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欢“叛逃”中国始末：曾任越南国防部副部长，他为何葬在中国？
1979年，中越这两个兄弟之国在边境大打出手，爆发了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战争。就在这年夏，越南前国防部副部长、越南人民军的奠基人黄文欢，却几经周折“叛逃”至中国，引起国际舆论极大轰动。
越南方面立即搜查了黄的住所，发现他的私人文件全部带走，很明显是早有预谋。那么，作为越南老资格领导人的黄文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踏入中国
1905年，黄文欢生于越南一个穷苦人家。父亲黄鸣鸿是个教书先生，长年累月在外教书，只有过年时才回家住上几天，然后又匆匆离去。母亲为了养家糊口，整日走街串巷贩卖绸布，无暇照看几个孩子。所以，黄文欢自幼便是“寄人篱下”，跟着外公、姨夫、伯父等亲戚生活。
20世纪初的越南，跟中国同病相怜，饱受帝国主义的摧残，黄文欢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一直在寻找救国门路。1926年秋，他与十几位越南青年一道前往广州，投奔革命领袖胡志明。可以说，黄文欢是在中国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国是他革命生涯的第一个“摇篮”，这也为他日后“亲华”打下了基础。
当时的广州被称为革命策源地，这里有毛泽东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有孙中山创建的黄埔军校，有胡志明举办的政治训练班，这几个革命学校的教员，几乎是同一班人马。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等，一时出现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时又是黄埔军校的教官，为这些来自不同国度，却追寻同一个目标的青年人讲授革命理论。
根据胡志明的安排，这批血气方刚的越南青年分为两拨，一部分进入黄埔军校主修军事，黄文欢等人则进入政治训练班，主修革命理论。由于当时他们的中文并不太好，所以中国教员给他们上课时，课堂上必须有翻译，有时翻译外出，就由胡志明亲自做翻译。
1927年春节过后，政治训练班结业，黄文欢等爱国青年来到广州二望岗，在越南爱国烈士范鸿泰的墓前宣誓，从此成为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一员（越共前身）。
黄文欢第一次入华受训，学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参加了党组织，逐渐从一个盲目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第一次到中国寻找革命……犹如在黑夜中摸索的人看到了灯光，极速前进。”
随后，黄文欢以教书为掩护，前往越南、泰国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他再次返回中国，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逐渐成长为越南革命领袖。
驻华大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黄文欢率领越南代表团访问北京。当时，华南地区刚刚解放，社会很不安定，香港又处在英国统治之下，不便从越南通过中国南部直上北京。为此，黄文欢代表团几乎绕了半个地球，经缅甸——印度——捷克——苏联，最终从东北辗转抵达北京。
不久后，胡志明主席也来到中国，二人被安排住进中南海，与中共党中央住在一起。当时，毛主席正在苏联访问，刘少奇出面接待胡、黄二人。其实，他们三人在大革命时期就是老朋友了，黄文欢当初在胡志明的政治训练班上课，刘少奇还是他的老师呢。
越南自1945年9月2日宣布独立后，一直没有国家承认，在国际上活动很被动。所以，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使其在国际上有一个合法的地位，是越南代表团访华的目的之一。经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意后，刘少奇代表中国政府承认越南政府的合法性，并建议胡志明亲自去苏联一趟，与斯大林商谈承认越南和援越抗法一事。
胡志明赴苏后，黄文欢留在中国筹备建立驻华大使馆事宜。恰好，中国外交部开办了一个培训班，专门培养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干部，在周总理的授意下，黄文欢这个地道越南人以“华侨”身份参加了培训。当时，只有李克农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培训结束后，黄文欢作为越南首任驻华大使，在李克农的支持下选定了越南驻华使馆馆址，具体筹备建馆工作，在中国一呆就是8年。这8年，是中越两国交往的黄金时期，为中越友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自1926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为中国革命出过力、流过血，甚至差点丢掉命，所以中国在他心中早已是难以割舍的第二故乡。
“叛逃”中国
1969年胡志明同志逝世后，中越关系开始产生裂痕，越南领导人黎笋逐步背离原来的路线，走上了亲苏反华的道路。一生致力于中越友好的黄文欢，同黎笋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结果被视为亲苏政策的绊脚石，不断遭到排挤和打击。
1976年12月，越南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黄文欢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名义上还是国会副主席，手上却没了实权。与此同时，黎笋集团还采用各种卑劣的手段孤立黄文欢，如暗中监视跟踪，安装窃听器，开会不准他上主席台等。
1979年4月，中越爆发边境冲突后，黎笋当局举办“越南人民战胜中国‘侵略者’”展览会，点名要黄文欢出席，借此离间他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黄文欢无法拒绝，但他选择身穿中国军装、头戴中国军帽出席，借此蔑视黎笋集团的反动行径。结果，他遭受的迫害更为严重，于是暗中决定离开越南前往中国。
这年七月，黄文欢突患疾病，高烧不断。他懂得不少医学知识，怀疑自己患了癌症，医生会诊后却说肺部有一黑斑，可能是肺结核，但国内没有条件医治，建议他最好去东德治疗。于是，黄文欢带着秘书和一名医生启程了。
经停巴基斯坦卡拉奇时，他佯装身体不适，说想在此休息数日，等下一趟班机再走。同时，他借口为了做好去东德的准备，让秘书乘坐当天的航班先行离开，身边只留下一名医生。当晚，黄文欢给医生留下一张纸条，说是去探望当地一位朋友，出门之后便直奔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从此神秘失踪。
黄文欢再次现身，人已在北京。1979年8月9日，他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越南人民发表了《致全国同胞书》，宣布中国是和越南人民一起流血牺牲、并肩作战的邻邦，面对黎笋一伙人的颠倒黑白，“我不能沉默寡言，只要一息尚存，就会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很快，黎笋集团便作出了反应：黄文欢先是被开除党籍，此后不久，又以“叛国罪”判处黄文欢死刑。对此，黄文欢丝毫不以为意，表示任何威胁都不会动摇他的革命意志。
葬在中国
来到北京几天后，黄文欢被安排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经过中国医生检查，发现他确实身患肺癌，且已接近晚期。后来，中日专家进行联合会诊，给他进行了肿瘤切除手术，301医院院长亲自主刀，手术非常成功。病愈后，黄文欢又多活了12年，至于他在国内为何被认定为肺结核，这就耐人寻味了。
80年代后期，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黄文欢的死刑判决虽然仍未撤销，但某些政策已有所松动。比如，允许他的妻儿前往北京探望。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越南前国防部长武元甲出席开幕式，私下与黄文欢见了面，两人热情相拥。越共总书记阮文灵曾想为黄文欢平反，然后把他接回越南，但反对声音较多未能实现。
1991年1月，黄文欢肺部感染住院，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前来探望。期间，他的病情一度好转，终因年老体衰，器官衰竭，病情恶化。同年5月18日上午11时，黄文欢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遗体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黄文欢为中越友谊，奋斗了一辈子，虽然早已离开了我们30年，但他的精神和品质，将永远被中国人民所铭记，他亲手培育的中越友谊之树，也将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