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印度卫生部8日披露的数据,印度较前一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40.1万例。这也是进入5月以来,印度单日新增病例第3次超过40万例,连续17天超过30万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更是首次突破40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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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疫情的危险之处

印度疫情的危险性在于,印度可能人口总量已经超过我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新冠病毒在印度这个人口最密集、卫生环境极差、生活习惯不健康的地方传播,会不断变异出新的危害性更大的新冠病毒,甚至有可能让现有世界各国已经研发出来的疫苗失效。全球各国也不可能一直把十几亿人口的印度人隔离在外,印度疫情波及世界并不是危言耸听。
对于印度来说,进行封城、居家隔离、尽可能减少户外活动已经是当务之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就不要再出口疫苗了,而应该大规模在国内进行疫苗接种。作为制药和疫苗生产大国,印度疫苗生产能力很强,这时候就不能为了多赚钱而出口。

截至今年3月,印度疫苗出口量排名全球第二,达5500万剂,仅次于中国。印度正由全球疫苗接种的“施援方”被迫转为“受援方”,形成对全球疫苗资源的“挤兑”。

二、印度变异病毒蔓延,现有疫苗有效性存疑

据《印度教徒报》网站5月6日报道,印度政府当地时间周三宣布,印度在27个邦共发现3532种令人担忧的新冠变异病毒,并补充说,鉴于目前感染病例激增,第三波疫情不可避免。

据央视采访,北大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系主任郑志杰称,非常担心印度会成为一个新的“病毒培养皿”,因为这次新的双突变毒株显然传染性更强、致死率更高。

世卫组织发布报告显示,有迹象表明,印度疫情正在蔓延到邻国:尼泊尔上周的病例增加137%;老挝一个月内新冠确诊增加200多倍;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医院重症监护室已达到或接近满员;泰国国内约98%的新增病例来自变异病毒。

而病毒还在向更远处传播。目前英国、法国、日本等至少17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印度首次发现的“双重突变”变异新冠病毒的感染病例。

印度变异病毒也已经进入我国。近日,有3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是从印度出发经重庆入境中国,他们身上携带的是印度流行变异病毒。4月29日,浙江新增11例确诊患者均从印度输入中国,令人防不胜防。5月3日,香港特区卫生防护中心通报一名感染变异病毒的28岁印籍女子。

现有新冠疫苗对印度变异病毒是否有效存疑。著名传染病专家、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医学教授贾德拉·卡皮拉博士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在印度德里一家医院内不治身亡。他去印度是为了照顾感染新冠病毒的亲人。

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在美国接种了两剂辉瑞公司研制的新冠疫苗。但在感染印度变异病毒后,经过近3周的治疗后,最终于4月28日不治身亡。卡皮拉博士的死亡让人们怀疑现有新冠疫苗对印度变异病毒的有效性。

三、印度经济受到重创

2020年印度GDP约2.62万亿美元,由于疫情影响,同比下降了7%,位于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之后,略微领先法国。

印度中央统计局预测,2020-2021财年该国GDP增速预计将萎缩8%。雪上加霜的是,受疫情影响,印度部分行业的订单无法及时生产,海外订单正逐渐流向那些能够高效率满足产能的国家。

印度纺织、原料药及疫苗等行业的出口贸易遭受了较大的冲击,这三大行业的订单已经流向中国。很多跨国公司在印度的生产也已经暂停。比如本田在印度的汽车厂、摩托车厂已经停产,驻印度员工已有一半以上回到日本。

四、印度可能因祸得福,在现代化改造上更进一步

印度是一个松散的国家,各邦自治权很高,莫迪政府的威望有限。这一点从印度常年的各种街头抗议活动中就能看出。印度还不能算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不能指望印度政府能很快控制住疫情。

首先,印度的语言不统一

印度长期没有全国统一的语言。虽然上层社会和大学里英语比较通行,但大部分普通人并不会英语。各邦存在很多地方性的土著语言。印度共有1652种语言和方言。其中使用人数超过百万的达33种。宪法规定了22种语言为联邦官方语言。

近年来,莫迪主导推行的印地语也还需要时间在全国普及。语言的分割,让这个国家并不像是一个大一统的现代化国家。

其次,印度的民主制度效率低下

印度虽然标榜民主制度,但国内腐败问题却非常严重。地方官员们做事非常没有效率。一件事情要拖很久才可能处理完成。

整个印度,上至政府,下至平民,都给人一种慢吞吞的感觉。如果有件事印度人告诉你5分钟就办好,你至少要等候半个钟头。几乎每一位去过印度的人都有过类似的感受,也难怪有一本书叫做《印度慢吞吞》。

第三,印度的种姓制度压抑了社会活力

印度的种姓制度严格限制了社会发展。不同种姓的人不仅不能通婚,在各处场合都有清晰的界限。高种姓人群对低种姓人群的践踏侮辱,让印度社会离现代化社会相去甚远。

虽然印度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在印度众多村庄,低种姓的人依旧过着最贫苦的生活,种姓歧视依旧或多或少存在于无数人的心中。很多印度人认为命运几乎被注定,他们对于生命也就没有了更高的追求,得过且过,即使自己磨磨蹭蹭,只要没有犯下宗教中的大戒,都期待来生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第四,印度经济结构失衡,失业严重

印度经济发展忽略了制造业,直接承接了欧美的服务业转移,带来了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印度能源短缺、基础设施落后、气候条件恶劣、劳动效率低下及生产力水平不高等因素也制约了印度发展制造业、走工业化道路。

印度和中国都是人口大国,只有制造业才能解决就业问题。但印度没有像中国一样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反而先去发展了IT外包等服务业转移。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印度的失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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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印度的宗教冲突,蕴藏着巨大危机

由于印度独立时,印度教与穆斯林的分裂和血腥冲突,导致印度社会至今仍然无法有效化解两大宗教力量的敌对。在外部,同样也是因为这一点,与巴基斯坦的长期战争对印度国力消耗很大。

不过,当年印度独立时,印度教徒把大部分穆斯林都赶到了巴基斯坦,却没想到现在印度的穆斯林人口已经超过2亿,高达印度人口的15%,已经快接近巴基斯坦的人口总量了。随着穆斯林人口数量的增长,印度未来都会成为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2019年12月印度通过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决定授予因“宗教迫害”来到印度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非法移民国民身份。但规定只有印度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拜火教和天主教徒才有资格获得合法身份,却唯独把穆斯林排除在外。这引发了印度穆斯林全国性的大规模骚乱。

建国时的印度就因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敌对,而分裂成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未来印度如果处理不好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关系,社会还是没法安定下来。同时印度教是印度第一大宗教。印度教在祭祀礼仪、道德戒律、修习实践、社会结构和制度方面有系统性的规定。这些规定很多与经济发展都有冲突,印度距离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六,印度式民主政治混乱而且浪费极大

印度其实去年已经基本控制住疫情,还得到了世卫组织和各界各国的肯定。为什么近期疫情突然失控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这其实和印度的选举政治关系很大。面临新一轮大选的印度,各种政治集会、拉票不断,莫迪的人民党更是在印度挨家挨户去拉票。

今年2月到3月,莫迪多次参加竞选活动,发表了数十次公开演讲。为了拉拢民心,他拒绝戴口罩,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的意思。在疫情开始恶化的3月份,莫迪政府还允许数百万基本不戴口罩的人参加5个邦的宗教节日和拥挤的政治集会。即便4月下旬疫情失控,莫迪也没有停止到各地拉票。对于莫迪来说,选举获胜显然优先级高于疫情。

印度的政治制度虽然脱胎于英美政治体制,但是却比英美选举混乱得多,也更花钱。英美都是两党制,选举更像是走过场,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华尔街的金融巨头、加州的科技巨头们在幕后基本决定了选举结果。即便出来一个特朗普这样的局外人瞎折腾,也能很快扼杀掉。而印度的选举就像是马拉松一样,很难预料结果。

2019年的印度大选中,有35个政党参加角逐,大选花费超过70亿美元。印度政党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全国性政党,其纲领和政策着眼于全国,政治影响也遍及全国;另一类为邦一级政党,其纲领和政策着眼于某一邦,政治影响局限在个别邦。印度全国性的主要政党就有7个,这导致印度政局变数较多,即使莫迪,也很难掌控政局。

第七,印度中央政府对各邦控制力很弱

印度是一个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国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不强,各邦的自治权很大,各邦都有自己的关税和武装部队,能够独立颁布法律。

印度疫情之所以会失控,就是因为印度没法实行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中央政府政令到了地方无法落地。即便现在疫情如此严重,印度国内仍然大搞政治集会和宗教集会。而最终要控制住疫情,就必须改变原有的社会组织形态。

西方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在这次新冠疫情面前暴露出了重大缺陷,自由和生命谁更重要不言而喻。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印度,部分民众表现出来的过分自由、不受约束、反智主义都是来自于社会制度上的长期放纵。

在疫情之初,西方国家批评中国的封城、隔离等举措,但后期他们也不得不抄作业、学习我们的抗疫措施。而我们的抗疫措施背后凝聚着中国的集体主义智慧,他们在学习中国抗疫经验的同时,也等于经过了一次集体主义、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思想改造。这种改造对印度这样的国家有特殊的意义。

疫情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印度完成现代化改造。印度实际上一直都是一盘散沙的,在历史上印度也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二战后脱离英国独立出来才开始有现代国家的雏形。莫迪政府对印度的现代化改造远没有成功。

但要结束这场新冠疫情,印度中央政府必须获得足够的权利来加强对地方各邦的控制,印度也要在公共卫生、生活习惯、选举集会、节日活动组织上做出重大改变。或许这种大的危机能让印度因祸得福,加速现代化改造,向现代国家迈进一大步。

上林院:杨飞,经济学博士,高校教师,深度观察产业经济与财经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