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河南省纪委监委、长安街知事、南方人物周刊
河南省纪委监委消息：
河南省司法厅原厅长、党委书记王文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王文海简历
王文海，男，汉族，1955年12月出生，河南渑池人，1970年12月参加工作，197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专学历。
1975.05-1990.04 历任汝阳县铸石厂工人，省新华一厂政工科干事，省检察院书记员、副科级助检员、正科级助检员；
1990.04-1998.05 省监察厅干部，省监察厅、省纪委副处级监察、纪检员，省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1998.05-2001.02 省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
2001.02-2004.03 省纪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2001.04副厅级）；
2004.03-2006.02 省监察厅副厅长；
2006.02-2007.02 省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
2007.02-2008.03 省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省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政府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任；
2008.03-2017.06 省司法厅厅长、党委书记。
长安街知事报道：
14日上午，河南司法行政系统两名省管干部双双被查——省司法厅原厅长王文海，以及他的下属、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局长毛克章。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5月下旬以来，河南政法系统至少已有6名省管干部落马。而且，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于6月初被查。
王文海出生于1955年12月，河南渑池人，15岁参加工作，曾在省纪委工作多年，2006年2月任省委政法委副书记，两年后改任省司法厅厅长，直至2017年退休。算下来，他执掌该厅长达9年。
与他同时被官宣落马的毛克章，出生于1958年2月，河南原阳人，2005年1月起担任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直至退休。其中，他于2016年1月被明确为副厅级。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包括上述2人在内，5月下旬以来，河南政法系统至少已有6名省管干部被查。此外，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于6月1日落马。
在上周四（8日）举行的河南省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情况新闻发布会上, 官方披露，全省共有1800余名政法干警主动投案，立案审查调查4300余人，留置230余人。
其中，郑州“于东辉案”查办，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督导组的充分肯定。
5月20日，河南纪委监委发布消息：郑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于东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他一个多月前被女商人姜书敏发视频公开实名举报，称其在任郑州中院院长期间，向该公司索贿数千万，实收近500万。
除了于东辉、王文海、毛克章，另外被查的3名政法系统省管干部分别是河南省委政法委原巡视员孙建国、河南省高院原副巡视员谢红星，以及漯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军信。
南方人物周刊报道：
高官车祸顶包疑云
一起在制造者看来天衣无缝的车祸顶包案，在事发13年后因经济纠纷被顶包者——高和平揭发检举，矛头直指河南省现任司法厅厅长王文海。而王文海回应称，“这是一起明显的阴谋”
曹林华/文
13年前的车祸
一切都得从1998年6月22日发生的一起车祸说起。尽管已过去了13年，但史英光的伤痕仍清晰可见。“对走路倒是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就是脚腕还有点问题，刮风下雨啥的就会疼，一疼就想起那事。”
当天，时任郑州市布鞋厂厂长的史英光因为在办公室跟人谈事耽误了一些时间，下班比往常晚了许多。但下班后，史英光仍没有照常回家，而是骑着陪伴了他多年的摩托车去会一个朋友。
天气闷热，路上行人特别少。11时50分许，史英光行至郑州市经五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当时，他骑摩托车由西往东，而一辆奥迪车由北往南。尽管史英光见红灯时奥迪车也没有停的迹象，但他仍然认为，自己行的道是绿灯，走了应该没事。
于是，史英光没有任何犹豫就准备加速通过十字路口。可没想，车祸随即而至。“我没停就直接走了，可那个车也没停，直接撞过来了。”
事发两天后，河南《大河报》对这起车祸作了一个简单的图片报道：一辆奥迪车因超速行驶与一辆摩托车相撞，情景十分悲惨。
史英光说，其实不是相撞，是侧撞。当他行至路中央时，奥迪车从侧面撞上来，他连车带人飞了出去，“具体飞了多远我也不知道，当时可能晕过去了。”史英光说，后来得知，奥迪车撞到路边的树上才停下来，车头都成了V字型。
车祸让史英光的左小腿骨头当场断成两截。当他缓过神来，已躺在路边，而摩托车则基本上散了架。车祸目击者拨打了120，把史英光接走。
史英光在医院躺了4个多月，左小腿做了多次手术。在此期间，高和平和另外一个男人多次到医院看望史英光，并称自己就是当天开奥迪车之人。然而，当史英光问起当天车祸的情况时，高和平却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并很快转移话题。
对此，史英光与其家人断定肇事者另有其人。“作为当事人，竟然对车祸现场的情况什么都不知道，这有问题。”
史英光怀疑之二是，肇事奥迪为郑州市的一辆军牌车，而高和平身为洛阳人，又是一介平民，为何能开这车？
江湖救急
一切疑问在车祸事发6年后，有了一个突破口。
2003年1月，因涉嫌倒卖文物，洛阳人蔡武堂被洛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后被监视居住，同年5月被济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此为公安部督办的洛阳“12•10”文物贩卖大案一角。
一年后，在栾川县看守所，蔡武堂主动向时任洛阳市公安局长张太学交代了由他策划让高和平顶包的一起车祸事件，而车祸的真正肇事者直指时任河南省纪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王文海。
据蔡武堂交代，他与王文海相识于早年。当时，河南省纪委到洛阳查市公安局违法购车一事，因为牵涉到蔡武堂，他被收审了十几天。之后，蔡武堂被提到洛阳市委招待所，由王文海面见谈话。“算是认了，他对我印象不错。”
10月17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文海承认，他和洛阳人蔡武堂很早就认识，而且“是在办案过程中认识的”，不过多年来，两人的情况是：“既没联系，也没见过面，更没沟通过。”
就是这么一个人，在2004年3月，向洛阳警方供述，由于“我和王文海不断联系，他感觉我这个人很可靠，逐步成了关系密切的好朋友。”史英光车祸事发当晚，“(王文海)让我急速赶到郑州，说他出事啦，我问他出了啥事，他说酒后开车撞了一个开摩托车的人。”
挂掉电话，蔡武堂带着相识了十几年的朋友高和平连夜赶到郑州，在国际酒店见到了王文海。蔡武堂称，王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希望他能帮忙把这起车祸的责任顶起来。“王文海说这事一定要我去顶替他才放心。”
蔡武堂并不想亲自去趟这浑水。于是，他想到了高和平。而此时的高，刚刚从狱中释放不到一年时间。此前，他因窝赃罪被判6年。向来讲江湖义气的高，没有多想，就一口应承了下来。
2011年9月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和平表示，蔡武堂只说是替省里领导承担责任，我也想多认识一个朋友。为此，在车祸次日领导还对他进行了一次考验谈话。“把周围人都支开了，就我们俩人单独聊，”高和平说，“我估计他是在看我应变能力行不行，能不能帮他顶这个事。”
随后，高和平跟着另外一个人去了车祸现场，并记住一个大概的车祸过程和细节，以免露出马脚。高和平称，带他去的人是王文海的朋友郭志斌。而据蔡武堂交代，车祸事发当晚，郭志斌刚好经过现场。
看完车祸现场之后，高和平再去到交警队查看肇事车辆。就是这一次，高和平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我打开后备箱发现里面有一块军牌，还有好些盒排毒养颜胶囊药。”高和平说。而更为重要的一条是，他在肇事奥迪车的车箱里找到了王文海的工作证，便也随手放进了口袋。
就算如此，当高和平去医院看望史英光时，仍对车祸的细节支支吾吾。而此时的史英光及家人已经知道，车祸真正的肇事者并不是高和平。“后来听我爱人说，真正的车主把我撞了后，下车坐在路边，打了一通电话，不久就被一个车接走了。”史英光说。
顶包连环链
高和平去交警部门处理事故之时，他才发现，原来自己还没有汽车驾驶执照。他便向蔡武堂透露了这事。显然，蔡武堂并没有觉得这是多大的事。“没有不要紧，让领导去找人办一个就行了。”
果然，就在当天，蔡武堂就电话通知高和平：“省里领导已和洛阳市车管所领导说好了，拿两张照片到那里就可以办。”
当高和平赶到洛阳市车管所时，尽管早已过了下班时间，但办证厅仍有一个年轻的民警在。高和平意识到，这应该是在等他的，便径直走过去，说了原委，交了照片，驾照当时就办了出来。
可高和平拿到驾照时发现不对劲。“出证的日期是在车祸之后，考虑到事故在前，驾照时间应该提前。”高和平说，“我对那个民警说这个不行，得办一个日期提前一年的驾照。”
但民警“不太理睬”高和平，此时，车管所领导刚好过来，高便“把驾照时间提前”的想法告之。不久，新的驾照再次办好，发证日期为1997年10月16日。而这个时间是高和平刚刚从狱中释放出来不到两个月。“我是1997年8月出的狱，出狱时户口才从监狱里转出来，”高和平说，“当时我没钱，更不可能买车，怎么可能刚出狱就办驾照，而且两个月就拿到了驾照？”
而本刊记者拿到的高和平当时的一份机动车驾驶员登记表显示，除了他的基本信息之外，其余信息基本空白。
不过，在当时，高和平觉得这事挺神的。“驾照办下来了，我当时还觉得神，一般人办驾照怎么也得有个过程吧，听说得体检、得实习，还得交钱，但我什么也没用，一分钱也没花就办好了，而且还是连着办了俩。”高和平说。
至此，这起车祸顶包案的所有链条都已完成，随后，按照正常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走完。高和平陆续向史英光赔偿了近6万元，钱则由蔡武堂拿来，另外还有奥迪车的近5万块钱的修理费用。
去职的公安局局长与搁浅的文物大案
作为洛阳市前公安局局长、公安部督办的洛阳“12•10”文物贩卖大案实际指挥者，现任河南省民防办副主任的张太学，对当年的车祸顶包一事记忆清晰。他说，听完蔡武堂对王文海的举报后，由于案情重大，他立即向上级领导汇报。
结果，形势突然逆转——2004年4月16日，专案组负责人张建岳提审蔡武堂，两天后，张建岳即被河南省纪检部门“双规”。此后不久，专案组其他负责人李某、王某、负责保管侦查卷宗的民警尤某等，相继被“双规”。
这一切行为的理由，是洛阳市刑警支队涉嫌私设“小金库”。
不久后，曾是河南警界传奇人物、素有“青天”之称的张太学，从洛阳市公安局局长的重要岗位上被调任河南省民防办副主任。而当时公安部肯定洛阳公安工作刚刚50天，公安部总结洛阳公安经验先进工作组还在洛阳。“后来我走了，工作组也就散了。”
一个更坏的消息是——就在蔡武堂举报王文海的同年底，在中纪委约谈时，蔡武堂和高和平集体翻供，称“是在警察的威胁下才写的材料”。
2011年9月3日，高和平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办案的警察都被搞得那么惨，我见过蔡武堂后，我们就说好，不承认那事，也怕自己被报复陷害。”
这种说法也被王文海证实——10月17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文海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举报他车祸顶包一事，早在2005年，经相关领导批示，中纪委成立的调查组已经有过正式结论。
“为了报复我，他们把蔡武堂抓起来，逼他讲了个乱七八糟，蔡出来后，和组织讲了这个问题(翻供)，具体怎么讲的我不清楚，最后组织给我有结论，说是诬告。”王文海说。至于为何当年洛阳警方很多人被纪委“双规”，这位厅长称，“这事多复杂啊！”
如此，举报王文海一事不了了之。紧接着，由公安部督办的洛阳“12•10”文物贩卖大案也被搁浅至今，而蔡武堂等人很快重获自由，再操“古玩”行当。一位办案民警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对我们而言，最大的耻辱，并不是专案组成员个人的遭遇，而是洛阳坊间流传的一种说法：警察斗不过盗墓贼！”
经济纠纷再反水
事发13年后，这起车祸顶包事件因经济纠纷再次浮出水面。这一次，站出来实名举报的是替肇事者顶包的高和平。
原来，高和平靠着朋友帮忙，在洛阳市郊开办了一个印刷厂谋生，“一年能赚几万块钱”。在有了一定的积蓄后，高和平开始把钱放给朋友，“每个月得点利息。”2009年11月11日，高和平借给蔡武堂50万元。蔡武堂向高和平出具借条一张，借条约定月息为3%，每月30日前归还当月利息。
然而，高和平自始自终都没有收到过利息。2010年7月，由于蔡武堂一直未按照约定支付利息，高和平在多次催要而蔡武堂仍拒不还款后，便把蔡诉之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其立即归还借款50万元，并支付一年利息18万，及违约金10万。
2011年3月，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认为，高和平的诉求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蔡武堂对此判决并不服气，随后，他提出上诉。此案二审至今仍没有开庭。而在此过程中，高和平听说“有人打了招呼，不让法院判蔡武堂还钱”。而高和平怀疑，“向法院打招呼的人就是王文海。”
于是，高和平开始了自己的反击。“我替王文海顶包，他反倒不感恩，还来干扰司法，我咽不下这口气。”高和平说，不久，他便到电脑城买了一个纽扣摄像机，拍下了众多参与车祸顶包案的人的视频证据，视频中大家均承认13年前的那起案件。
在拍视频之前，高和平给王文海打了一个电话。“说武堂的事，他一直欠我的钱不还，他到这个中法(中级法院)，好像打着你的名义，阻挠这个判决下来。”王文海的回话是：好好商量商量，有啥问题解决不了的，都是好朋友，不要因为一点小事，伤了……有什么问题，好好商量商量。
高和平坦陈，在车祸顶包案之后，他便再没有和王文海交结。以至于当年的车祸顶包见证者之一的郭志斌见到高和平时说：“好多年不见高哥了，我还问起，当初的高哥哪去了。”而王文海的说法是，根本不认识高和平，“他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背后肯定有人在操作，一说起来话就长了。”
那为什么要接高和平的电话而且调解其与蔡武堂的经济纠纷呢？王文海的回应是：“他们是社会上的人，我也没有必要和他们搞那么僵啊，息事宁人呗。我说你俩一个经济纠纷，和我什么关系啊，你们商量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