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我并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一种思维模式，一种看待问题观察问题的方法。
近日，司马南等网络大V 把目标对准了张艺谋导演的《悬崖之上》，认为《悬崖之上》的主题为殖民地思维，或者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精英的思维模式。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的示范效应，有可能诱导公众普遍地用政治标准进行文艺批评，倘若此，有可能引发对所有作家、艺术家的批判，那将是中国文艺的一场灾难。
我并不是说，司马南有主观故意，恰恰不是，司马南的动机是好的，但结果有可能相反，正如南辕北辙中的那个要到楚国的人，他主观上是要去楚国，但结果却离楚国越来越远，这就是思维模式的问题。这一现象，范围论称为超范围现象。
思维模式是为人的行为指示方向的。
用政治标准进行文艺批评，就是一种思维模式，它不仅达不到爱国的目的，而且还会误国。
这是因为存在着两种文艺:一种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具有一定的阶级性，范围论称为第一范围的文艺；一种是描写人性发展的文艺，范围论称为第二范围的的文艺，这一范围的文艺不分国界，没有阶级性。这是因为，人们可能国界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语言文字不同，但人性却是相同的。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需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等等，他们的人性是相同的，第二范围的文艺就是描写这共同的人性的。因此，这一范围的文艺不分国界，没有阶级性。我们通常说的文艺，也就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艺发展成就，指得就是这一范围的文艺。
两种不同的文艺，是客观存在。只要存在着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艺。比如《诗经》中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艺，即第一范围的文艺和第二范围的文艺。
范围不同，进行文艺批评的标准也不同。范围论的核心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所谓真理，仅仅只是就一定的范围而言的。因此，政治标准是对的，但它仅仅只适用于第一范围的文艺，而不适用于第二范围的文艺。说政治标准不适用于第二范围的的文艺，不是说这个政治标准是错的，也不是说用以进行文艺批评的人们的主观目的是坏的，恰恰不是，而是说这一行为所产生的实际结果是错的，是与人们的想要达到的预期目的大相径庭的。
那么，在第二范围用政治标准进行文艺批评会有哪些危害呢？
第一，在第二范围用政治标准进行文艺批评，会导致人们思想混乱，不知所措。
比如莫言获得诺奖后，中国作家协会贺电称：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作家王蒙认为，莫言的获奖说明了中国当代作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获得了世界的关注。铁凝也认为，莫言获奖，对今后的中国文学引起国际上更多读者的关注、研究、了解和兴趣，以及中外文学交流，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国家领导人李长春也致信中国作家协会，对莫言获奖表示祝贺，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由此可见，不论是文学界还是国家层面，对莫言获得诺奖都是持肯定态度的，都一致认为莫言获得诺奖对中国文学的繁荣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是有贡献的。
可是现在，不知何时网络掀起了批评莫言的浪潮，从莫言的获奖感言捡麦穗的故事中解读出莫言抹黑祖国的信息，而且还从莫言的其他作品中解读出莫言控诉社会主义的信息，因此引起爱国网友们的极大愤怒。
但是令公众茫然不知所措的是，先是肯定，现在又否定，到底谁对谁错呢，公众应当相信谁呢？是相信国家层面对莫言的肯定呢？还是相信网络大V对莫言的否定呢？
第二，在第二范围用政治标准进行文艺批评，为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络织成罪提供了机会。
在中国古代也有用政治标准在第二范围进行文艺批评的例子，这就是从统治者的角度解读文人的一两句诗，从中发现反朝廷的信息，并以此定罪。
雍正时，徐骏的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本来是两句平凡的诗句，可是雍正认为是污蔑大清不知诗书，于是下令将徐骏处死。
乾隆时内阁学士胡中藻的诗里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乾隆帝看后认为，胡中藻是有意把“浊”字放在“清”字前面，攻击大清王朝混浊腐朽。于是胡中藻及家族中16岁以上的人全部被处死，他的老师、朋友也遭迫害。
雍正时，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题“维民所止”，被人告发，认为“维止”二字，是影射去雍正首级。结果查嗣庭被查办，死于狱中，其尸被戮，他的亲属有的被斩，有的流放。
徐述夔生前著有《一柱楼诗集》，他死后15年，被仇家吿发，认为《一柱楼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到清都”等诗句，为“非常悖逆之词”。结果徐述夔、徐怀祖父子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述夔的两个孙子被斩首，家产充公，徐家其他人等被判为奴；徐述夔的两个学生也受到牵连被斩首。其他受牵连的人及“办案不力”的大小官员也都受到了重罚。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古代可以从文人的一两句诗中解读出反朝廷，而现在的一些网络大V，可以从捡麦穗的故事中解读出抹黑祖国，可以从一颗糖中解读出美化日本侵略，司马南可以从《悬崖之上》中解读出殖民地思维，等等。不可否认，这种解读都具有一定的逻辑自洽性。正因为此，它才可以堂而皇之大行其道。究其实，只不过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络织成罪而已。它是在第二范围用政治标准进行文艺批评的必然结果。
第三，在第二范围用政治标准进行文艺批评，有可能使文革中的文艺悲剧重演。
范围论对文革中文艺遭受破坏的现象作了研究，结论是：文革中文艺之所以遭受破坏，是因为把属于第一范围的文艺理论即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超出范围，在第二范围指导文艺创作和展开文艺批评的结果。
在文革中有许多文学作品被说成是大毒草而受到批判，有许多作家遭受批斗，甚至有的作家不忍其辱而自杀，这种文艺悲剧，正是在第二范围用政治标准进行文艺批评的结果。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正确的，在第二范围指导文艺创作和展开文艺批评的目的也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但其结果却恰恰相反。这就是将第一范围的政治标准，超出范围在第二范围指导文艺创作和展开文艺批评的必然结果。政治标准没有错，但它仅仅只适用于第一范围，无处不适用无处不正确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历史的教训我们不可不铭记！
文革中的文艺悲剧就是典型的超范围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说明了什么呢？
它说明，我们观察的对象都是由两个以上的部分构成的整体，具有整体性。而我们人类的眼睛只能观察到部分，而无法观察到整体。文艺也具有整体性，我们对文艺的观察也只能观察到部分而无法观察到整体。因此，司马南是把属于第二范围的文艺的《悬崖之上》，放在第一范围解读的。这种观察文艺看待文艺的思维模式是错误的，他把第一范围的文艺和第二范围的文艺混为一谈，把文艺看作一个平面而不是一个整体。
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而也具有整体性。
比如一座纪念碑，它就是由不同的部分构成的整体，具有整体性。文艺就如同这座纪念碑一样，如果把第一范围的文艺比作纪念碑的正面，那么第二范围的文艺就如同纪念碑的反面。
看见正面时看不见反面，看见反面时看不见正面，同观察纪念碑的情形一样，站在第一范围看到的只是第一范围的文艺，而看不到第二范围的文艺。司马南等网络大V，是站第一范围观察第二范围的文艺，是戴着政治标准的有色眼镜观察解读《悬崖之上》的。
阶级性是第一范围的文艺特征，没有阶级性是第二范围的文艺特征。因此，这两种文艺是矛盾的，用政治标准进行文艺批评，必然是对第二范围文艺的彻底否定。
文学的特征在于追求完美，也正因为此，文学艺术家总是关注社会的黑暗面。正如莫言所说，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而是应该暴露黑暗。就是为了引起社会的关注而改造社会，使社会更加趋于美好。马斯洛认为，人性的特征在于不断产生新的欲望，当一种愿望满足后，就会产生新的欲望。表现在文学上的特征就是追求完美无止境。比如文革结束后，右派摘帽知识分子获得新生，按理说文学艺术应该表现知识分子的感激之情才是，然而恰恰相反，却是个人伤感情绪的宣泄，这就是伤痕文学。因此，虽然我们社会主义制度非常好，但文学艺术家关注的仍然是社会的黑暗面。这是第二范围的文艺不同于第一范围的文艺的地方。
第二范围的文艺是用一种尊重人、关怀人、把人当做人的态度，去观察人描写人的。因此衡量的标准是人道主义。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阿Q、孔乙己在现实社会中倍受人歧视、压迫和践踏，但鲁迅却对他们倾注了无限的同情和关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就是用一种尊重人、关怀人、把人当做人的态度，去观察人描写人的。正如钱谷融所说，伟大的作家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就目前而言，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使社会各阶层达到满意。因此，第二范围的文艺在表现社会下层生活场景中，不可不能不触及到社会制度层面，正如莫言讲述捡麦穗的故事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社会主义集体制一样，如果以此断定莫言抹黑祖国，实在有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之嫌。以政治标准进行文艺批评，极容易从中解读出控诉社会制度方面的信息。因此一个作家，写了那么厚的书，说了那么多的话，你要戴着政治标准的有色眼镜去找错，何愁找不到？中国的文字是多意性，由它描写的场景也具有多意性，就看你站在怎样的角度去解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正因为此，我认为司马南等网络大V 对张艺谋导演的《悬崖之上》的解读，是一个危险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