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杀妻案”并没有被当庭宣判，但是在预见性的结果里，“重判”许国利应该没什么太大异议，即便他的家属提出“为了孩子希望可以不判死刑”。可事实上，从案情性质被锁定为杀妻碎尸后，人们的焦点就转向对杀人动机的追问，因为包括家属在内的所有人都很惊诧，他为何那么残忍：“不仅杀人还碎尸。”
然而当许国利在庭审环节正式提到杀人动机时，除却他自己情绪崩溃，旁听者也被再次惊诧到，他供述与妻子的矛盾主要是日常生活的琐事，比如房子和钱，以及对小女儿的教育问题。不过仅凭这些讲述，似乎还看不出太多端倪。
可是当媒体释出来惠利与许国利二人分别有过一段婚姻，并且各自都在先前的家庭中育有孩子时，“房子和钱”的小矛盾就显得不再友好。之所以这样讲，并非说重组家庭一定就不幸福，而是当重组家庭中的经济关系和先前家庭中的经济关系存在勾连时，很容易生出罅隙。
从这个层面上看来惠利与许国利就“小女儿教育问题”的分歧，应该也是被“房子和钱”放大的矛盾。不过据媒体报道，在庭审过程中许国利泪诉：“自己爱妻子，也恨妻子，即便后悔两个字已经没有用，但除却后悔，我没有其他的字可说。”
要知道，从案情定性为“杀妻碎尸”后，就注定杀人动机只会被审视，根本不存在反转的可能性。这使得许国利即便想通过申请精神鉴定回避“重判”，也就变得更为不可能，并且这只会让人们觉得他的后悔不够真诚。
就如曾接受许国利家属委托，后被解除委托的律师所说，当初之所以打算为许国利辩护，是因为这类公众聚焦的案件，更需要有律师介入，然后才能达到控辩的平衡，但是许国利的作案手段残忍，引发轰动的社会效应，很可能被判处死刑。
因此以“重判”为基底审视许国利的“爱妻子也恨妻子”，其实更多的情绪延伸是指向“自我悔恨”的，因为从媒体的庭审实录中看，许国利和来惠利属于“初恋重逢”，所以感情基础确实是有的，只不过在进入婚姻生活后变质了。
不得不承认生活是琐碎的，凌乱的，矛盾的，那些在爱与恨边缘上徘徊的人们，如果可以重来，绝大多数是可以放下的，过去的，和解的。只可惜人生是单程的，没有后悔药，最多也只能是忏悔和赎罪。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许国利之所以不想过多谈论“碎尸”前后的细节及情绪，想必那是段漫长而维艰的时空。因为以人的尺度去审视，许国利不可能不恐惧，不可能不流泪，不可能不悔恨。但是屠刀落地，就意味着难再回头，即便他也徒劳的挣扎过。
另外家庭纷争触发的血案也并不在少数，但是杀妻又碎尸的案例却并不多见，从这个层面上看许国利的悔恨和他犯下的罪行，总让人觉得他不值得悲悯，并且就算有悲悯也是站在家庭悲剧层面，针对他抽象的人生而言，至于活生生的许国利，他只能是自作自受。
因为从公序良俗和人性是非来讲，杀妻已经够恶劣，再加上碎尸万段，真就没有什么可周旋的余地了。不过许国利申请精神鉴定回避重判，也应该不只是单纯的想回避严惩，也可能有照顾小女儿的渴求和考量。
但是庭审上已经驳回他的请求，理由是认为其预谋犯罪（杀人过程心思缜密），犯罪手段极其残忍，事后撒谎伪装，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且家族没有精神病史。从这个层面预料“重判”，也是八九不离十的。
不过在庭审实录中，许国利和来惠利共育的小女儿还是出具了谅解书。对于这个细节，很多人表示不理解，但是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讲，母亲被父亲杀死已经够悲惨，如果父亲最终也不能留于人世，就意味着她成为没有后盾的人。
当然这只是朴素的情感逻辑，至于法理该怎么判，并不是小女儿的谅解书就能左右的。但是作为这份谅解书的存在，也依然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对许国利，还是对小女儿。因为在未来的进程中，无论结果如何，当事人们都是需要走向和解与自洽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情理层面的大和解是更为重要的，毕竟悲剧的存在是不可能走向绝对弥合的，而生者只能依赖对人生和现实的善意达成情理平衡。就如许国利声泪俱下对小女儿说出的对不起一样，可能小女儿真正长大后也真的会有释怀的那一刻，但那远非一份谅解书可以去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