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中国一位讲历史特别有名的大学教授说过一个观点，历史没有真相，想要探寻历史的真相，推理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文物总是有限的，如果一件事只有一个有力的证据，那自然就很有可能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这个概念放到现在应该都清楚，一个人说的话不一定是对的，哪怕是司马迁这样的大人物，也有“不靠谱”的时候。
《史记》记录的事情说是常识应该不过分，但就算是这么一个大家公认是常识的史书也被推翻过，推翻它的就是西晋时期出土的一本《竹书纪年》。
这事其实也不能怪司马迁，根据现在的记载，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让老爷子写公元前2070年之前的事确实有些难为他了。
这种感觉就好像让2021年出生的人去写公元96年的历史，难度确实很大，不过按理说人类有文字，文化可以传承，司马迁可以查历史资料啊。
不得不说，那个时候司马迁还真就没有历史资料可查，经历了秦国的大一统，秦朝之前的很多史书都已经被烧了。
甚至连文字都被统一，秦朝之前繁荣的中华文化被秦始皇进行了统一，过去的很多文字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失传，越往后，就算发现了过去的史书也就越难读懂了。
司马迁写出的《史记》在秦朝之前的历史其实让很多人感到质疑，其中就有非常著名的《韩非子》，对于尧舜禹的禅让制产生怀疑。
在西晋司马炎当政的时候就在战国时期的一个古墓中发现了这本《竹书纪年》，这个墓主人就是魏襄王。毕竟魏襄王是战国时期的国王，是在秦朝统一思想之前。
所以相比《史记》来说，对于上古时期的记载总归要准确一些。
就如秦始皇统一文字后，一切文字归为小篆，在《竹书纪年》中使用的就是当时战国时期魏国的文字，司马炎也是找了很多文字家才看懂。
虽然从战国时期到晋朝不过500多年，但在战国时期及以前，皇权对于文化人的制约比较少，写出来的文字也要更接近真实一些。
《竹书纪年》推翻了什么？
其实《竹书纪年》根本上就推翻了一件事，“尧舜禹”在位的上古时期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禅让制』。
因为《史记》的关系，当时有一大票文人都非常怀念上古时期，各个皇帝也都以尧舜禹类比，这种感觉就好像现在的手机都喜欢和iPhone对比。
但被《竹书纪年》揭开遮羞布后，尧舜禹的时代露出了真面目，大家原来都一样。
在这三个上古皇帝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禹”了，什么“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都成了典故。大家的常识都认为舜看中了禹的人品，最终将皇位传给了他。
可是在《竹书纪年》中却明明白白讲：舜本来是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结果被禹给杀掉篡位。
那舜就是被尧禅让的吗？当然也不是，舜因为想要夺取皇位，将尧的儿子关起来，逼着皇位继承。最后甚至为了确保自己能继承天下，还将尧的儿子杀掉，以绝后患。
不过《竹书纪年》并没有完全否定常识认知，比如舜的确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只不过所谓考察28年，最后禅让给舜这件事情并不存在。
尧本身是准备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只不过被舜抢先一步。
这本书的出土确实让大家瞠目结舌，但其实从西晋开始，《竹书纪年》的文字就已经开始流传，只是因为内容和“正史”差距太大，所以一直没有成为主流。
《竹书纪年》符合逻辑吗？
因为这本书的出土，彻底颠覆了人们的认知，但其实《竹书纪年》更符合逻辑。
在西晋前一步的后三国曹丕时期，那时候还没有出土《竹书纪年》，但汉献帝“禅让”曹丕这件事也表明，禅让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曹丕在当时也感慨“尧舜之事，吾知之矣”，这恰好和不到百年之后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对上了。曹丕看着眼前的汉献帝，回头想想当年的“尧舜禹”， 就好像看到了上古时期的禅让，所以说出了这句感叹。
在中国历史记载上，秦朝是个分水岭，秦朝之前的历史不能说完全正确，但相对更接近真相。就如开头所说如，历史本就没有真相，我们只能通过推理和一些证据去佐证事实。
既然尧舜禹那个时候已经有所谓的皇位，就不可能产生天下为公的场面，得到利益的人一定会想办法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得到利益的人也会想办法抢夺利益，这些人性的部分才更加真实可信。
所以，按照逻辑推论，《竹书纪年》记载的“尧舜禹”时期相比《史记》更加可信， 不过这就是真相吗？不一定，毕竟战国也不过公元前457年~前221年，所以未来也许会出现新的证据来推翻这个事实。
如何看待新出土文物推翻常识？
其实新文物推翻历史这事常有发生，《竹书纪年》只是其中的一个拼图，我们有很多认为的观点都可能会被前人的记载推翻。所以在历史文物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带字的，因为能看到更多。
如果按照辩证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没有终结，总会有新的东西来推翻旧的东西，哪怕是生活在当时的人记载历史也会有偏颇。
不过《竹书纪年》的出土确实给了《史记》一些挑战，如果哪一天发掘到更早的文字，那又可能会推翻现在的认知。
至少应该有一个共识，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历史常识” ，历史和常识本身就不能放在一起，因为历史并没有全部真相，新出土的文物也只能当作一些只言片语去支撑论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