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钟
编辑：木村拓周
在 CNN 去年的一篇报道里，作者 John Blake 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黑人恐怖片的黄金时代，“黑人角色正在走向中心，而（这类恐怖片里）真正的恶魔就是种族主义。”
美国黑人导演、电影人用惊悚/恐怖这一类型片，做种族议题的表达，已经成为不可忽略的一股潮流。最新的例子是《逃出绝命镇》导演 Jordan Peele 编剧的、8月份上映的《糖果人》。
《糖果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立场，那就是站在非裔美国人的视角来还原一个都市恐怖故事，并以展开对种族问题、暴力执法、士绅化（gentrification）等社会议题的讨论。
《糖果人》原本是英国作家克里夫·巴克的短篇小说，故事的核心设定很简单，只要有人对着镜子呼唤五遍“Candyman”，Candyman 就会从镜子里出现把召唤ta的人杀死。92年这个小说已经被改编成电影，其中“恶魔” Candyman 是个黑人，但故事发生的主要视角仍是一个白人。
在由Jordan Peele 编剧、Nia DaCosta 执导的新版《糖果人》里，他们延续了92版《糖果人》大部分设定，只在最基础的地方做了一个改变——这个改变也是这一波黑人恐怖作品复兴区别于以往由白人创作主导的恐怖片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以黑人为鬼怪或“反派”的恐怖故事，被以黑人为主体的视角来讲述。
在新版中，Candyman 的实体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彻底的恶之形象，ta有具体的名字和真实经历；ta并不是一个人，ta是被判谋杀两个白人女孩被电椅处死的14岁黑人男孩；被白人警察杀害的黑人流浪汉；被白人工厂主以私刑虐杀的黑人画家......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直被系统性无视和虐杀的所有黑人受害者的合体。
ta的真身是黑人，ta的继任者也是黑人——在这个社会里主动或被动献祭生命的黑人，ta确实在害人，但ta作恶的源头、一切悲剧的来源并不是因为 Candyman天然就是恶人，而是由这个社会共谋编织出的种族主义、暴力执法、系统性歧视的网把ta变成了恶人，变成背负痛苦必须要复仇的“鬼魂”。
这也是为什么，作为一部由黑人创作者主导的恐怖片，不仅《糖果人》里的反派和恶人都是黑人，并且最后还牺牲了黑人男主角把他变成了新一代的恶魔。
CNN 那篇报道中采访了恐怖小说的作者、目前在 UCLA 教 Black Horror Aesthetic（黑人恐怖美学）的 Tananarive Due。Tananarive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从去年开始她认识的那些黑人恐怖文学的创作者们都一下变得“很忙”，大家要么是在到处推销自己的作品，要么就是已经被接洽正在筹备项目的过程中，而她自己手上也有好几个项目要忙，“好莱坞对我的作品表现出的兴趣完全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一个来自行业内部的信号，Tananarive 把它称为“黑人恐怖作品的文艺复兴”。
曾经，黑人电影人对恐怖题材兴趣寥寥。一个原因是从文本到电影，恐怖主题作品的创作一直被白人创作者定义和主导着，比如大名鼎鼎的 Stephen King，由这些作品改编成的影视剧当然也是以白人为中心，要么直接忽视少数族裔，要么就是透露出一种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和恐惧。黑人在经典的恐怖故事中常常是作恶的反派，或者白人角色的辅助，即便偶有例外，像在1968年《活死人之夜》里带领大家杀出重围的黑人角色 Ben，电影里也埋下了白人角色恐惧于受黑人领导的暗示。
（《活死人之夜》剧照）
当近年来少数族裔可以借由恐怖电影发声的时候，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回讲自己故事的权利。
在 Los Angeles Times 的采访里，Jordan Peele 和 Nia DaCosta 都提到了从局外人（白人）的角度转到黑人自己的视角有多重要，“这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以及恐怖的部分需要做到哪种程度，才能调和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给我们留下的创伤”。
他们当然也不想在电影里“杀害”自己的同胞，哪怕那只是一个角色，但这就是跟白人作品不同的地方，白人角色可以在真实世界、在作品里活着，但黑人角色多半都是死亡。男主角 Anthony 的扮演者 Yahya Abdul-Mateen II 把电影里的 Candyman 形容为“不情愿的殉道者”，ta也不想死，“为观众创造一个从同情的角度看待ta的机会很重要，这样大家才能理解故事背后的复杂性。”
（《糖果人》剧照）
这种复杂性在现实世界里反复运行，发生太多次以后，大家对它的态度也有了变化，从最开始的重视、理解到麻木甚至质疑，“关于野蛮、压迫、暴力和歧视，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系统的，很多时候这些故事和经历不一定会被相信、被当成真相。”Yahya Abdul-Mateen II 在采访里补充了这一点。
这带出了近年来黑人电影人更愿意用恐怖、惊悚、超自然的元素来做电影创作，而不是老老实实讲现实主义的原因之一：种族主义题材再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示，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看了。
这是早几年种族题材电影的困境：黑人本位的、写实的、叙述苦难的种族题材电影，如《为奴十二年》，时常被认为说教感太重，很难引起超越族群的大范围共鸣；而一旦要在故事上精雕细琢，讲出一个打动人的故事时，就很容易变成《绿皮书》这样伟光正的作品，讨好不了需要尖锐控诉的黑人社群。
这个时候，《逃出绝命镇》出现了。Jordan Peele 用他的成功为黑人创作者们指出了一个方向：不必一板一眼地拍黑人苦难史，超自然元素的恐怖故事，其实是个很好的载体。
回头看一下，在这个领域黑人其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可用素材，黑人恐怖小说作者兼诗人 Linda Addison 就说过，在美国主流社会发现这些恐怖故事之前，不能用语言或文字谈论白人的黑人奴隶就已经把自己的经历编成恐怖故事口口相传了。
写了十多年小说的 Tananarive 一语道破这种行为背后暗藏的心理创伤，她觉得很多黑人打心底里害怕恐怖故事就是因为“整个黑人历史就是一部大型恐怖片”，“对很多非裔美国人来说，我们都有过眼睁睁看着一切越变越糟的经历，僵尸和吸血鬼的形象就是一种对警察和自己已经长成青少年的儿子可能被抓走的恐惧投射。”
这无疑是一个十分贴切的形容，黑人在这个白人主导的社会里心惊胆战、没有安全感地活着，这本身就跟恐怖片会营造出的氛围天然契合，用恐怖片来讲黑人的故事，不管你是想明喻还是暗喻，至少都有一个天然优势——在看这部电影的人，一定能切身体会到这种恐惧和不安。
（《糖果人》剧照）
于是，借助恐怖/惊悚这一类型，黑人创作者就可以再次重述那些历史、丰富单调的叙事，用大家更容易记住的故事方式讲给观众听。
在现实生活跟类型片之间、在集体伤痛和影视创作之间，黑人创作者们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平衡，他们的叙述已经升级了，《糖果人》的主创就表示，这部电影完美展现了他们如何消化创伤、并从中汲取力量的过程，“种族歧视、执法暴力、中产阶级化、私刑、谋杀......我们接受这些叙述和由它们带来的创伤，但要更积极、主动地讲述它们。”
苦难结出的果实进化到了2.0版本，恐怖片在黑人创作者的运作之下，不仅成为了黑人历史的绝佳代言，还有了一种“超级英雄”的意味，它承载着某种使命，携带警告意味，以全新的形象入场，直面创伤和痛苦，反抗压迫和歧视，缔造出新的都市传说。
也正是这个原因，在《糖果人》的结尾，新的 Candyman 完成了血腥复仇，并留给银幕前的观众最后一句话是，“Tell Everyone”。黑人恐怖片、非裔创作者的使命就是这个，把新的都市传说，把新的叙述方式，传给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