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爱国主义的标准批评莫言，已经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它是文革思维模式的重演。
在文革中，四人帮高举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主观上也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然而结果却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大破坏。理论是正确的，主观愿望是好的，然而结果却与主观愿望相背离，这种观察文艺看待文艺的方法，就称为文革思维模式。
之所称为思维模式，是因为它是一种观察文艺看待文艺的方法。
范围论对文革文艺遭受破坏的现象作了研究，它的结论是：存在着两种文艺，一种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称为第一范围的文艺；一种是描写人性发展状况的文艺，称为第二范围的文艺。
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存在着两种文艺，而且这两种文艺是矛盾的对立的。第一种文艺具有阶级性，而第二种文艺则没有阶级性；第一种文艺的本性是唱赞歌，第二种文艺的本性是揭露黑暗。这两种文艺既对立，又相互依存，就像太极图中的阴阳鱼一样共存于社会这个统一体中。
两种文艺是客观存在，但在文革思维模式中不承认这种存在，而是将两种文艺合而为一，混为一谈。
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属于第一范围的文艺理论，它仅仅只是在第一范围才是正确的，而不可超出范围在第二范围应用。在文革思维模式中，没有两种文艺的概念，自然而然地就把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当成了既适用于第一范围又适用第二范围无处不适用无处不正确的真理。这样在第二范围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进行文艺批评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而文革思维模式导致的结果是，许多作家受到批斗，有的蹲牛棚，甚至有的还因不堪其辱而自杀等等，许多作品被宣布为大毒草。不仅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的目的，相反却是文艺园里百花凋零。把理论当成绝对正确的东西，这就是文革思维模式特征。
把理论当成绝对正确的东西，这一思维模式可以上溯至王明的“城市中心论”。王明等人就是把俄国的经验当成了绝对正确的东西，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强行推行“城市中心论”，自认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对不同意见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长征。
把理论当成绝对正确的东西，这一思维模式，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遭到了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只是从实践的角度予以批判，并没有解决这一思维模式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导致文革思维模式在适宜的气候下重演的主要原因。
把理论当成绝对正确的东西，这一思维模式的危害性，可以从“城市中心论”和文革文艺的遭遇中略窥一斑。不仅如此这一思维模式也危害到了今天。
先不说司马南等网络大V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批斗莫言，就说说方舟子之流高举科学旗帜消灭中医，就是把科学当成绝对正确的东西，认为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所以中医的唯一出路就是废医验药。这一思维模式的危害性，远远超出民国时的废止中医案，因为民国废止中医案看似声势浩大，但并未给国民的健康及生命造成大的影响。而这一思维模式在这次新冠疫情中，直接导致阻止中医参与武汉抗疫，在疫情迅速扩展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中央才出面干预，让张伯礼院士率中医治疗组奔赴武汉参与抗疫。但是，即使在中央的干预下，一些人仍然打着为老百姓负责的幌子百般阻挠，——这一思维模式已在人们的头脑中扎下了根，方舟子功不可没啊！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医不是不能参与，而是参与得太晚了，结果使无病的被感染，轻症的转为重症，导致许多患者失去了救治机会。这种结果，平心而论也不是阻止中医者的所愿看到，这也正是这种思维模式危害性的所在，主观愿望与结果大相径庭。
现在司马南等网络大V，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批斗莫言，正是文革思维模式的重演。
文革思维模式从表面看不出任何瑕疵，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正确，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进行文艺批评的目的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是正确的，愿望是好的，没有任何毛病。因此这一思维模式很容易被人们认可和接受。正因为如此文革中对文人的批判，很迅速地演化为一场群众性的运动。这也是文革时文艺悲剧的原因所在。
而现在对莫言的批判，正是文革思维模式的重演，这一思维模式就像新冠病毒一样，在名人效应的示范作用下，会迅速传染给每一个人，而成为公众表现爱国主义的一种形式。其结果，不仅达不到爱国的目的，而且还会破坏文艺的正常发展，使捕风捉影构陷他人之风盛行，并且为其贴上爱国主义的标签。由于以言定罪的手段与古代文字狱极为相似，任由发展，极有可能为敌对势力所利用。
因此，司马南等网络大V，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美其名曰爱国，实乃乱国之兆也。
总之，应当从文学的视角解读莫言的作品。
文学的特征在于追求完美，也正因为此，文学艺术家总是关注社会的黑暗面。就此而言，莫言作品符合文学的发展规律，无可挑剔。因此，用政治标准也就是爱国主义的标准批评莫言，已经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它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一点，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