持在低位，但所带来的经济增加值却是过去无法比拟的，因此一些人认为的少子化与老龄化的遭遇，会放大社保缺口，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等，并不一定站得住脚。
不过，即便低生育率不可逆，鼓励生育的扭曲操作也不可取。要有效鼓励人们生育，政府需要做的不是“鼓励生育基金”，而是不断完善公共治理能力，搭建完善的担保和防护性保障体系，为人们提供免于匮乏和恐慌的自由。通过实现财政由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型，完善社保福利体系，为人们提供敢生、愿意生的保障体系，将更有利于激励人们将生育纳入家庭决策。现在很多问卷调查发现，生不起、不敢生是人们不愿生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恰恰揭示出我国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上的缺位和不到位。
总之，人口低生育率是现象而非原因，拨开现象迷雾，找寻并纠枉导致低生育率的原因，摒弃扭曲操作的方法论，完善公共服务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让家庭在家庭成员规模的微观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可能才是正途。
（作者系财经专栏作家 资深金融从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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