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傅作义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宣告北京和平解放。
然而我军入驻北平城，准备接管军事防御时，却遇到了意外。
敌守军不交北平西三门，这令陶铸愤怒不已，一见敌师长便厉声道：还要脑袋不要？
和平解放的“顾虑”
1949年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守城部队傅作义达成协定。
双方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古都北平正式宣告和平解放。
人们并不知道，双方达成和谈协议的背后，是不断斗争与妥协的结果。
1948年11月22日，傅作义给驻守石家庄的孙兰峰等人发布命令：张家口的军队迅速向绥远方向突围，与董其武会合。
同时，傅作义命令董其武部队前来接应。
那时国民党第11兵团驻守在张家口，由孙兰峰指挥。
然而11兵团战斗力有限，唯有下属105军战斗力强悍，也正因如此，105师军长袁庆荣才是兵团的实际指挥者。
孙兰峰
接到傅作义命令后，袁庆荣命令城内的战士们做好准备，计划突围。
此时解放军已经将张家口团团围住，杨成武率领三个纵队兵临张家口城外；北岳军区占据着张北等重要据点；集丰镇一带，我军也已经整装待发。
国民党想要突围，已然难上加难。
在此之前，作为张家口战役的最高指挥员，杨成武已经对战争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杨成武
在他看来，此前傅作义的两个主力部队已经被消灭，张家口的105军已经是傅作义最后的底牌，唯有消灭105军，才有和平解放北京的机会。
11月23日，袁庆荣带着105军向北突围。
袁庆荣命令两个骑兵向西行动，吸引我军的主力部队，为其他部队的撤离争取时间。
然而两个骑兵旅长不愿做袁庆荣的牺牲品，于是临时改变路线，向着北部奔逃。
如此，我军集中全部兵力，攻打北逃的袁庆荣部队。
袁庆荣
在解放军强大的火力压制下，国民党5万军队被逼退到山沟。
尽管袁庆荣下令突围，却无济于事。
105军已经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机，袁庆荣便计划撤回到张家口一带。
袁庆荣并没有想到，杨成武已经命令1000多名士兵镇守张家口。
一时之间，袁庆荣处于两面夹击的困境中。
双方激战至24日，出逃张家口一带的国军全军覆没，我军俘虏105军军长袁庆荣等高级将领。
如此，傅作义手中的最后一个主力部队也被我军尽数消灭。
自1948年12月5日，傅作义的王牌部队同解放军交火开始。
我军只用了20多天的时间便将傅作义的主力部队35军、104军、105军歼灭，此时傅作义手中便没有同我军抵抗的筹码。
傅作义虽率领20多万部队镇守北平城，大多数士兵却是李文、石觉的手下。
此二人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与傅作义向来不合。作为华北剿共总司令，傅作义的话语权十分有限。
如今形势万分艰难，傅作义必须为自己的未来考虑。
与解放军和谈，成为傅作义唯一的出路。
和平解放的“阻力”
1948年11月29日，解放军成功解放天津，此时的北平只剩下一座孤城。
战斗经验丰富的傅作义心中清楚，北平已经守不住。
深思熟虑后，傅作义将和谈计划提上日程。
是以，傅作义连夜召开了城防会议，同其他的守城将领讨论“和平解放北平”的可能性。
蒋介石此人生性多疑，虽赋予傅作义兵权，却始终害怕他起异心，于是在傅作义的身边安插嫡系部队李文、石觉。
北平城内，李文、石觉的兵力远远高于傅作义部队，也正因如此，傅作义不敢贸然起兵。
一旦兵变，李、石二人联合起来，傅作义的胜率十分渺茫。
提出和谈计划后，李、石首先出来反对。
事实上，此前傅作义已经预料到二人的反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趁着李文和石觉开会期间，傅作义命令手下将他们的部队调到北京城外。
尽管李、石二人强烈反对和谈，却收效甚微。没有兵力，二人没有要挟傅作义的筹码。
见傅作义去意已决，李、石不再坚持，只是向傅作义提出了一个要求：允许他们回到南京。
傅作义万分欣喜，命令手下安排此事。
不久后，蒋介石派遣4架军用飞机前往北平，接回了李文和石觉。
为了向蒋介石表示自己的决心，李、石收集大量的财产以及兵力带回南京，北平城兵力被大大削弱。
石觉、李文、等一批顽固的中央军高级将领对起义心生不满，于是选择乘飞机离开。
在傅作义的直属部队中，也存在着反对和谈的将领。
碍于傅作义的威严，他们隐忍不发，孙英年便是其中之一。
就连傅作义自己都未预料到，北平实现和平解放的真正阻力，竟然来自于孙英年。
孙英年
拒不配合，形势危急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北平城防，我军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北平，战士们兴奋不已。
然而不久后，解放过程中便出现了小插曲：复兴门、阜成门和西直门的守卫将领，拒绝交出驻守权，甚至不惜与我军对峙。
彼时负责北平城防的是国民党三一一师师长孙英年。
接到双方产生冲突的消息，孙英年紧急赶到阜成门附近，同解放军沟通。
令我军意外的是，孙英年态度强硬地同接管城防的我军部队说：“按照军管会华北总部方面郭载阳副主任的命令，我们将不移交城西的这三座城门。”
傅作义部队出尔反尔，我军愤怒不已。
事实上，作为傅作义的得力手下，孙英年原本誓死追随。
在此之前，孙英年出身归绥，跟随傅作义征战多年，从排长、连长到营长，战斗能力十分出色，也深得傅作义的信任。
1948年，孙英年得到傅作义的赏识，晋升为第311师少将师长。自参军入伍以来，孙英年用了短短12年的时间晋升为少将，其中自然离不开傅作义的提拔。
同精于算计的国民党将领不同，孙英年乃武将出身，唯一的目标就是打胜仗。
也正因如此，放下武器，不战而败，是对孙英年最大的侮辱。
是以，在北平和平解放的问题上，孙英年与傅作义产生了冲突。
平津战役后期，傅作义曾经就北平的和平解放询问孙英年的意见，孙英年只回答两个字：“死战”。
听闻此话，傅作义面色不悦地说道：“你能打几下？”
孙英年对傅作义的不满恍若未闻，说道：“一下半！我的师可以参加一次大纵深出击，还可以进行守城防御战，就这么一下半！”
傅作义斟酌许久，对孙英年说：“军事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傅作义曾经对国民党充满希望，他与战士们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经常与他们同吃同睡。
然而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节节败退，傅作义意识到：国民党的失败，远远不在兵力、武器，而在于内部的腐败。
正如傅作义所说：“不用说你一个美械师，就是再有十个、二十个美械师也不能解决问题。”
孙英年失望不已，质问道：“和谈之路，为什么一年之前不走？”
傅作义大声呵斥道：“一年前我说这样的话，会有人掏枪打死我，也许就是你！”
孙英年虽然深知傅作义话语中的道理，却依旧无法迈过自己心中的那一道坎儿。
尽管心中不满，孙英年无法公开反对傅作义。
然而此后数天，孙英年一直闷闷不乐，甚至在心中酝酿了一个更大的阴谋。
解放军入驻北平后，傅作义已经下令城内的国民党军队与我军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迅速换防。
按照原定计划，换防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然而孙英年拒绝交出北平西三门，换防工作遇到了困难。
解放军不敢轻易做决定，遂将此事上报给北平军管会。
傅作义得知此事颇为无奈，在他看来，孙英年此人爱钻牛角尖，如果不正面解决，换防之事恐怕会受到阻碍。
是以，傅作义同我军负责换防事宜的北平军管会副主任陶铸见面，随后召见了孙英年。
陶铸见到孙英年愤怒不已，厉声呵斥道：“还要脑袋不要?为什么不西三门?”
交
孙英年被陶铸训斥，顿感丢脸，试图挣扎。
他宣称自己不交出北平西三门，是严格执行郭载阳的命令。
郭载阳见到此事涉及自己，立刻反击道：“旧时军队出城时，由你孙英年的师部驻守三个城门。如今部队已经出城，继续留着城门有何用？”
陶铸
孙英年正欲争辩，陶铸开口道：“孙师长，现在你已经是解放军了，一切行动都得请示报告,赶快去交城门，迟了我真缴你的枪!”
与此同时，傅作义也规劝道：“你以为凭你区区一个师能阻挡住大势？告诉你国民党军再有100个美械师也要失败！”
孙英年顿时没了脾气，按照陶铸的要求，命令驻守北平西三门的战士们服从解放军的安排，我军的换防工作才顺利进行。
孙英年的部下交出北平西三门后，跟随孙英年离开城门，被改编为独立第88师。
后来，由于我军内部政策，88师解散，孙英年也被派遣到华北军政大学学习。
尘埃落定
尽管此前傅作义与解放军达成协议，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协议中的部分条款没有得到落实，也正因如此，傅作义内心始终七上八下。
按照双方的协议，我军同意给傅作义保留一个警卫团。
然而解放军入城后，警卫员的武器被收缴，原本在张家口战役中被俘虏的高级干部应该被释放，鉴于相关地区负责人的态度，国民党干部始终没有被释放。
原华北剿共副司令、和谈代表邓宝珊出城，被哨兵扣留了几个小时。
邓宝珊
战士们坚持询问邓宝珊是否为反动派，邓宝珊开玩笑说：“是反动派，过去是，现在反不动了。”
陶铸得知此事，亲自前往将邓宝珊接回。
种种因素叠加，傅作义内心并不痛快，也对我党产生了疑惑，他一直希望同我党领导人见面，双方商讨后续问题。
1949年2月，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欢迎傅作义、邓宝珊等一道来此一谈。”
21日，叶剑英通知傅作义，邀请他前来西柏坡见面。
傅作义对此做出了充分的准备，他专门前往北平军管会，精心准备了香烟。
众人不解，询问傅作义原因，他兴奋地说道：“我要去见毛主席呀，我想给他拿些哈德门香烟作礼物。”
1949年2月22日上午，傅作义一行人前往西柏坡。
飞机落地后，周总理亲自迎接傅作义等人。
最初与毛主席见面，傅作义不免恐惧，说话也有些不自然。他望着毛主席说道：“我有罪。”
毛主席不以为然，反而夸赞道：“你办了一件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傅作义顿时松了一口气，心中的犹豫也烟消云散。
作为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受到了解放军的优待。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任命傅作义为水利部部长。
事实证明，傅作义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他兢兢业业，修筑了众多水利工程，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晚年的傅作义疾病缠身，新中国将其安排到最好的医院接受治疗，正如毛主席所说，人民将永远铭记傅作义对北平和平解放所作的贡献。
反观当年拒不投降的国民党将领李文、石觉，因其在国民党内部不受重用，始终郁郁寡欢。
李文身患抑郁症，石觉在与解放军作战中节节败退，随后与蒋介石前往台湾。
遗憾的是，石觉的家人还留在台湾。因为思念故土与家人，他始终闷闷不乐，含恨而终。
北平解放，一念之差，傅作义等人的不同人生，也是我党人性化政策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