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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北,失去父母的孤儿,谁来拯救她?)

2017年春节时,我遇到了一个韩国人,因为他的一番话我去了一所设在山区里的儿童庇护所任管理员。

在医疗队撤往缅甸政府控制区时,医疗队负责人曾说,过一阶段也许军队会改变态度不再阻挠,那时可能医疗队还会再回来。所以,我从美斯乐回到缅北后,受一家儿童庇护所的邀请,一边在儿童庇护所工作,一边等候医疗队的消息。

在雨季中的一个夜晚,连绵不断已下了几个月的雨仍在冷漠地下着。晚上我值班,对所有房屋和儿童们住的集体宿舍进行巡查。

儿童庇护所是社会慈善机构所办,收留了几十个失去双亲或身有残疾的儿童。儿童庇护所不仅要竭尽全力保障孩子们活下去,还要教他们读书认字。我除了在日常中帮助照看这些孩子,还要给他们上课,教材用的是台湾国语教材。

我一间一间房子检查,特别是对孩子们住的宿舍检查的格外仔细,不但要清点人数,还要注意孩子们睡着后的表情及呼吸,看着这些廋弱、残疾的孩子们,我的内心更多的是对人类的疑问。

在寂寞的雨声中,我听到大门传来的拍打声及喊叫声,我站在屋外的廊亭下注意地观察着,常有附近寨子里吸了毒的人梦游般溜到儿童庇护所来,有时我们要拔枪顶着胸口让吸了毒的人离去。

我习惯性地摸了下腰带上的手枪,走近大门用手电筒照着看门外的人是谁。我没见过门外的人,何况又是在晚上,我迟疑地问他这个时候来有什么事。

(我救过一个佤族女人,她为了感谢我的救命之恩,以每天三块钱租给我一支手枪。她说租给别人每天五块钱。)

他把雨衣的帽子摘下,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说自己是韩国人,从另一个儿童庇护所来,他连走路带搭车经过两天总算是回来了。

第二天在办公室,儿童庇护所负责人征求我的意见,他恳请我去二百公里之外的巴龙儿童庇护所做负责人。

昨天晚上来的韩国人曾在中国上过大学,他的中文说得很好,他看着我眼里有所恳求地把巴龙儿童庇护所的情况告诉了我。他说那里的情况很不好,二十多个孩子缺吃少穿已面临断粮的局面。

我当时听了很懵,脑子里转不过来,一个社会慈善机构捐资建立的儿童庇护所,怎么能面临如此危局,缅北毕竟不是战火四起的非洲,这里相对是平静的。

韩国人说半个月前他去巴龙儿童庇护所了解情况,才知道情况已糟糕到了这种地步。他说自己要赶快回韩国去组织募资救援,刻不容缓立刻就要启程。他说当下抽不出人去帮助巴龙儿童庇护所,我虽然只是儿童庇护所的临时帮忙的工作人员,但他知道我在金三角的经历,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他说让我们一起努力拯救那些已没有了父母的孤儿。

我很受感动,也为眼前这个具有人类同情心的瘦弱男人所激励。我立即表示可以接受委派,也会尽自己的所有努力去保护巴龙所的孩子们。

儿童庇护所负责人和那个韩国男人一起给我躹躬,他们严肃又平静地以最简单的方式感谢我,而我则是感到了惭愧,毕竟我是在别人恳请下才担当起了这个责任,以至后来我常常反思自己。

那个韩国男人说,缅北这里因不是缅甸政府的控制区域,经济、文化落后,又没有形成社会化秩序,条件艰苦,无安全保障,很少有组织和人员愿意到这里来做公益慈善,所以能解决问题又综合能力强的人极缺乏。

当我把巴龙所那边的问题都了解清楚后,决定马上动身。儿童庇护所负责人拿出一千元人民币以及十万元缅币对我抱歉地说,他只能挤出这点钱了,在救援款没有到达之前,我只能自己想办法。

我看着桌子上不到两千块人民币,内心难过又倍感压力,几十个已受尽人间苦难的孩子怎么活下去是个大事。在缅北不比在中国,政府和社会都会帮你解决任何问题,而缅北是一个半原始按丛林法则行事的地区,穷人与文盲占了多数,他们自己都难以顾自己,何况是已被抛弃了的孤儿们。

不过,我遗传的家族基因太多了,一个男人的责任总是在提醒自己尽力而为,一个男人就是人类社会中为保护妇女和儿童所存在的,不是相反。

我去巴龙儿童庇护所的全程,三分之二路程是搭了辆货车,剩下的路是所在地乡长找人用摩托车把我送去的。

那天下着小雨,我坐在摩托车上,开车的是乡政府勤务员,他二十多岁车技惊人,我难以确定在一些危险路段他是靠技术还是靠运气闯过来的,有几次在山间的羊肠小径加泥泞的路上,一侧就是悬崖,我以为自己的生命肯定就葬送在此处了,但当我抬起头睁开眼确认自己还活着。

在一处半坡的树林间摩托车歪歪扭扭竭尽全力向前蹿,疯狂到一处拐弯时车轮打滑失控摔了出去。我在青草上如坐滑梯般向坡下飞去,直到一树粗大的树将我挡住才留下了命,因这次一摔,我的右边肩膀几乎就是半残废了。

当我长呼出一口气感谢山神让一棵树救了我命时,抬头一看在我脸前半尺处有一只被从手腕处砍断的手,就静静并苍白地被丢在地上。

我骇然翻身坐起,一条胳膊揽着树,心想在这儿或是昨天还搞过一次私刑,有个人的手不知因什么事被砍下来了。

下了山就到巴龙村,摩托车进了儿童庇护所那扇松垮的大门,在一排铁皮顶的屋子前停下后,在山上最后那一摔也许是老天爷提醒我,巴龙不是一个善地。

我坐在一段木桩上喘了一阵子气,从包里拿出最后一个面包及半瓶水,心想自己每次遇事冲动并勇敢而上,结果碰到的都是棘手的事儿。眼前这个在山凹中的几排木房沉寂无声,说好的几十个孩子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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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缅北流浪的中国女性,最后的结局都很凄惨)

我正想喝口水吞下面包,发现在右侧有个年轻的女人,她背上背着一个孩子站在地上好奇地看着我,我冲她一笑问怎么没看见孩子们。

她没回答我的话,只是打量着我。我问她三个管理员是否都在,她说只有她一人,另外两个管理员去找朋友了。

我站起身把手里的面包给了她背上的孩子,她说自己叫娜果,中文名字叫杨丽萍,她还补充解释就是中国那个跳孔雀舞的杨丽萍。

也许是雨季的寂寞,我在十分钟之内就从杨丽萍口中知道了她虽然才二十岁,已有了一个孩子,腹中正在孕育第二个孩子,以前她曾做过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缅北项目的雇员,因每月只有一百美元就换到儿童庇护所工作,她说在这里可以每个月有一百五十美元。

我还知道了儿童庇护所以前的负责人来自中国,后来不辞而别失踪不见了。现在的另两个管理员是一男一女,女的是当地人,男的也来自中国。

然后我让杨丽萍带着我去看了肮脏不堪的厕所,以及一个当作厨房的木棚子,当走进有老鼠蹦跳的仓库后,我心想完蛋了,同时也明白了自己的悲惨处境,只剩下不到一百斤大米还有半斤盐巴。我的心灰暗到了极点,饿死我不要紧,饿死了孩子怎么办。

最后来到两座木质的大房子前,杨丽萍拿出钥匙打开门锁说这是女生宿生,男生宿舍在那边。

木屋里很暗,但我能看清楚近二十个女孩坐在床上面露怯意地看着我,她们的衣裳陈旧破烂,面色土黄,我仔细一看,大的有十岁出头,小的有五、六岁,还有个女孩子躺在床上,两眼无神又怯生生的看着我。我马上断定女孩儿有病,问杨丽萍这个女孩生病了治疗过吗?她说没有医生也没有药。

我当即让所有的孩子都到宿舍外去玩,孩子们站在屋檐下紧张地看我,我内心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想办法弄大米、盐巴和油。这是我在缅北遇到的第一个危机。

这个危机还是让我解决了。

我先去找村长,杨丽萍当翻译说村长也没有办法了,连村民们都在喝稀饭呢。我又花一百块钱雇了辆摩托车到了区里,向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设在这里的办公室求助,这个办公室负责人是当地雇员,像非洲的联合国组织当地雇员一样存在各种问题,甚至包括腐败问题。

他和我打官腔说了无数条制度,我惊讶于他的官僚和冷漠。在缅北我深切体会到了本土官员对当地民众的毫无同情心,这一点在世界上其它贫穷落后地区的现象几乎一样。

在走投无路之际,我猛然看到公路上有来往不断的工程车及小车,这与其它地方不一样,说明在这条公路的某处有大型施工场所。我问一个区里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向东南方走二十多里就是缅北最大的锡矿山,有几十家中国公司在采矿。

顿时我兴奋起来,心想有这么多中国公司在这里,中国的大大小小老板们与各国老板不同,中国老板要让自己顺利发财,肯定会烧香拜佛求保佑,因此别看中国老板们中不乏刻薄之人,但他们同时也会做点善事以求心理安慰。

主意已定我搭了个顺路车直奔矿山。

(我宿舍门前的芒果树,所有权虽然归缅文老师,但我却怂恿孩子们去自由享受)

矿山的采矿区分布在方圆百里,我搭的车去矿山正好路过一家外表看上去挺有实力的公司,我决定先到这家公司试探一下。

进了公司我挺小心的,早就耳闻开矿的老板个个都挺狠的,尤其是在缅北这块无法无天之地,开矿就如搞武装斗争。

在一楼转了一圈没看到挂总经理牌子的房间,又跑到二楼一转,不但找到了总经理办公室,还找到了会议室,一帮人正在里边开会。

我硬着头皮走进会议室,一个年轻姑娘问我干什么找谁。我知道在这种场合陈述要快,话语要简练,别让老板讨厌轰出去。

我也不管谁是老板,先用一分钟讲了自己是巴龙儿童庇护所的管理员,又讲了我们面临的危机。然后我停止说话,期待对方把话接过去。

果然一个说北京口音的男人问我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到这里来找帮助。我听了一阵高兴同时又惭愧,为自己耍心眼而惭愧。

那个男人没对我再多说话,抬手指着年轻姑娘说你去落实一下,如果是真的就搞个清单,如果是骗子就扔出去。

在一间办公室里,我对年轻姑娘和两个小伙子讲了自己从中国到金三角的经历,又讲了自己昨天才到巴龙儿童庇护所,还提供了几个能证明我身份的手机号,经过一番验证后,年轻姑娘以及两个小伙子才露出了笑意。

年轻姑娘问我都需要什么。

我说首先不要钱,除钱之外的大米、油、盐都要。而且我得寸进尺地提出要在两天内送到,两天之后我们将一粒米也没有了。

年轻姑娘问我为什么不要现金。我告诉她:第一现金会让人有私心出各种问题;第二如果因贪心导致贪污,对不起你们也害了我自己。

她看着我点点头吩咐一个小伙子去拿纸和笔。我问老板是北京人吧,年轻姑娘说老板是她父亲。我想今天碰上了自己这辈子第二好的运气,老板这个男人懂理、大方有善义。

第二天下午,我和其他三个管理员正带领孩子们清扫卫生,两辆黑色皮卡车驶进了院子。两个司机一个是当地人,另一个是中国人。中国司机告诉我老板让把东西送过来。

我心里一阵激动,如波涛汹涌般地涌起巨大的感激,心想这些孩子们得救了。同时在一瞬间还想快卸车,别让村里人看到。眼下正是青黄不接时,村民们来要米我无法拒绝。

卸车时我更感动了,车里大部分东西是清单上没写的,我只要了大米和油盐,但送来的东西包括辣椒面、味精、白糖、挂面、锅、菜刀,还有五十双拖鞋、五十条毛毯、五十只饭碗勺子、五个太阳能板及配套的灯;还有书本铅笔橡皮。差点让我落泪的是竟然还有外用药和内服常用药,一大包纱布和创可贴。

我向来送东西的两个司机躹躬致谢,托他们回去向年轻姑娘及她的父亲转达我们全体管理员以及所有孩子的感谢之情。

以后老板又派人送来几次物资:蓝球、羽毛球、跳绳和学习用品一应俱全。

而我们一无所有,连一杯茶都没请他们喝过,甚至我自第一次见了那个老板后,再也没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