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刚堂“寻子成功”的事情，曾因“郭新振”的去留问题触发舆论争议。从某种层面上而言，郭刚堂在“郭新振”的去留问题上反倒比舆论层面的围观者们看得更开。之所以这样讲，一方面在于郭刚堂“寻子成功”后确实很克制，另一方面在于郭刚堂“谈团圆后首个中秋”时心境很开阔。
就比如在专题采访《不再失孤》的叙事里，迎着中秋的氛围，郭刚堂谈及“失子”、“寻子”、“得子”的细节和过程可谓感慨繁多，所谓回溯过去24年所发生的一切，就好像是在复述别人家的悲喜。
要知道郭刚堂曾在“寻子成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找到固然好，找不到总还是要生活”。言外之意，那些绝望的“摩托寻子岁月”更像是“自我消愁”的过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两个月瘦49斤，并且头发开始逐渐变白是什么滋味。
然而这些维艰之苦却并没有把郭刚堂击倒。按照郭刚堂的说法，从2006年开始就不再只是寻找自己的儿子，也就是从“郭新振”被拐的第9个年头，他已经开始帮助更多失子（女）者们找孩子，紧接着在2012年还建立了“寻亲网站”，2014年成立了“寻亲协会”。
到此为止即便还不能说郭刚堂彻底放下自己的悲苦，但是却可以确信他在悲苦之外正在寻找抚慰悲苦的意义。就如郭刚堂所言：“拐卖行为是一种超越谋杀的罪恶，所有被拐卖的孩子都是第一受害者”。言外之意，郭刚堂坚信被拐卖的孩子比亲生父母更悲惨，基于此再去理解他寻子成功后的克制，大概就更为容易些。
当然最为令人感到敬畏的是，当郭刚堂指着自己电脑里储存着的那些被拐孩子的照片时，却感慨“这都是期望”，“这都是希望”，“这些人里面有多少像你郭刚堂（郭新振）这么幸运”，与此同时还较为深情地强调“找到找不到总有遗憾”，“即使没有圆满，但我们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最后郭刚堂还发出宏大的朴素祈愿：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可以让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庭在八月十五的时候，迎来更多的团聚。
要知道善意是人性，恶意也是人性。只可惜在现实的纷杂里，谈及人性是非总是更强调人性的恶意。以郭刚堂“寻子成功”的事情来讲，舆论层面不自觉地指向两极：“正极”、郭刚堂和妻子不容易，郭刚堂和妻子“很幸运”等等；“负极”、必须严惩“拐卖者”，养父养母也是“共犯”，“郭新振”只有离开养父养母才是正确的选择等等。
一言以蔽之，人们虽然知道“正极”是当前最该被重视的事情，但是舆论呈现上反而更青睐“负极”。在这个问题上，舆论层面虽然强调血亲弥合，强调亲情补偿，但却并没有设身处地的基于人本身的困境去考量。
好在郭刚堂十几年前可能就已经想通，要不然很难在“寻子成功”后保持这般克制（这里强调认亲后关系处理上）。只是回到感性的立场上，郭刚堂即便提前暗示自己“我不会哭”，但是在认亲现场最终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到那儿就不行了”。
汉娜·阿伦特说：“意义永远不可能是行动的目的，而在行动终止后，意义就不可避免地从人类的所作所为中产生了”。之所以要拿这句话注解郭刚堂的寻子故事，并不在于郭刚堂的“寻子行为”和“寻子结果”一定存有关系，而在于“寻子行为”让“寻子结果”变得更为可贵，并且更为写意的让失子（女）悲苦显现人间。
严格来讲郭刚堂的“寻子行为”跟“寻子结果”关系不大（这里指功效关系），甚至就《失孤》电影来讲，也谈论的不是“寻子行为”跟“寻子结果”的关系，更多是想剖开拐卖行为对于一个家庭的打击有多重，与此同时也是为告诉人们血亲之爱即是大爱也是大缚。
所以对于郭刚堂来讲，他能从“自我救赎”转向“救赎别人”，这就说明他已经从“寻子目的”转向“寻子意义”，于此再去看待他对“郭新振”去留的克制就更为容易。毕竟能在重击中依然站起来的人，总还是有大彻大悟的精神存在。
只是回到专题《不再失孤》的公共叙事层面，就算郭刚堂发出再怎么美好的祈愿，那也只是他作为失子（女）者的一种希望，而对于那些依然在寻子（女）悲途中的失子（女）者们，还需要靠自己去挣脱大爱中的大缚。
就如郭刚堂谈到每年中秋节的仪式感时，他说会放孩子那儿一份（碗筷）。言外之意，心心念念的儿子不只是“具体的肉身”，更多是关系层面的缺憾。从某种层面上而言，这就跟亲人逝世初期，生者不由得生出那种空荡感很像，并且感受更为刺痛些。
于此在看待郭刚堂时就该分为“失子者郭刚堂”和“寻亲者郭刚堂”。“失子者郭刚堂”主要强调寻子的悲苦和《失孤》的叙事，而“寻亲者郭刚堂”显然已经超越自身，他需要更克制，也需要更温暖。因为比起对于“寻子（女）成功的祝福”，可能那些寻不得的人们更需要抚慰和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