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尚有一些省份没有统一。其中，白崇禧部与胡宗南部所在的两湖两广与川贵，最为棘手。从一九四九年九月起，毛泽东指挥下的百万大军开始猛攻白崇禧部，最终在广西将其主力尽数歼灭。至此，两广终于统一。白崇禧部被消灭后，蒋介石在大陆所能倚仗的最后一支队伍，是胡宗南部。
早在这年夏天，胡宗南先后在宝鸡、眉县、周至和西安溃败后，转战汉中。至七月中旬，胡宗南部尚有三个兵团，十三个军，共约四十万人的兵力。其中包括李文的第五兵团，裴昌会的第七兵团和李振的第十八兵团。第五兵团驻守在四川新津、成都和乐山一线，防守四川盆地西部的理县、宝兴县、天全县一线。第七兵团与第十八兵团分别驻守在绵阳、梓潼、阆中和剑阁、广元、巴中，利用蜀道之难，形成前后两道屏障，防备驻扎在秦岭以北的彭德怀与贺龙所率领的第一野战军主力部队。
当时，蒋介石在大陆唯一的立锥之地，只有四川、云南和贵州北部一带。虽然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引退，但这种引退只是形式，而非实质。在实质上，蒋介石早已开始部署他在四川、重庆一带的各项工作，为的就是一旦不得不将司令部迁往重庆，他无需再耗时进行战略储备。
为此，他首先进行了一系列人事安排。其中，张群与朱绍良首当其冲。张群与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蒋介石与他既为同窗，又为兄弟，还是战友；朱绍良在日本振武学校留学期间也与蒋介石同窗，两人性格非常相投。蒋介石对此二人委以重任，他们被任命为重庆绥靖公署（国军军事指挥机构）主任，并授予他们节钺之权，可以直接指挥重庆的部队，这样，加上胡宗南部，川渝两军尽在蒋介石手中。
毛泽东深知统一全国刻不容缓，绝不能让蒋介石有片刻喘息之机。抗日战争时期，国军就曾以西南地区为大后方，毛泽东判断，蒋介石仍然会企图以此为立足之地卷土重来。当时部署在西南地区的，由彭德怀与贺龙率领的第一野战军、刘伯承与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以及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部分主力）。第一野战军部署在秦岭以北，第二野战军部署在皖南和闽浙赣边区，第四野战军则部署在两湖以西地区。
此时，蒋介石已经飞往重庆坐镇指挥。他虽然狼入虎口，奈何蜀道之艰。彭德怀等各路野战军围歼蒋介石在即，秦岭却将整个四川盆地围得严严实实。蒋介石妄图在川蜀最后一搏。自古以来，进入川蜀不过有两条路。一条路由陕西关中平原面朝秦岭南下，沿着秦岭纵横交错之谷道，经过佛坪县、留坝县（古之箕谷、斜谷）入汉中盆地，再由汉中盆地一路取道广元、间隔、绵阳、德阳，或一路取道巴中、阆中，进入四川盆地。
这一条路极为崎岖难行，但却是关中入蜀的唯一途径。汉末三国时期，诸葛武侯北伐曹魏皆由此数道而北上。例如，建兴六年春，（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眉（县），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冬，诸葛亮复出散关。建兴九年，诸葛亮复出祁山。十二年，军由斜谷出发。
入川还有一路，即从鄂西溯长江而入川，经宜昌、秭归、巴东、巫山到奉节，进入四川盆地。这条线路崎岖难行之程度不下于第一条路，而且只有一条线路，极易设防，极难攻破。因此，蒋介石料定毛泽东会选择第一条路打入四川，所以将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尽数部署在四川盆地以北。此时，虽然蒋介石已成瓮中之鳖，但国军已经被彭德怀数十万大军围歼在即，蒋介石虽然已经穷途末路，但他依然幻想着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被屡次证明必败无疑的战略：死守川蜀，割据一隅，以图再战。
彭德怀也早有预感，最后这场擒王之战，肯定是由自己亲自操刀。彭德怀的确有理由这么认为。其一，他指挥的第一野战军坐镇关中，只要毛泽东一声令下，数十万将士就能顷刻挥师南下，所向披靡。其二，胡宗南已经将主力部署在北方，这一部署正是为了抵挡彭德怀。其三，彭德怀与胡宗南是老对手，二人从山城堡之战打到宜川战役，从西府战役打到陇东战役。然而，彭德怀围歼蒋介石在即，毛泽东的一道秘密指令却令包括彭德怀在内的所有人都出乎意料。
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秘令他让全军缓缓后撤（《毛泽东传》第三卷第九百七十三页）。对于毛泽东的这一秘令，众人有些不能理解。但毛泽东用兵如神，几乎战无不胜，所以，秘令立即被严格执行。
向彭德怀下达指令之后，毛泽东接着向第二野战军的刘伯承、邓小平和第四野战军的林彪下达指令。他命令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部分主力部队连夜启程，火速经过两湖地区，抵达湘西、鄂西一带，矛头直指怀化、铜仁一带，务必火速拿下贵州。接着挺进四川宜宾、泸州和重庆以南地区，从而突然出现在国军西南防线（即前文所述李文第五兵团防线）身后，从而切断胡宗南部和四川境内其他敌军部队向云贵甚至缅甸的退路（胡宗南曾建议蒋介石退往缅甸抵抗）。
在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进行战略大迂回的同时，先前后撤的彭德怀主力部队的唯一任务，就是故意做出佯攻大举入川的姿态，将胡宗南主力部队吸引在四川北部一带，但绝不真正出兵。只有当战略大迂回达成战略目的，即第二和第四野战军对蒋介石和胡宗南余部造成致命一击时，彭德怀才南下攻击成都。事后发现，毛泽东这次秘令全军后撤，真是绝妙高明。
战略大师出奇制胜
毛泽东这次秘令全军后撤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一反军事作战常规，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战略战术创新。前文说过，自古入川只有二道，这早已经在中国历朝历代战略家的思维中形成定势，蒋介石也概莫能外，所以他才料定毛泽东必定会派军从陕西越过秦岭入川。但毛泽东超凡绝伦的战略思维和胆识，是蒋介石望尘莫及的。他亦料定蒋介石必然以为自己会寻旧时道路入川，于是偏偏谋中生谋，奇而复奇。
从地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这一战略的高明之处。他以彭德怀第一野战军重兵屯于秦岭以北，徐徐后撤，吸引胡宗南部主力的注意力。同时，命令第二野战军第三和第五兵团，以及第四野战军一部，取道鄂西，然后向南，翻越川鄂湘黔边境一带的高山深谷，以奇兵之势突然占领贵阳、遵义一线。这样，我军就能出其不意地直接出现在蒋介石坐镇的重庆后方。而遵义距离重庆不过两百公里，即刻就能天降神兵。届时，蒋介石便插翅难飞了。
毛泽东这一战略创举，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出敌不意和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集中兵力两种战略思维的光辉实践。现代战争，作战双方机动性强，想在局部达成出敌不意和优势兵力，愈发困难。然而正是因为机动性强，所以如果战略运用得当，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之效。非常成功地出敌不意，不仅能够对敌军有生力量给予致命打击，更能造成敌军混乱，打击敌军信心士气，从而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出其不意，在毛泽东这次战略运用过程中，全部完美地实现了。第二、第四野战军从十一月一日火速进军湘黔防线后，仅仅用时十五日便突破这条纵深达到五百公里的防线。期间，由于敌军根本没有料到我军会从后方突然袭击，防备极弱，我军一路所向披靡。六日后又占领遵义，直逼重庆和成都。
此时，蒋介石如梦方醒，他急令胡宗南率部回防四川，同时命令川东守军西撤。然而刘伯承和邓小平怎么可能给予他片刻喘息。第二野战军第三、第五兵团以迅雷之势占领新津、大邑、名山一带，横扫国军李文的第五兵团，达到了出敌不意的战略目标。同时，这次打击由于过于突然，使得胡宗南整个川南防线的士气也受到了严重打击，胡宗南手下的裴昌会和李振早已准备起义。
其次，与毛泽东这次用兵类似，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出敌不意。或许毛泽东当时的灵感就来源于此（这是笔者的推测，没有确凿的证据）。比如，曹魏灭蜀之战时，钟会与邓艾二人就上演了一出大戏，只是碍于当时军队机动能力远远不如今天，他们的出敌不意不如毛泽东的战略惊心动魄：
景元三年冬，钟会统十万余众，分从斜谷、骆谷入（蜀）（钟会这一条路可以类比于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蜀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兵各五千（这可以类比李文、裴昌会与李振的守军）。邓艾追姜维到阴平，欲从汉德阳入江由、左詹道诣绵竹（这可以类比第二、第四野战军出奇兵）。
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另一大法宝，就是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集中兵力。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专门论述过集中兵力的问题，他写道：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
所谓敌我的进退形势和攻守形势，即是敌进我退或者敌退我进两种形式，毛泽东在这次战略大迂回中充分利用敌我的进退形势，调动战场。他很清楚，蒋介石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死死守住四川盆地的各个要道、隘口，从而独霸一方。在这种战争局面下，国军之优势在于能够凭借天险而从容防御，其劣势则在于用兵死板。相反，我军优势在于机动，劣势在于难以强行攻破敌军防线。毛泽东看清了这种局面，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秘令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后撤，从而调动胡宗南部队的防线，同时秘令第二、第四野战军进行战略迂回，从而迫使蒋介石调动川北及川东守军向南，易如反掌般地影响着国军的铁桶防线。
所谓内外线形式，在战役之初，我军为外线作战，国军死守川渝内线，这一形式不利于进攻战，利于防御战。如果硬攻，损失必然惨痛。因此，毛泽东创造性地在敌军软肋之处即贵州一带，于时间和空间方面集中优势兵力，从而变敌军之内线为外线，迫使敌军不能再做死守的打算而不得不出兵与我决战。
经过毛泽东这次天才的战略调度，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点抵抗力量土崩瓦解了。胡宗南率军回防四川西部和南部之时，第二野战军立即捕捉战机，抓住了敌军调整布防的有利空隙实施迂回包围，将四川东部西撤之敌军和胡宗南的部分主力部队围歼在南川北部的山区，并在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随后，早已在秦岭以北虎视眈眈、摩拳擦掌的彭德怀第一野战军急速南下，配合第二野战军共同发起成都战役，在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成都，这宣告了胡宗南部的彻底覆灭。此役，我军歼灭胡宗南部近三十万人。
不难想象，如果不是毛泽东这一创造性的天才战略，如果按照中国自古以来兵家攻打川蜀的传统路线和战略作战，我军不但必然会损失惨重，而且战争极易旷日持久，这于我军将极为不利。毛泽东超凡绝伦的战略思维，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