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101岁的老太太，每天最关心什么问题？
答案是：
一是关心买的金子是涨是跌，二是中国的芯片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
这不是笑话，而是真事。她是清华一位教授的母亲。闲聊时，她儿子把这件事告诉给了自己的同事——吴华强，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的院长。
2021年8月1日，吴华强在深圳“青年科学家50²论坛”上，当着众多两院院士和上百位青年科学家的面又复述了一遍这件事。并感叹：
压力大得不得了。
这位老太太在襁褓之时，中国还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如今她已是百岁人瑞，关心的却是中国的芯片问题。
一百年间，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走过了一条从嗷嗷待哺到仰望星空的路。
从近代到现代，尤其是经过最近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科学不再是远在天边的奢侈品，而是中国普罗大众关心的日常问题。
今天，我们选取这段时间内的三个节点，来展示中国人的科学发展之路——
如何从百废待兴、拨乱反正，到今天的平稳有序、润物无声。
这三个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都让科学家“破圈”。
01
人民大会堂的会场内红旗飘扬，主席台上悬挂着郭沫若题写的横幅：全国科学大会。
参与会议的代表们都穿着中山装，座位都是前后轮换着的，为的就是让每一位参会者都有互相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破圈”。
这是1978年3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
会议开了10多天的时间，与会的共有5586名代表。
这次大会，可以说是举国之力。
为了召开这次大会，北京其他的全国性会议一律停办。当时北京没有那么多住宿的地方，所以几乎北京所有好一点的饭店，统统都腾了出来招待与会者。
这场大会上，年龄最小的代表只有22岁，年龄最大的代表已经90岁了。
他的名字叫何杰，是我国地质学界的老前辈，早年参与创建了北京大学地质系。来参加这次大会的地质工作者中，有12位是他的学生。
开会的时候，他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但是却对未来充满希冀：
我希望能亲眼看到2000年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可惜，1979年，这位老先生就去世了。
为什么何老先生90岁了还要来参加这次会？因为它实在太重要了。
正是在这场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说：
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
也就是说，这场会，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要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
台下坐的不少是已入古稀甚至耄耋之年的老科学家们。文革时被骂臭老九、下放干校甚至横遭不测。听到这些话，热泪盈眶。
这时高考已经恢复，中国科技大学也开始招收少年班，前几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正面赞美埋头科学研究的陈景润。这些信号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懂的。气氛热闹非凡。
大会下午是全体会议，上午是分组讨论，就在宾馆里举行。年轻的科研人员和老科学家们分在同一组，打破了领域和年龄的隔阂。至今还流传着陈景润和华罗庚的合照。
与会者有这样三个人，今天我们人人都认识。
一个叫袁隆平。
在文革中，红卫兵反派贴他的大字报：“袁隆平搞资产阶级盆盆钵钵研究，我们坚决不同意！”
在反对的声音中，他培育珍贵的雄性不育秧苗的六十多个试验钵被全部砸烂。试验田的秧苗在夜晚全部被拔光，他只能在水井里捞出5根尚未完全损坏的残苗。
这次大会后，他的工作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开展了。
现在，中国人叫他“杂交水稻之父”“国民科学家”。
一个叫屠呦呦。
1969年，她接受了国家“523”抗疟药物研究的艰巨任务，被任命为中药抗疟药物研究组组长。
即使是国家任命，但是由于当时反科研反知识的声音太大，这个小组也只能暗地秘密行动。做出了成绩也得不到任何表彰。
1972年，523小组从草药中提取了一种能治疟疾的成分。而这次大会，给她们颁发了一个姗姗来迟的“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鼓励她们继续努力。
屠呦呦在本次会议上获得的奖状
多年后，她因为这次成果，获得了中国人至今唯一一个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
还有一个叫任正非。
他当时是一名年轻的军队技术人员，但因为上过大学，一直被看做“臭老九”。会上，听到邓小平给他们平反，任正非当场泪流满面。
他说：
我们当时真的不理解“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扇扇翅膀，就会让德克萨斯下大雨”，仅仅是感觉中国要变了。
中国确实变了。
文革时期，中关村的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摆明了就不欢迎这些科学家来。
在那个年月，深夜谁家的窗口亮着灯，谁就要倒霉。因为，宁要社会主义的星星点点，不要资本主义的灯火辉煌。
而在这个科学的春天里，各个研究所都出现了许多挑灯夜战的动人景象。著名数学家关肇直当时已是快60岁的人了，仍每天工作到深夜,人们劝他休息，他却说:“余年不多了，更要加倍努力!”
关肇直1982年去世，直到去世之前，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的建立，为物理、化学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这次大会后，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
1977年，两位年轻的数学家受邀去瑞士参加国际函数论会议（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啥叫函数论）。中科院外事局为了这事专门写了报告，并且这份文件由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圈阅，才得以放行。
大会开完后，中国掀起了留学的热潮。仅中科院一家，每年除国家教委分配的名额外，还自筹经费派出500名留学生。
大批华人科学家，如李政道、杨振宁等人也归来为祖国的发展出谋划策。
李政道之前从来不参与行政工作，可是却主动开展了一个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留学计划。他向53所美国高水平的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和教授们发去了二百多封邀请函，希望能派出中国留学生到此留学。
有了这个计划的帮忙，极大降低了中国学生申请留学的难度。而且，可以获得学校的全额奖学金，包括学费和生活费，攻读中国最需要的物理专业直至博士毕业。
1978-1988这十年间，这个项目总共派出915名学生。后来不少人成为了中国乃至美国物理学的台柱子。
前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心澄，美国赫尔曼·费什巴赫理论核物理奖得主、上海交大物理系教授季向东，物理学巴克莱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文小刚……
中国的科技事业，从此融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走上了快车道。全世界都猜不到，中国的科学技术竟会进步得如此之快。
但，这次大会也不能脱离历史的进程。
会议期间，组委会收到全国四面八方寄来献礼的科研成果和各种物品五六百种。
其中有近百种祖传的中医秘方。
02
全国科学大会大大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国际学术交流也日益增多，时机成熟了。
17年后的1995年8月5日，距离北京2166公里的广东省汕头市召开了历时4天的第一届国际华人物理学大会。
汕头人李嘉诚为这次会议提供了10万美元的赞助。1995年，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比是1：8.351，换算过来，也就是835万人民币。当时中国人的平均月薪不过三五百元。
不过看了与会者的名单，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李嘉诚投入重金资助了。
这个会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现在很时兴的话：
神仙打架。
与会者的超奢侈规格，之后再也没有重现过。
四位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全部到场：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丁肇中。
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和杨振宁
另外，还有来自大陆、港澳台、美国等地的最顶尖的一批物理学家：两弹元勋周光召、复旦校长谢希德、未来的北大校长陈佳洱、未来的中科大校长朱清时……
这次会议以学术交流为主，本意是展示国际物理领域的新成就，以及探讨新的物理学研究课题。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集了400余篇论文。
好多论文都是我们每个汉字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就不知道啥意思的。
比如杨振宁提交的论文《向量势、位相、联络和规范场》。
然而，这次会议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物理学。
在会议召开过程中，几位华人诺奖获得者意外见到了与会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当即发表宣言，表示支持他。
何祚庥正是中国反对伪科学事业的旗手。
当时，是一个伪科学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时代。
1954年出生的王洪成只上过4年学，宣布自己发明出“水变油”技术的时候，他还是哈尔滨市的一个公交司机。
那个时候民智未开，从庙堂到江湖都稀里糊涂，明里暗里支持着他这样胡闹。
靠着各种坑蒙拐骗，从83年截止到95年，王洪成的诈骗金额已不下4亿元人民币。直到召开这次大会的1995年，还有企业家拍胸表示，即使倾家荡产也要与你合作。就跟现在的水氢汽车一样。
气功大师们更是大行其道。其中有人甚至碰瓷碰到了中国的航天事业。
1992年8月，中国的长征火箭将一颗澳大利亚的卫星送入太空，发射成功。此前，这次发射曾经有过一次有惊无险的失败。
香港一家企业宣布，它和一个叫世界华人协会的组织，共同向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捐赠40万元人民币，以奖励直接参与发射任务的航天专家和有功人员。
令人震惊的是，该总裁表示，将20万元作为特别奖赠予某‘大师”，褒奖他对发射澳星的重大预测。
而这预测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这位大师的说法，他在那次有惊无险的发射失败后，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如下意见，才让第二次发射成功：
火箭本身整体向左有一点歪；
反复检查每一个焊点，其中有一个虚焊；
事实上，50多米长的运载火箭，竖起后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略有倾斜是正常的，一枚火箭上有数万个焊点，有一个或者几个是虚焊也是正常的。
碰瓷碰到火箭上来了。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哭笑不得，只能坚决否认。
后来才知道，这位“大师”本人就是世界华人协会的副会长，也是这次捐赠活动的策划人之一。这样一来，他本人顺理成章地由“捐赠者”变成了受奖者，成为了火箭发射的功臣。
那个年代，类似的骗局数不胜数，利用种种渠道（包括媒体）鼓噪“神功异能”，炒作“奇人大师”，哄抬 “超级发明”，居然风光多年，为害一时。
反对伪科学的声音实在微弱，每当有科学家发表见解以正视听，甚至仅仅写一篇文章有所涉及，便遭到谩骂和围攻。加上其他因素影响，客观上使一些人取明哲保身之策，以免惹火烧身。
然而，这四位顶尖的华人物理学家却选择坚定地支持何祚庥，坚决站在反对伪科学的战线上。
杨振宁表示：无论是美国、欧洲、香港、还是台湾，都纷纷在刊载反气功的文章。
李远哲说，严新大师的特异功能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李政道在餐会上开玩笑：这些气功大师的本事比我们物理学家强多了。
丁肇中说：何祚庥先生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比研究高能物理重要得多。高能物理研究的是局部问题，反对伪科学涉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到提高民族素质的问题……
当时的海外媒体是这样写的：
中国对反伪科学的反击终于开始了。
这几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华人获得者的影响力，经媒体急剧放大，终于得以燎原。
1996年的元旦，王洪成被收容审查，随后不久，被判处了10年徒刑。
另一个“特异功能大师”，说自己会“耳朵识字”、“以鼻嗅字”的张宝胜也曾红极一时，享受专车、专宅、专职服务员待遇。他甚至被周星驰拍进了电影《赌神》。
直到这场中国反伪科学的运动，张宝胜才飞速沦落到悄无声息。
忘年之交的反伪科学“四大恶人”（从左往右：司马南、于光远、何祚庥、郭正谊）
在这四位大咖领头之下，反对伪科学的运动才最终轰轰烈烈地展开，成为一场媒体界、学术界、民间共同参与的事业，最终取得成功。
一场为了物理学召开的大会，无意中完成了一次开启民智、拨乱反正的事业。
科学家的“破圈”，有时就有这样意想不到的效果。
03
二十多年后，又一次旨在“破圈”的科学会议，在广东召开。
这就是本文一开头提到的，2021年8月1日在深圳召开的“青年科学家50²论坛”。
青年科学家50²论坛
为什么叫这个奇怪的名字，还要追溯到三年前。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联合杨振宁等15位顶级科学家，发起“科学探索奖”，每年评选50位青年科学家，资助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青年科学家50²论坛”就是依托于科学探索奖，而组织的一场“群聊”。参与者，是几十位两院院士、大学校长，和上百位青年科学家。
论坛的初衷，就是让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跨界交流、互相碰撞。“50”既指每年评选50位青年科学家，也寓意未来50年的前沿科学探索和突破。
论坛名字中的“50²”（读音：50平方）引起了很多参会科学家以及媒体的关注，主办方表示，“50²”读起来可能有一点拗口，但是却是各方仔细评估后最终坚持的决定。
因为“50²”代表的不仅是“科学探索奖”每年评选出50位青年科学家，也寓意着未来50年的前沿科学探索与突破，更寄托着对50人，50年交叉“相乘”所推动的科技、产业和社会深刻进步的期许。
如果说科学研究是仰望星空，那么这次论坛就是为了让科学家们互相仰望不同的星空。
这场“互望星空”，果然产生了破圈的效果。
浙江大学教授、首届科学探索奖获得者之一李铁凤教授，分享了他和一条鱼的故事。
李铁凤的专业是从阿基米德、牛顿延续至今的古老学科——力学。但他是研究深海机器人的。
要让机器人在几千米的深海工作，如何让它抵抗海水的压力，不被压扁？要知道，在8000米的海底，你的每个手指尖都等于站着一头大象。
光从外壳强度入手，很难。直到生物学家给他推荐了一条鱼——深海狮子鱼。
李教授在浮潜的时候见过狮子鱼，觉得红烧清蒸皆宜。
但深海狮子鱼的长相，是不一样的。
它长得像外星生物，却能生活在8000米深的海底。
这一下子就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刷新了深海机器人的设计理念。而他们设计的深海机器人，反过来也可以给生物学家提供帮助，对深海生物进行研究，提供第一手的科学素材。
另一位科学探索奖的获奖人，北大未来技术学院的女教授刘颖也公布了她们团队正在研究的科学项目——如何延缓衰老。
刘颖教授的研究吸引了很多目光
这个问题迅速引起了现场很多老科学家的兴趣。连主持人都追着刘颖问：
我这眼角的鱼尾纹还有机会吗？
这次论坛最引人注目的环节之一，是公布了“十大科学技术问题”。
两年来，科学探索奖已经举办了两届，评出了100位获奖的青年科学家。这十个问题，是他们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他们每人提出一个“我最关心的科学技术问题”，然后收集起来，取前十位得票最高的，就是这张图。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现场对这十个问题做出了评价。
几年前，他曾担任过华中科大校长，在学生们的毕业典礼上创造过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他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
这十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也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问题都是从人的存在意义的角度和高度出发的……这是中国人相对来讲比较欠缺的一方面。
李培根感慨，他们那一代人，以往更多是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尤其是研究技术的、研究工程的科学家们。
我认为要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讲，就是站在人的存在意义上来发问，无论是教育、科学，还是技术领域，都应该是这样的。
这次旨在让科学家们“破圈”的大会，会产生什么效果，在多少年后产生，没有答案。正像前面的那两场大会。中国科学家一旦“破圈”的结果， 全世界都猜不到。
这次青年科学家50²论坛，由南方科技大学和腾讯共同主办。
当年办一次科学大会，需要国家全力以赴，甚至海外富商资助。今天靠学界和企业界就能联手搞定。
经过四十多年的筚路蓝缕、风风雨雨，中国的科学研究已经不再举步维艰。
那位101岁的老太太关心中国芯片的故事，正说明科学观念已不再是仰望星空的奢侈品，而逐步深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破圈”了。
也许，这才是几千年文明积淀的中国，应该拥有的自然状态。
在论坛上，讲出这个故事的人——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院长吴华强，问了专门研究量子的中科院院士潘建伟一个问题：
我注意到潘老师团队前段时间研制出两台量子计算机，一台叫“九章号”，一台叫“祖冲之号”，您为什么给它们取这个名字？
潘建伟院士回答：
因为，计算机都是搞算术的，和数学的很多东西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有一部数学的专著《九章算术》，我当时在小学、初中的时候就学习了里面的求同余等知识。取“九章号”这个名字，是为了提醒国际的学术界，中国古代在数学方面、在算术方面其实已经有了很高的成就。
后来的“祖冲之号”是这样：祖冲之是一个数学家，当时他的圆周率已经研究到非常先进的地步，于是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来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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