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董仲舒传》中有董仲舒的对策说：“春秋大一统，天地常通，古今之谊。”今师非道，人非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则为亡国一统，…臣愚以为，凡不在六艺之科中的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而《汉书·武帝纪》则将其概括为“废百家，废六经”，即所谓“废百家，独尊儒术”之源。
汉代统治者轰轰烈烈的尊孔崇儒之举，更多的是做表面文章而已，汲黯批评 汉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道出了这层奥秘。
从修辞学角度看，由董仲舒提出、班固命名的“罢黜百家”，作为“独尊儒术”的对立概念，具有相当的逻辑性。
一，些表述并不科学。
两汉“儒术”与百家同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陋见，并受秦始皇统一思想独尊一家、灭百家的影响，夸大了两汉时期诸子百家和儒学矛盾的差异性，忽视了矛盾的统一性。
在秦汉时期，各种流派频繁地进行着相互渗透，通过这种渗透，汉代儒学与诸子学逐渐失去了先秦时期儒学的原貌和单纯面貌，儒、非儒派的区别也逐渐缩小。
现在汉代儒术既然注入了诸子学术的血液，诸子学又吸取了儒学的养料，又相互融合，那么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也必然伴随着诸子百家之利，何来“罢黜”呢？
如果“罢黜”仅仅指先秦诸子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学术思想哪能一成不变？简言之，“罢黜百家”是不科学的。
二，不符合实际情况。
《汉书·武帝纪》中多据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绢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政，皆请皆罢”，认为武帝采取了计问的考试形式，凡举贤良者，一律罢黜，只取儒者，岂非「罢黜百家」。
事实上，汉武帝考取士子的方式很多，上书也是其中的一种，如“学长短纵横术”中的主父偃，对阴阳家有研究的严安以及“以辩情能属文”的终军都是通过上书被武帝召用的。
他们都是诸子学者，和策问考试武帝挑选经书，让儒生作答不同的是，问计上书是由诸生自己选题与答题，然后上书御前，武帝看准时机，召见时不免还有疑问和回应。假如说应试成为儒生入仕之路，那么其它考试形式(考官、荐士、讲道等)则为诸子学者打开了仕进之门，“百家”怎能完全“罢黜”？
皇帝用诏选诸子百家的次数也不少，而且历朝历代都有。自元光五年(前130年)至元封五年(前106年)，共六次。但召征儒生只有两次，不但次数少，历时也短得多，怎能说“罢黜百家”？
三，各派枢臣都是兼收并蓄，不会罢官。
汉武帝在位53年(公元前140年至前87年)，共任命丞相、御史大夫、副枢臣29人。而只有2位是儒生，从枢臣人数比例来看，儒家只是一小部分。
既然武帝任用大多数非儒士为枢臣，又怎么能解释为“罢黜百家”呢？
四，博采众长的人才观不能“罢黜百家”。
为了建功立业，汉武帝思贤若渴，广求贤才。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求茂才异等诏书最能体现武帝的用人思想。
诏以事功求贤为起点——“盖有功劳，必有善举。”将功绩置于人才之上，表明武帝求贤的目的在于立业，而立业必须罗致卓异才。
诏书上说用人要有豁达大度，不拘小节，体现了武帝不拘小节，不以权势为先的任贤致治思想。
自治州郡吏民中，有不少出身贫寒，只要他们具备将相之才，或不辱外交使命，便可破格提拔重用，而不用问其为儒生。
而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按照董仲舒的建议去执行。
就像《史记·龟策》中说的，严今上(武帝)即位，广开学问，悉延百端之学，通一技之长，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无所阿私”，总结出汉武帝对“百端之学”的宽容，并非罢黜。
董仲舒主张思想统一，他的贡献在于以孔子之名，以《春秋》之名，将战国以来诸子百家学说融为一体。
汉代儒学经过他的改造，已经不是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学了。同理，汉武帝以尊儒为主，而以尊自己为本质，即尊皇。
实际上却是用儒家“尊君卑臣”理论来缘饰他的“法治”，儒学只不过是他“内法”的最好外衣而已。当时的儒家只能坐而论道，实际政务则操在法家手里。
但他统一了思想，有利于加强专制制度，有利于国家统一。
经过融合的汉代儒学显然同原始儒学不同。以义利观为例，原始儒学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的，孔孟重义轻利，就是重道德说教，轻物质利益，当然是不对的。
法家重视功利效用，墨家讲究物质生产，道家注重个人享受，他们都讲利。汉武帝把法、墨、道诸家的重利说，援入儒学之中，改变原始儒学的义利对立说为汉代儒学的义利统一说。
政治上的推恩令，经济上的算缗告缗、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无不如此。就是对边疆的开拓，武帝也以义利统一的思想作为指导,终于取得了抗击匈奴战争的胜利。
这些与耻言功利的原始儒学都是格格不入的。可见，汉武帝“独尊儒术”云云，仅是尊崇汉代儒学罢了。
观看汉武帝“不终于崇儒”的原因，还与其排挤窦太后势力，建立稳固统治有关。
任命赵缜为副相，是武帝不甘窦太后把持的一招，但最终失败，说明了窦太后的权力之大，连武帝都无可奈何。
直到五年后窦太后去世，忠于窦氏的朝臣们失去了靠山，武帝才得以“独尊儒术”。
这次皇室内部的争权运动，披上了学派争权的外衣；既然窦太后是通过以道黜儒来巩固自己的权力，那么汉武帝则是通过以儒黜道来巩固权力，在这里，政治利益比学术高。
所谓“独尊儒术”，就是找出中意之人，用之去取外家之力，一旦班师之事完成，学术之高低、流派之高低，都不那么热烈，这也是汉武帝“崇儒”在前几年显赫的原因。兹后大儒与诸子学相辅相成的苗头。
《独尊儒术》这首新歌当然不会一直唱下去，王夫之所称汉武帝“不终于崇儒”的道理也就在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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