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卓养母释出“嫌疑人告知她孙卓是离异家庭弃养”后，孙海洋干净利落的回应“真是笑话”。与此同时，提及是否会见孙卓的养父母时，孙海洋给出明确回答：“我跟他们没话说，让法律去教育他们。”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好像有悖“两头亲”的美好祈愿。但回到孙海洋的立场上，如果他在找到儿子后立马就放下仇怨，不仅显得不真实，还容易让“买家们”难有愧疚之心。要知道，即便“夺子之恨，不共戴天”的实践有违现代性的法理框架，但是回到朴素的自我救赎上，孙海洋依然有必要保留恨意。
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让孙海洋去间接的诅咒孙卓的养父母，而是作为悲剧中的受害人，他有权利选择去恨，起码从真诚的表达上，必须留给他这个空间。至于郭刚堂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回应“会把孩子的养父母当亲戚看”，应该更多倾向于面对未来关系的态度，而非是真的没有仇怨。
不得不承认，“孙海洋们”真是很不容易，明明自己的伤痛还在发作，却还得为了孩子的感受选择隐忍。要知道，如果不是为了孩子，可能“孙海洋们”真的会跟养父母们走向剑拔弩张的境地。
只是回到舆论的叙事上，从始至终都极力希望当事人们能走向大团圆。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不可否认既定的好意，但是最为核心的推动还是“好结局”依赖症在起作用，就好像只有“好结局”才是圆满，而对于当事人们各自的内心所想总是不怎么关注。
可事实上，“好结局”是一回事儿，捋正秩序又是另一回事儿。因为就以正视听的角度看，不仅是对公义的强化，其实也是对恨意的消解。只可惜，很多时候就因“一切为了孩子”，就导致当事人们不得不为所谓的“好结局”而去苟且。
坦率地讲，就算孙海洋不用“真是笑话”回应养母的说法，仅凭曾称“儿子是打工时生的”与现称“孙卓是离异家庭弃养”进行交叉比对，也很大程度上说明养母可能并没有说实话。就此而言，也就能理解为何孙海洋显得很生气。
正如孙海洋所说：“一个人把孩子偷去，冒着被枪毙的危险，然后偷到山东送给她，真是笑话。”言外之意，孙海洋肯定不相信孙卓养母的说法。当然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佐证面前，谎言终究会被戳破。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如果说曾称“儿子是打工时生的”，可能是怕孙卓受到周遭的歧视，那么现称“孙卓是离异家庭弃养”就说明根本没有愧疚之心。这种情况下，就算惩治养父母会让孙卓难过，也还是不能就这么算了。
另外，在众多的拐卖案善后上，历来都是将生父母推向舆论视野，并且还事无巨细地挖掘他（她）们的态度。而对于存在过错的养父母，却总是被掩藏起来。可是在这个事情上，如果法理上不能以“买卖同罪”去论处养父母，那么是不是养父母该接受既定的道德审判，或是当着舆论的面给生父母来个负荆请罪，这或许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因为作为“买方”，如果养父母不能得到既定的惩罚，那么就算我们再怎么强调这跟“支持拐卖”无关，也依然让人觉得不那么痛快。毫不夸张地讲，死罪可免，活罪也要受一受吧，要不然怎么能说破案呢？
如果说破案之后，孩子还是回不到生父母身边，养父母还是跟孩子最亲，那么“寻亲之苦”和“打拐正义”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就是为让生父母知道孩子还活着吗？如果这样，捋正秩序还有必要吗？
不得不说，在践行拐卖案的善后事宜当中，始终要搞清楚，“为了孩子好”只是其一，在此基础之上，还要考虑生父母的感受，以及社会的公义。只有如此，才算是真正意义上对拐卖案作出全面善后。
至于养父母的感受来讲，就算他（她）们也很难过，也已经真的把孩子当亲生的看待。但是回到正义的溯源上，养父母所面临的一切后果，都可称之为“活该”。毕竟把自己的私心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无论说什么都是狡辩之词。
至于被拐孩子来讲，如果养父母对他（她）很好，无论他（她）怎么选其实都是值得理解的，但也仅限于他（她）自己的立场。因为从被拐孩子出发，也不能因为养父母对他（她）好，就忽略掉养父母剥夺他（她）跟生父母关系的罪行，在这个问题上，即便存在掰扯不清的事理，也还是不能将之视为“糊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